乾隆對官民思想文化的控管，大致上可以從兩方面而論：一方面他消極地以文 字獄、禁書來抑制人民的思想意識，對民間書籍之著作與流傳多所箝制；但另一方 面，他又積極推動漢文經學典籍的繙譯、刊行與出版事業，透過官方大量選刊、編 修書籍，向士民宣傳官方的意識型態。大體而言，乾隆朝官方所刊、所修之經學文 獻，可略歸納為下表：
30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58～59。
31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孫竟昊譯〈明清時期的國家圖書檢查與圖書貿易〉（《史林》，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 6 月），頁 90～104。
32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十庚子條。
表二、乾隆朝官方儒學文獻修纂、刊行一覽表
乾隆 西元 性質 文獻 事件
1 1736 編修 欽定三禮義疏 六月己卯，命纂《三禮義疏》，以鄂爾 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為三禮館 總裁，俾與《易》、《詩》、《書》、《春 秋》四經并垂永久。33
2 1737 刊行 日講春秋解義
（滿、漢文本）
雍正七年奉敕重訂，乾隆二年刊滿、
漢文本。34
4 1739 編修 欽定四書文 四月甲申，《欽定四書文》告成。此書 為方苞遵旨選錄明清二朝制義。35 6 1741 繙譯 御製繙譯四書 鄂爾泰等奉敕譯為滿文本36
12 1747 刊行 十三經注疏 以明萬曆北監本為底本，命鄂爾泰等 校閱，於乾隆四年起刊行
17 1754 刊行 欽定三禮義疏 乾隆元年六月命鄂爾泰等人編，至今 始命武英殿刊行
刊行 御製繙譯四書 刊行滿漢合璧本37
刊行 御纂詩義折中 傅恆等奉敕撰，武英殿刊行38 20 1755
刊行 御纂周易述義 傅恆等奉敕撰，武英殿刊行39 23 1758 刊行 御纂春秋直解 傅恆等奉敕撰，武英殿刊行40
25 1760 繙譯 御製繙譯書經集傳 敕譯蔡沈之《書集傳》刊行滿漢合璧 本41
33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條。
34 《日講春秋解義》（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經部第四二冊）頁 1~2。.
35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年四月甲申條。
36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9。
37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9。
38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內府刊欽定諸書」條，頁 458。
39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內府刊欽定諸書」條，頁 457。
40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內府刊欽定諸書」條，頁 458～459。
41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9。
30 1765 繙譯 御製繙譯周易 敕譯《周易》，命武英殿刊行刊行滿漢 合璧本42
33 1768 繙譯 御製繙譯詩經 敕譯《詩經》八卷，由武英殿刊行滿 漢合璧本43
37 1772 徵集 四庫全書 正月庚子，命徵集古今群書。乾隆三 十八年閏三月庚午，命劉統勛、紀昀 等人辦理四庫全書事務。44
48 1783 繙譯 御製繙譯禮記 敕譯《禮記》三十卷，由武英殿刊行 滿漢合璧本45
49 1784 繙譯 御製繙譯春秋 敕譯《春秋》六十四卷，由武英殿刊 行滿漢合璧本46
50 1785 編修 通志堂經解 重修徐乾學、納蘭性德校輯之《通志 堂經解》，乾隆命武英殿補刻。
從上表看來，在乾隆主政的六十年間，對於官方漢籍經典的刊行與編纂著力甚 深，成果也確實豐碩。他不僅將《詩經》、《春秋》、《四書》、《周易》、《書經》、《禮 記》等重新敕譯為滿文，並對既存的官方經注經解等書積極修補舊版及校正重刊。
對於舊經注的重校重刊工作，除了乾隆二年（1737）重刊雍正七年奉敕重修的《日 講春秋解義》之外，乾隆十二年（1747）也重新將已磨損的明代國子監《十三經注 疏》舊板修補重刊。乾隆五十年時（1785），又將康熙朝徐乾學與納蘭性德共同校輯 且由私人刊行（徐乾學謀雕版行世，納蘭性德請捐資經始）的《通志堂經解》47書 板重新校定重刊。除了繙譯漢文經籍，及刊行固有漢文經注經解之外，他也積極進 行編纂五經注疏的工作。從即位開始，即敕命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編纂《欽定三禮 義疏》，並陸續命令傅恆等人撰《御纂詩義折中》、《御纂周易述義》、《御纂春秋直解》
等經學注疏，對於經學典籍的編纂刊行十分積極。
乾隆何以要如此積極地編修、詮釋與刊行這些儒學經典？在乾隆親撰的〈重刻
42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9。
43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69。
44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庚午條。
45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70。
46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70。
47 劉德鴻〈滿漢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通志堂經解》述論〉（清史研究，1995 年 2 期），頁 20
～頁 31。
十三經序〉裡，自陳重新補刊《十三經注疏》的原因在於：
我朝列祖相承，右文稽古，皇祖聖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聖學，《五經》具 有成書，頒布海內。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其歲月經久，梨棗日就漫漶，爰 勅詞臣重加校正。48
據乾隆自言，他之所以積極進行文化出版事業，出於他「列祖相承，右文稽古」
的理想。至於重刊明監本《十三經注疏》一事，乾隆指出這是出於「我朝」「右文稽 古」的文教傳統。因此他下旨重新修補明監本的十三經舊版，並刊行流佈，以「嘉 與海內學者，篤志研經，敦重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昌」49。 在編纂《四庫全書》時，也下諭明言：「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 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50。
儘管乾隆一再強調「稽古右文」的理想，不過誠如前文所述，乾隆朝也是文網 最為嚴密、文字獄最為頻繁的時期。在看似「尊崇聖學」的官方出版活動背後，意 味著朝廷積極界入士人的學術活動與文教方向，以對士民間言論與思想加以嚴格的 控制。表面上看來，乾隆時期官方對於文化出版、編纂事業的積極參與，似乎極力 獎掖文教。但，無論是積極繙譯、編纂與刊行漢籍經注，或是嚴格查緝禁書，都反 映出官方積極介入民間學術、輿論的言論控制傾向。因此，乾隆時期所謂的「稽古 右文」政策，其實與禁書、文字獄政策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出於官方控制民間 言論心態下的產物。
或許從菁英儒學的角度看來，乾隆這些舉措，並未對他們思想意識造成太大的 影響。然而，這些舉措對於地方的庶民儒學普及教育應是影響甚鉅。它不僅限制了 士民的思想也使官方掌控了經學典籍的詮釋話語權，成為主導學術思想的主要力 量。雖然，不可諱言的是，這些對國家全體文化思想的極端控制，仍帶有壓制漢人
「攘夷」思想的成份，不過乾隆控制言論的動機與清初順、康、雍三朝畢竟仍是不 同的。清初三朝的言論控制，出於對漢人「攘夷」思想的防範，而乾隆時期對思想 言論的控制，卻是出於「尊王」意識下，對皇權的維護。二者在心態上還是有所區 隔。乾隆朝文教政策裡的這種「尊王」傾向，在這一時期的官方經學著作中非常鮮 明地呈顯出來，特別是在乾隆時官方編修的《御纂春秋直解》對《春秋》的經學詮
48 乾隆《御製文初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集部第二四０冊），卷十一，
〈重刻十三經序〉，頁 101～102：「我朝列祖相承，右文稽古，皇祖聖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聖學，
《五經》具有成書，頒布海內……歲月經久，梨棗日就漫漶，爰敕詞臣重加校正……不紊舊觀，刊 成善本……嘉與海內學者，篤志研經，敦重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昌。」
49 乾隆《御製文初集》，卷十一，〈重刻十三經序〉，頁 101～102。
50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聖諭一〉。
釋路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