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清初的遺民士人而言，《春秋》「尊王攘夷」成為士人政治期待的集體投射，
因此遺民詩文裡多有尊王滅虜的詩句。「尊王」既為《春秋》的核心內容，加上遺民 士人在現實的政治世界裡，亟需情感寄託，由此推論，顧炎武在詮釋《春秋》時頻 繁強調「尊王」之說以寄寓復興明室的情感，應是可以預期的。但令人意外的是，
無論《日知錄》或《左傳杜解補正》裡，對於「尊王」的相關論述並不多，敘述也 不如論「正朔」等其他條目詳盡。《日知錄》卷四「天王」條：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 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也。」117 顧炎武指出，之所以要在「王」前加「天」字，僅只是在春秋時期楚、吳、徐、越 等國「僭稱王」的情況下，不得不「加『天』以別之」，以「天王」一詞以表示周天 子的地位「無二尊」。
114 據周可真《顧炎武年譜》頁 400～401，此書後於次年辛亥年間（1671）刻成。
115 據周可真《顧炎武年譜》，頁 7。
116 沈嘉榮《顧炎武論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89、122、386。此書之出版，係 出於甘肅按察使張又南之資助。
117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天王〉條，頁 90。
顧炎武的「尊王」論述，又見於《日知錄》卷五「王貳于虢」條：「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
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118他雖肯定
「天王之尊」，也以此為「《春秋》之義」，但整體而言，在整本《日知錄》中論及《春 秋》的卷帙裡，與「尊王」概念相關的條目甚少，比較不容易由此論定顧炎武對「尊 王」的看法。
《左傳杜解補正》一書，雖然其性質在於增補與釐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但 透過比對顧炎武對杜預詮釋觀點的接受與修正，仍然可以看出顧炎武的《春秋》學 態度。不過，在《左傳杜解補正》中，論及「尊王」的篇幅也甚少。比較具體論及
「尊王」議題者，如卷上「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條下所說：「（杜預）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119「王師敗」則「不可書」，出於「為尊者諱」的考量。
平心而論，顧炎武論《春秋》「尊王」之條目，在《日知錄》與《左傳杜解補正》
之中並不多，論述內容也十分簡略。然而，「尊王」本是《春秋》的核心內容，而詮 釋者在詮釋時也必然會受到經典文本本身文義的制約，因此「尊王攘夷」一直是《春 秋》學的詮釋重心。何況從顧炎武的時代背景來看，強調「尊王」與「攘夷」之義，
應該是顧氏《春秋》學的詮釋重點。不過事實顯然並非如此。顧炎武《春秋》學似 乎無意對「尊王」思想多所著墨，對於「尊王」的態度遠不如對《春秋》中的其他 議題如「正朔」、「夷狄」等問題重視。這種詮釋偏好的變化，很可能與清初遺民政 治認同的鬆動、轉移，因而導致士人對君權與國家制度的進行反思的集體心態有關。
在本章的第三節裡，將會再針對此點作比較深入的探討。
（二）正朔：顧炎武《春秋》學之正朔論及其現實上的 政治認同意涵
「正朔」，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政權正統性」的意味。顧炎武《春秋》學詮釋中 對「正朔」的相關討論頗多，如《日知錄》卷四、卷五裡，論及「正朔」者即有卷 四之〈三正〉、〈王正月〉、〈謂一為元〉、〈改月〉諸條，可見《春秋》中的「正朔」
概念，是顧炎武十分關注的議題。在《日知錄》〈改月〉條中，便曾針對《春秋》中
118 顧炎武《日知錄》，卷五，〈王貳于虢〉條，頁 109。
119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上，頁 3。
「正朔」的名義加以考證，並對「三代改月」之事多所評述120。顧炎武之所以要如 此積極地論述「改月」，很可能與他順治六年〈1649〉在清廷「改正朔」時作〈元日
（已下屠維赤奮若）〉121批評滿洲改正朔的行為有關。《日知錄》卷四〈三正〉條，
探討奉正朔的政治意義：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其來尚矣。
〈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 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122
「杞用夏正，宋用殷正」。顧炎武指出，「正朔」並不只是意味著單純的曆日紀年，
它的使用事實上有著象徵政權治統延續、「統承先王」的儀式性意涵。所以他認為，
對於一國之正朔，應「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對於「正朔」的問題，在《日知錄》
卷四〈王正月〉中顧氏又再一次提及，《春秋》之所以要稱「王正月」，正因正朔有 統承先王、繼承政治統緒的象徵意涵，「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因 此必須稱為「王正月」，以別於「夏、殷」之正月，象徵治統之所承123。
重視「正朔」的象徵意義，藉著年號、正朔的選擇使用，以作為表達自己政治 立場的現象，在清初遺民士人之中十分普遍。王夫之、鄭成功、朱舜水與顧炎武等 人，都在清入關之初，延用南明諸帝之紀年，以象徵其在政治認同上的「統承先王」。 順治初，顧炎武沿用永曆年號、奉明正朔的態度，從他《春秋》學中「其于本國，
自用其先王之正朔」的說法來看，「正朔」對他而言意味著自我的政治認同。正因為
「正朔」概念涉及政治認同、以及治統承繼的正統性等問題，因此顧炎武對待「正 朔」的態度是嚴肅而重視的。如《日知錄》卷四〈謂一為元〉條：「正朔必自天子出。
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124他將「正朔」定位為「天子所出」，以正朔象徵治統的 傳承。
「正朔」，是顧炎武《春秋》學中頻繁而深入討論的問題，可知他明確意識到「定 正朔」這個行為的政治意義。然而，也正因他將「正朔」作為治統傳承的象徵，因
120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改月〉條，頁 89～90。
121 顧炎武《亭林詩集》，卷之一，頁 287～288。此詩刻本無，據原鈔本補。顧炎武在順治六年對清 廷改正朔一事，已在本章第二節之「一、顧炎武政治認同之轉變」中析論，此處便不再贅述。
122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三正〉條，頁 84。
123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王正月〉條，頁 87：「聖人作春秋，于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 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
竝無他義。……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於諸侯，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 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124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謂一為元〉條，頁 88。
此他的正朔論與他採行何種正朔，對他而言實際上意味著政治的認同與接受意涵。
顧炎武在順治初年，仍堅持奉明正朔；但在北遊之後，卻漸漸放棄明年號，而採用 清政權之年號、正朔，這樣的行為，或許也具有政治上的認同或接受清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