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遺民士人在尋繹「嚴華夷之防」的經典論據時，往往會援引《春秋》或《四 書》之說，以強化漢人的「攘夷」意識與政治認同，顧炎武、王夫之、曾靜、呂留 良諸人皆然。從雍正七年的曾靜案來看，這種方式確實有效的達到渲染「排滿」思 想的效果，也成功鼓動了士人的反清情緒。曾靜《知新錄》中，即援引《論語》典 故以論證聖人嘉許管仲能辨華夷：
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移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 恕之，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 界，為域中第一義，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150
曾靜《知新錄》將「華夷之分」凌越於「君臣之倫」上，認為華夷之別，遠勝 於政治上的君臣倫理。他以「華夷之分」為「域中第一義」，並舉管仲為例，認為管 仲棄公子糾之仇而奉桓公的行為雖堪稱「忘君事仇」，但因管仲能嚴守「華夷之分」， 因此孔子「恕之」。「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151，所以曾靜認為由夷狄所把持的朝 廷，漢人並沒有效忠的必要。
《知新錄》裡的華夷論述，比王夫之近乎種族主義的華夷論述更為極端。王夫 之至少猶以夷狄在仁、智上「愈於禽獸」152，而曾靜則以華夷之間為「人與物之分 界」，甚至主張：
中國人之詭譎反覆無恥無狀者，其行習原類夷狄，只是惡亦是人之惡，天經
150 《大義覺迷錄》，卷二，頁 302，引曾靜《知新錄》。
151 《大義覺迷錄》，卷二，頁 302，引曾靜《知新錄》。
152 王夫之《春秋家說》（收於《船山全書》第五冊，長沙：嶽麓書社，1993 年），頁 145～146，卷 上，〈莊公〉：「立人之道，仁智而已。仁顯乎禮，智貞乎義。故夫禽獸者，仁智之介然或存者有矣，
介然之仁弗能顯諸禮，介然之智弗能貞諸義，斯以為禽心。夷狄之仁，視禽廣大矣；夷狄之智，視 禽通明矣，亦唯不義無禮，無以愈於禽也，斯以為狄道。雖然，義以貞智，智以立事；事以備功，
功以免敗。是故狄之免於敗也，必有功矣。功必因智，智之俶叛於義，則亦以召敗而堕功，其功免 於敗，則其義猶參差遇之也。若夫介然之仁，不準諸禮，而亦有以動愚賤。故狄雖假義，終必棄禮，
棄禮以為功，是之謂狄。」。
地義，究竟不致掃滅。若是夷狄，他就無許多顧慮了，不管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153
《知新錄》認為夷狄不具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等倫理觀，完全將「中國
／夷狄」之分視為「人」與「物」之分。
正因曾靜及其他遺民士人習於引述儒學文獻典故以論證華夷意識凌越政治倫 理的觀點，而《春秋》也成為清初士人「排滿」思想的主要言論依據，因此雍正在 曾靜被拘執至京問供時，便不得不就「《春秋》大義」與曾靜詳細論辨。在「《春秋》
大義」的問題上，曾靜對呂留良的《春秋》評論十分推崇，認為呂留良真正掌握了
《春秋》大義」的思想核心：「《春秋》大義，未經先儒講討，有明三百年無一人深 悉其故，幸得東海夫子（按：即呂留良）秉持撐拄。」154他甚至認為，有明三百年 間無人真正觸及「《春秋》大義」的本質，唯有呂留良的「仁」即「尊攘」之說合於
《春秋》之義。因此，他由此推論出「《春秋》大義」也只是「尊周攘夷」： 彌天重犯（按：即曾靜）…………就正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所選本朝程 墨及大小題房書評，……而中間有論管仲九合一匡處，他人皆以為「仁」只 在不用兵車，而呂《評》大意獨謂「仁」在「尊攘」。彌天重犯遂類推一部《春 秋》也只是「尊周攘夷」。155
從清初的士人《春秋》學裡看來，遺民士人的《春秋》學詮釋重心確實重「攘 夷」甚於「尊王」。無論是王夫之、顧炎武，抑或是雍正時期的曾靜、呂留良，都出 現了在評述《春秋》時，將《春秋》學的核心內容的定位，由「尊王攘夷」轉向單 重「攘夷」的傾向。從曾靜「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一語看來，曾靜和大 多數的遺民一樣，認為「《春秋》大義」在「尊周攘夷」──特別是「攘夷」上。
清初遺民士人《春秋》學既以「攘夷」為其經學詮釋的重心，並成為遺民士人 藉以「排滿」的民族論述載體，這樣的經學詮釋路向對清廷而言，自然對建立清政 權的正統性有所威脅。因此，對於「《春秋》大義」的定位，究竟在「尊王」或是在
「攘夷」？便成為雍正在與曾靜針對經義進行論辯對話之時的核心問題。雍正認為，
遺民士人以「攘夷」來論斷「《春秋》大義」的詮釋路向，事實上只是這些遺民的個 人意見，並非《春秋》本意。《大義覺迷錄》中，他以相當多的篇幅來討論何為「《春 秋》大義」。面對曾靜「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的說法，雍正數度在與曾
153 《大義覺迷錄》，卷二，頁 310，引曾靜《知新錄》。
154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92，引曾靜《知新錄》。
155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92～293，引曾靜口供。
靜的對答中針對此點加以質問 ，並直斥「曾靜狂言，以『《春秋》大義』自居」 。 在《大義覺迷錄》裡，雍正對曾靜及遺民將「《春秋》大義」定位為「尊周攘夷」的 說法提出嚴正駁斥，並進一步將「《春秋》大義」的焦點由「尊攘」轉向「君臣父子 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上：
孔子成《春秋》，原為君臣父子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曾靜以亂臣賊子之心，託《春秋》以為說，與 孔子經文判然相背，無怪乎明三百年無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漢唐宋 以來之儒，亦無人能解也。惟逆賊呂留良兇悖成性，悍然無忌，與曾靜同一 亂賊之性，同一亂賊之見，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靜之惡逆大罪，肆詆朕躬，
已為自古亂臣賊子所罕見。而呂留良譸張狂吠，獲罪於聖祖，其罪萬死莫贖，
宜曾靜之服傾倒，以為千古卓議。可問曾靜，呂留良所說《春秋》大義，如 何昭然大白於天下？呂留良還是域中第一義人？還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158
雍正與遺民士人之間對「《春秋》大義」或《春秋》學詮釋重心問題的探討，
反映出清初官方與明遺民之間爭取「《春秋》大義」詮釋權的傾向。客觀地看來，曾 靜、呂留良案發生後，雍正所採取的應對方式，和遺民藉詮釋《春秋》以寄寓華夷 論述的方式是一致的。他透過對《春秋》文本的官方經學詮釋，批判遺民士人《春 秋》學中將「華夷之分」凌越於「君臣之倫」上的「攘夷」論述是「狎侮聖儒之教」，
並主張「《春秋》大義」並不如遺民士人所稱之「攘夷（尊周）」，而是在「君臣父子 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等「尊王」意識上。
《大義覺迷錄》中雍正將原本不利於清政權的《春秋》「攘夷」論述轉而詮釋 為對統治者有利的「君臣綱常」與「尊王」，並直斥曾靜、呂留良等人以夷夏之別論
「《春秋》大義」是出於叛逆與「僭王」的政治動機，不僅是「自古亂臣賊子所罕見」， 也有違於《春秋》經文本身懲戒「亂臣賊子」的本意，因此呂、曾堪稱「域中第一 叛逆之人」。清官方透過對「《春秋》大義」的重新定義，將《春秋》學的核心問題 由原本遺民士人的「華夷」論述，轉向官方所要強調的「君臣」論述，而遺民士人 與官方之間對「《春秋》大義」在「尊王」與「攘夷」之間的爭論拉扯，可說是這一 時期《春秋》學最重要的思想問題。
156《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92 引雍正問曾靜語：「旨意問你，書內云：『《春秋》大義，未經先儒 講討……』」又，卷一，頁 293，引雍正問曾靜語：「可問曾靜，呂留良所說《春秋》大義如何昭然 大白於天下？」
157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90。
158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9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