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幾點之外，《御纂春秋直解》中的「尊王」詮釋傾向也表現在全書對
「討賊之義」與忠君意識的詮釋偏好上。「討亂臣賊子」雖然是《春秋》的核心內容，
但《直解》對「討亂臣賊子」相關文本的重視、相關詮釋篇幅之多，出人意料。不 僅《孟子．滕文公下》「夫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語，在《直解》中被再 三引述，對於《春秋》中的纂逆之事，《直解》往往也以強烈的語氣嚴加批判。如：
隱公四年《經》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條，《公羊傳》只簡短記述「曷為以國 氏？當國也」，然而，《御纂春秋直解》卻言辭嚴厲，亟論其叛逆亂賊之罪：
弒逆大惡，聖人所不忍言。然而必書之者，定亂賊之罪名，欲以行天討而戒 萬世也。凡得其罪名者，書名；不得其名者，在當國者書國；眾，則書人；
公子之親，則書公子；世子則書世子；大夫書氏，不氏，因舊史也。既定亂 賊之罪名，且著其由來之異，蓋儆君父以自修，使隨事以慎其微也。88
《御纂春秋直解》不僅以弒逆為「大惡」，是「聖人所不忍言」，只因有「定亂 賊之罪名」的必要，因而「必書之」，「欲以行天討而戒萬世」。衛州吁纂逆，弒其主
86 《御纂春秋直解》，卷六，頁 112～113，文公五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條。
87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七，頁 500～501，文公五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條。
88 《御纂春秋直解》，卷一，頁 12。
君完一事，於同年九月，因州吁為衛人所殺而告終。《御纂春秋直解》在隱公四年九 月《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條下，作了這樣的評述：
州吁自立而斥其名，正其為賊也。稱人，眾辭也。殺之者石碏，而書人，明 非碏之私討，而人皆欲討，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曰：「稱人者，討賊之 辭」是也。定大惡之名，嚴黨賊之罪，予討賊之義，廣討賊之途，賊始無所 容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89
《御纂春秋直解》對於「亂臣賊子」表現出亟言力討的態度，並具體敘述討賊 之法，不僅要「定大惡之名」，還要「嚴黨賊之罪」、「予討賊之名」、「廣討賊之途」，
使「賊無所容」。由此可見，《直解》對於弒君叛逆之事，甚為看重。
至於如何「廣討賊之途」等問題，《御纂春秋直解》有頗多具體的陳述。如隱 公十一年《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條下，《直解》云：「討賊之義廣之於人，
而臣子之責尤重」90，認為誅亂討賊，是臣子不可逃避之責。又如桓公六年秋八月
「蔡人殺陳佗」條下指出，為了要讓叛逆纂弒之徒得到嚴懲，因此《直解》允許「不 擇人而討」，只要出於「討賊」，則「不必擇人」，藉此以「廣討賊之途」91。
另外，在「討賊」的目的與必要性方面，《御纂春秋直解》也多次提及「天討」
的概念。除了隱公四年《經》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條下「欲以行天討而戒 萬世」92外，在《經》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條中，《直解》也詳細說 明何為「天討」：
《春秋》繫王於天，明王道也。王以奉天為道，故命曰「天命」，討曰「天討」。
93
《直解》認為，《春秋》繫王於天，天子以奉天為道，應天命而生，因此為天 子討亂臣賊子之事，自然也是順應天命的表現。因此，《御纂春秋直解》將「討賊」
之事定義為「天討」，認為「討賊」亦是奉天而行，為「討亂臣賊子」一事尋繹形上
89 《御纂春秋直解》，卷一，頁 13。
90 《御纂春秋直解》，卷一，頁 20，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條。
91 《御纂春秋直解》，卷二，頁 27，桓公六年秋「蔡人殺陳佗」條：「蔡討陳之賊，可乎？不擇人而 討，廣討賊之途也。而陳之臣子不能討，其罪著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由於清初 三朝在建構滿洲統治中國的正統性時，往往以滿洲入關是為了明室弭平李闖，以懲李闖之叛逆為名，
因此此處《直解》指出為「廣討賊之途」可「不擇人而討」的說法，便帶著幾許為清軍入關自圓其 說的意味。
92 《御纂春秋直解》，卷一，頁 12。
93 《御纂春秋直卷》，卷三上，頁 40，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條。
的合理論據。對亂臣賊子「聲其罪而以賊討之」，其目的在於「所以尊君父、廣忠孝，
而絕惡逆也」94亦即忠君意識的反映，將討賊視為臣子所必為的責任。
《御纂春秋直解》這種藉著「討亂臣賊子」以「廣忠孝」、「尊君父」的詮釋傾 向，是乾隆朝獎掖「忠君」意識的文教政策中的一個環節。除了在《御纂春秋直解》
中宣揚「廣忠孝」與忠君意識，在乾隆三十年至乾隆四十年間也推動許多獎掖「忠 君」思想的文化政策。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月，下旨將關羽加封為「忠義神武 靈知關聖大帝」，並藉著編修《四庫全書》之時，表彰關羽：
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從前世祖章皇帝（順治）曾降諭旨，
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知」二字，
用示尊崇。……今當抄錄《四庫全書》，……所有志內關帝之論，應改為「忠 義」，……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95
以關羽「力扶炎漢，志節凜然」而表彰其對於漢室的忠誠與志節，甚至下諭命令在 抄錄《四庫全書》時，「所有志內關帝之論，應改為『忠義』」，且命令此諭旨必須「刊 載傳末，用垂久遠」。
除了以「忠義」表彰關羽之外，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之間，也開始 進行一連串表彰明末「殉節諸臣」的舉措。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下旨命大學士、九 卿議予明末「殉節諸臣」謚典，在〈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中提及此舉用以
「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並推崇明季殉節諸臣「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96 的忠君志節。相較於對「殉節諸臣」的推崇，次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
乾隆命國史館編〈貳臣傳〉，苛責明末「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畏死倖 生，靦顏降附」97的降清貳臣，批判他們為臣失德。
94 《御纂春秋直解》，卷三上，頁 46，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條。
95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聖諭十一〉。
96 乾隆《御製文二集》，卷七，頁 326，〈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
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 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謚，仰見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為亙古曠典。……時王旅徂征，自 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媿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 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案，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迹，己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 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允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
97 《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庚子條，諭稱：「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
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畏死倖生，靦顏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後以洪承疇、李永芳等人雖不 忠於明，但卻效忠清室，貢獻甚鉅，因此又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二十四日乙卯時命國史館 將〈貳臣傳〉分為甲乙兩編，將效忠清室且對清室有貢獻的洪承疇、李永芳等人與錢謙益、龔鼎孳 等「進退無據」之徒區隔開來，俾使「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
乾隆時期，官方對忠君行為的提倡與對清初貳臣評價的轉變，與當時君權意識 的高漲密不可分。乾隆朝官方經學詮釋中強調的「忠義」、「尊王」等詮釋路向，其 實也是官方提昇皇權的教化手段之一。《御纂春秋直解》「討亂臣賊子」以「廣忠孝」
的詮釋取向，一方面反映著乾隆朝皇權意識的提昇，但另一方面，它所傳達出的「忠 君」思想，又透過頒佈於各地官學所起的教化作用，進一步更加鞏固了君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