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節亦奚取」：顧炎武政治心態的轉變

清政權漸漸穩定後，顧炎武的政治認同漸漸鬆動，對清室的態度也從極力拒斥漸趨軟化。其中，顧炎武心態轉變的契機，可以從順治七年（1650）顧炎武三十八歲時，因避怨家而薙髮、與順治十二年（1655）被惡奴陸恩所誣而繫獄兩個事件來看。

先從清廷薙髮令的文化影響談起。服飾形式、禮義、制度等文化行為，是傳統華夷觀中藉以識別華夷之大別、並建構華夏認同的基本內容。堅守華夷之防，事實

出版，2000 年 8 月）第一章、周可真《顧炎武年譜》。

67 顧炎武《亭林詩集》，卷之一，頁 275。

68 轉引自周可真《顧炎武年譜》，頁 113。又，關於孫之獬之死，《研堂見聞雜錄》記云：「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凡中朝臣子，皆束髮頂進賢冠，為長袖大服，分為滿漢兩班。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薙髮迎降，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以其為漢人也，不受；歸漢班，

則漢以其為滿飾也，不容。于是羞憤上疏，大略謂：『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

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于是削髮令下，而中原之民，無不人人思挺螳臂，

拒蛙鬥，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靈，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貪慕富貴，一念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厔丁亥歲，山東有謝遷奮起，攻破州縣，入淄川城，首將之獬一家殺死，孫男四人，孫女孫婦三人，皆備極淫慘以斃，而之獬獨縛至十餘日，五毒備下，縫口支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爾，當其舉宗同盡，百口陵夷，恐聚十六州鐵鑄不成一錯也。」事又見《烈皇小識》，頁 268。

上即意味著堅守服飾形式、禮義、制度等文化行為。因此，在清初滿洲治理漢人的諸多政治舉措中，影響漢人政治與民族認同最大的舉措，首推「薙髮令」。

一開始，由於薙髮令的施行甚拂民願，為了籠絡漢人以鞏固政權，在順治元年

（1644）初入關時，清廷對漢人薙髮與否並不十分堅持⁶⁹。但次年（順治二年，1645），清政府便決意嚴格執行薙髮令。《多爾袞攝政日記》順治二年五月二十九日條：

大學士等入見戶部官啟事畢，王上曰：「近覽章奏，屢以剃頭一事，引禮樂制度為言，甚屬不倫。本朝何嘗無禮樂制度！今不遵本朝制度，必欲從明朝制度，是誠何心！若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猶自有理；若諄諄言禮樂制度，此不通之說。予一向憐愛群臣，聽其自便，不願剃頭者不強。今既紛紛如此說，便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大學士等啟言：「王上一向憐愛臣民，盡皆感仰，況指江南混一，還望王上寬容。」⁷⁰

多爾袞之所以開始萌生嚴格實施薙髮令的念頭，在於他意識到若使漢人維持「明朝制度」而不接受滿洲之「本朝禮樂制度」，便無法讓漢人認同「本朝制度」、認同清廷。因此同年六月，他便徹底執行薙髮令。《清史稿》卷四載：

(順治二年)六月……丙辰，諭南中文武軍民薙髮，不從者治以軍法。是月，

始諭直省限旬日薙髮如律令。⁷¹

傳統夷夏之辨的核心，在於服飾禮樂制度等華夷不同的文化表現。「薙髮」作為一種

「胡俗」，對士人而言，是視同「被髮左衽」般被異民族同化的行為。因此，薙髮令的實施，無法為士人所接受，並激起士人對漢文化的強烈危機感，甚至出現了多例為求不薙髮而自盡的極端行為，如馬純仁⁷²、蘇兆人⁷³、楊廷樞⁷⁴等。他們以身殉的方式，表明不願薙髮、變更服飾，以申明「保髮嚴夷夏」的立場，也有以出家為僧

69 《清實錄》順治元年（1644）五月二十四日辛亥，多爾袞諭兵部：「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令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便。」

70 多爾袞《多爾袞攝政日記》（收於《歷代日記叢鈔》，第十冊，北京：學苑出版社，2006 年），頁 5。

71 《清史稿》（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4，頁 96。

72 《弘光實錄鈔》，卷 4，頁 107。

73 《海東逸史》，卷 10，〈蘇兆人傳〉，頁 137。

74 《南疆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3 年），卷 17，〈義烈〉：「字維斗，吳縣人。為諸生，以氣節自任，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乙酉浙東遙授翰林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韜晦，改號復庵，丁亥四月吳勝兆反，為之運籌者乃廷樞之門人戴之俊也。事敗詞連廷樞，被執繫獄中，慨然曰：『予自幼讀書，慕文信國之為人，今日之事，素志也。』五月朔，大帥會鞫于吳江泗州寺，語不屈。巡撫重其名，命之蕹頭，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乃擁出至寺橋。臨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刃，首墮地，復曰：『死為大明鬼！』監刑者為之咋舌。乃禮而殯之。」

的方式，逃離薙髮的窘迫情況。無論身殉或出家，他們都以堅守服飾的形式，來傳達他們不願「用夷變夏」，及對華夷價值觀的堅持。

隨著清政權的統治日益穩定，遺民士人們這種不願屈就「胡俗」、不願用夷變夏的心態，也不得不迫於現實而日漸改變。顧炎武在順治二年薙髮令頒佈後，一直未薙髮、著漢服，以此堅守「華夷之大別」，「抱故國之戚，焦原毒浪，日無寧晷」⁷⁵。直到順治七年（1650）三十八歲時，他也不得不因「怨家欲陷之」⁷⁶而剪髮變衣冠，

扮為商賈以避難，並更名為「蔣山傭」⁷⁷。剪髮之時，他作〈剪髮〉詩以抒其志：

流轉吳會間，何地為吾土？登高望九州，極目皆榛莽。寒潮盪落日，雜魚蝦舞，飢烏晚未棲，弦月陰猶吐。晨上北固樓，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

改容作商賈。卻念五年來，守此良辛苦。畏途窮水陸，仇讎在門戶。故鄉不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歷關梁，又不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

毋為小人資，委肉投餓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⁷⁸

從詩中看來，剪髮固然是出於逃避怨家的需要，但在這一時期，他也的確開始產生

「一節亦奚取」的想法。當時薙髮令已實施數年，他「往往歷關梁，又不避城府」，

已然深刻感受到未薙髮在現實上之不便，因而重新思索為「得正」而留髮是否必要，

以及是否要守此「小節」而失「大義」的問題。

從「華夷之防」的角度來說，「薙髮」其實並非「小節」。畢竟就傳統華夷觀中探討「華夷之大別」時，幾乎都以漢文化與異文化、華與夷之間文化表現的差異而論。華夷文化行為的不同──服飾與禮儀制度──正是傳統「華夷之防」的核心內容。然而，顧炎武在〈剪髮〉詩裡顯然對「小節」與「大義」之間的定義已經發生轉變。當他開始思索此一問題，並以「小節」來對「薙髮」與「從胡俗」的行為自我解釋，以將自己改變服飾的行為合理化時，事實上也就意味著他在「嚴守夷夏之大別」的華夷思想上，已經有了鬆動的跡象。

剪髮之舉，對顧炎武「華夷之大防」心態與「抗清」政治情緒的鬆動有決定性

75 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朱鑄禹《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卷 12，〈亭林先生神道表〉，頁 227。

76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 12，〈亭林先生神道表〉，頁 227：「庚寅（1650）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賈，遊京口，又遊禾中。」

77 江藩《漢學師承記》（上海：上海書店，1983 年），卷八，〈顧炎武〉條：「庚寅，有怨家欲陷之，

偽作商賈，由嘉禾竄京口，遂之金陵，謁孝陵，變姓名為蔣山傭。」

78 顧炎武《亭林詩集》，卷之二，〈剪髮〉，頁 294。原鈔本此詩題為〈剪髮〉，刊本則改題作〈流轉〉。

的影響。其後，他的政治與華夷心態都漸趨軟化。另一件與他政治認同心態轉變有關的事件，則是在薙髮五年之後、順治十二年（1655）⁷⁹時，顧炎武遭家僕所陷而繫獄一事。事件始末，據全祖望〈亭林先生神道表〉所述：

顧氏有三世僕曰陸恩，見先生日出遊，家中落，叛投里豪。丁酉⁸⁰，先生四謁孝陵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數其罪，湛之水。僕婿復投里豪，以千金賄太守，求殺先生，不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為先生求救於牧齋（錢謙益）者，牧齋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

其人知先生必不可，而懼失牧齋之援，乃私自書一刺以與之。先生聞之，急索刺還不得，列揭於通衢以自白，牧齋亦笑曰：「寧人之卞也。」曲周路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洞庭之東山，識兵備使者，乃為愬之，

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陵，始東行，墾田於章丘之長白山下以自給。⁸¹

顧氏家僕陸恩背主之事，導因於顧炎武之先世與里人葉氏的財產糾紛，葉氏以千金賄陸恩，「使訐亭林通鄭成功事」⁸²。陸恩所訐之事，未必全為空穴來風。在順治二、

三年時，顧炎武嗣母王氏殉節之後，確實曾作〈李定自延平歸賚至御札〉詩一首：「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旌出漢關。萬里干戈傳御札，十行書字識天顏。身留絕塞援枹伍，夢在行朝執戟班。一聽綸言同感激，收京遙待翠華還」⁸³，對鄭成功意圖復興明室表達期待與肯定之情。陸恩之所以攻訐顧炎武與鄭成功之間有所往來，應是據此而論。

清軍初入關時，對南明諸王抱持復國的期待，是當時遺民士人的共同心態。而這種以復明之冀望為主題的詩文，也是清室初入關時遺民士人文學作品的主流。順治初年的顧炎武確實很推崇「滅虜尊王」的想法，甚至於很可能也實際參與了抗清活動⁸⁴。在當時的情境下，對遺民士人而言，這樣的舉措十分自然也頗為普遍。顧

79 此事件發生之時間，有順治 12 年乙未（1655）、順治 14 年丁酉（1657）二說：全祖望《鮚埼亭集》

卷 12〈亭林先生神道表〉以此事發生於順治十四年丁酉（1657），而嚴元照《鮚埼亭集注》則以此事發生於順治十二年乙未（1655）：「陸恩事在乙未，《詩集》可考。張《譜》亦繫於乙未，此繫之丁酉，非也。」據周可真《顧炎武年譜》所定，陸恩背主投葉氏，發生在順治九年（1652），而獄訟之

在文檔中從「滿漢」到「中西」：1644~1861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研究 (頁 56-62)

（二） 「小節亦奚取」 ：顧炎武政治心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