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遺民士人的《春秋》學重視「攘夷」之說，並有以「攘夷」為「尊王」前 提的詮釋傾向，認為「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98，「攘夷」是比「尊王」更重要 的核心價值。康、雍二朝的官方《春秋》學則傾向於稀釋《春秋》中的「攘夷」論 述，以遏止遺民士人藉《春秋》「攘夷」之說以宣傳「排滿」思想。但到了乾隆時期，
「攘夷」論述卻再次為官方所提倡。雖然《御纂春秋直解》仍延續康、雍官方《春 秋》學的「尊王」傳統，將「《春秋》大義」定位於「尊王」與「君臣之大倫」，但 對於「攘夷」問題，《直解》已一改過往官方淡化的態度，而開始重新闡述「攘夷」
之必要。
98 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合刊）》（台北：里仁書局，1985 年 2 月），下冊，《宋論》卷十〈高 宗〉，頁 184。
不過，《直解》在論及「攘夷」時，往往是附著在「尊王」的架構下，以「藉 攘夷以尊王」的角度來詮釋。如《經》莊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條，康熙時的《欽 定春秋傳說彙纂》對這種「攘夷」議題並未評述，而乾隆敕編《御纂春秋直解》卻 藉此亟稱齊桓公攘夷之功：
志狄禍也。春秋之世，戎先見，荊次之，狄又次之。戎亂曹魯、荊病蔡鄭、
狄禍邢衛，微齊桓，孰能匡之？99
《直解》對齊桓公攘夷之舉甚為嘉許，「微齊桓，孰能匡之？」相較於《欽定春秋傳 說彙纂》對此條不加評述的處理方式，《御纂春秋直解》顯然較為積極。雖然此處仍 是藉齊桓公之「攘夷」而論「尊王」、匡正王室的重要性，但面對《春秋》中的「攘 夷」論述，已不再如康、雍兩朝般避諱。在「藉攘夷以尊王」的詮釋架構下，《御纂 春秋直解》對桓公攘夷之稱譽，多圍繞在他「伐戎狄」、「固陳鄭」、「匡王室」之舉 上。也就是說，《直解》對桓公「攘夷」之舉的肯定，建構在其藉「攘夷」以「尊王」
上。
僖公四年，《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直解》云：
楚猾夏久矣。諸侯環視，莫敢誰何，獨齊奮而謀伐之，北威戎狄，南固陳鄭，
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其猷遠矣。100
雖然《御纂春秋直解》以「《春秋》大義」為「尊王」的定位仍未改變，但卻 也開始推崇「攘夷」之功，肯定「攘夷」有助於匡正王室與樹立王威。
顯然，乾隆時期官方所編纂的《御纂春秋直解》，已不再如清初官方《春秋》
學將「尊王」與「攘夷」視為兩個對立的觀點，並避諱「攘夷」問題，反而是將「攘 夷」作為「尊王」的手段，從匡正王室、樹立王威的君權意識角度，將「攘夷」論 述視為附著在「尊王」格局下的必要概念，成為《春秋》「尊王」思想及君權意識建 構的一部分。
由於《直解》將「攘夷」視為「尊王」意識下的附屬概念，因此在詮釋「攘夷」
議題時，幾乎都會將立論向「尊王」意識延展。如《經》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
99 《御纂春秋直解》，卷四，頁 66，莊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條。
100 《御纂春秋直解》，卷五上，僖公四年，頁 74，「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條。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條，《直解》云：
晉師之出以救鄭也，乃春被圍而夏末始至，則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故不 得書「救」。以晉及戰者，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書林父帥師主乎，
是戰者也。主之者，責之也。夫晉景嗣靈成之後，伯業不競，楚莊方強，晉 既無及於鄭，乃不量力而輕與之戰，林父不能節制其屬，又不能躬帥力戰，
楚師一乘，倉卒莫措，鼓於軍中，倡為奔北。書敗績，深罪林父也。城濮，
晉敗楚；邲，則楚敗晉。喜晉而惡楚者，外之也。外楚所以尊周也。101
晉荀林父帥軍與楚國在邲會戰，晉軍敗績。對此一事件，康熙時期的《欽定春秋傳 說彙纂》只引述各傳說法而並未另立案語評述102。然而《御纂春秋直解》則對此事 評述頗詳，並引述徐邈「內晉而外楚」之說，認為此處經文有「外楚」之意。《直解》
指出，《春秋》「外楚」的目的是為了「尊周」，因而將「別夷夏」視為「尊王」的表 現，將原本不利於清政權的的《春秋》「攘夷」思想轉而為維護「尊王」與君權意識 的附屬概念，並將原本的「尊周攘夷」的「攘夷狄」論述方向，過渡到「內晉外楚」
的「辨內外」上。以「內外」、「中外」等比較中性的、不具民族色彩的概念，來轉 移原本的「華夷」問題。《直解》這種以「內外」、「中外」等詮釋用語來置換《春秋》
原本的「華夷」概念，基本上仍延續了清初以來康、雍兩朝官方《春秋》學對「攘 夷」問題的詮釋基調。
整體而言，乾隆朝官方《御纂春秋直解》不再避談《春秋》之「攘夷」問題，
而將之視為「尊王」意識之附庸的詮釋路向，正反映出乾隆時期官方《春秋》學對 康熙、雍正兩朝官方《春秋》學的承繼與改變之處。從康、雍時期與乾隆時期面對
「攘夷」概念的不同詮釋方式看來，也意味著清官方滿洲統治者在自身文化認同上 的不同定位。康熙《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與雍正《大義覺迷錄》、《日講春秋解義》
在詮釋《春秋》時，傾向於以自我認知的「東夷」身分來看待「攘夷」論述，因而 往往在詮釋《春秋》攘夷文本時避談或轉移《春秋》中的華夷問題，並將「華／夷」
詮釋為文化論述等方式，強調華夷之身分可以透過文化行為而轉化，而其華夷論述 也是在「不拘執於華夷之別」、「泯華夷之分」的心態下加以陳述的。凡此種種，都 意味著他們對於自身「夷狄」身分的自覺。
然而，乾隆朝修纂刊佈的《御纂春秋直解》裡，卻不再避談《春秋》中的「攘
101 《御纂春秋直解》，卷七，頁 142，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
晉師敗績」條。
102 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一，頁 592～596，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條。
夷」問題，轉而將「攘夷」直接鑲嵌在「尊王」論述之下，論證藉「攘夷」以「尊 王」的必要性。這種詮釋傾向，與《大義覺迷錄》中以「攘夷」為「攘僭王之楚」
之說有些類似，二者都是將《春秋》「攘夷」問題的核心向「尊王」轉化103。雖然雍 正時期已出現此類言論，不過，康、雍時期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與《日講春秋 解義》在面對《春秋》學固有的「攘夷」觀時，多半仍以淡化或不加評述帶過。《御 纂春秋直解》顯然在《春秋》的「攘夷」問題上，比康、雍兩朝展現出更多的自信。
乾隆對「攘夷」問題的自信，與清代乾嘉時期滿洲統治者自身華夷身分認同的轉變 有關。關於此點，將在後文中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