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遺民士人《春秋》學在論及「夷夏之辨」時，往往以種族、地域作為華夷 之分界。如王夫之《春秋世論》便以「代、粵、海、磧」作為華夷地理上之分界，
認為華夷各有其活動地域，因而彼此都不宜強求而治之164。以地域論華夷的看法，
是清初遺民士人對夷夏分判的共識，這種共識同樣表現於曾靜的《知新錄》裡：「天 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陰陽合德者為人，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為夷狄」165、「中 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與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氣，轉遠與禽獸無異」166。遺 民傾向於以地域作為分判華夷的標準，以此申論《春秋》「攘夷」之說。這樣的華夷 論述，威脅滿洲政權統治「中土」的正統性。為了駁斥類似的觀點，雍正一方面指 出《春秋》、《論語》所「攘」之「夷」僅限楚國，將「攘夷」之原因轉移到「僭王」
上，使「攘夷」論述轉化為「尊王」論述；另一方面，他也極力駁斥清初遺民士人 以地域界定「中華」與「夷狄」的華夷意識。《大義覺迷錄》中所載的〈雍正上諭〉
裡，雍正即以實際的政治與疆域層面，批判中國傳統的夷夏論述：
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 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 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 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
164 王夫之《春秋世論》（收於《船山全書》第五冊（湖南：嶽麓書社，1993 年 1 月）），卷一，頁 390：
「王者不治夷狄，謂夫非所治者也。代之北，粵之南，海之東，磧之西，非所治也。故漢之涉幕北，
隋之越海東，敝已以強求于外，與王道舛而速禍。」。
165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86，引曾靜《知新錄》。
166 《大義覺迷錄》，卷二，頁 304，引曾靜《知新錄》。
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 華夷中外之分論哉！167
雍正先從政治層面來批判中國將「不向化」者斥為「夷狄」的傳統，認為這是在對 外政策上自限疆界。「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 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致使中國即使在一統之世，幅員也未能廣遠，無助於
「中華」之向外拓展。對於經學中華夷分論、「嚴華夷之防」的觀點，雍正基本上抱 持著否定與批判的心態。他認為正是這樣的心態，限制了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發展。《大 義覺迷錄》是從批判《春秋》華夷論述的角度來詮釋、理解《春秋》學的華夷論述 的。這一點，可說是雍正時期官方《春秋》學一項十分重要的思想特色。
除此之外，他也指出「華」與「夷」二者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華／夷」
之間的地域分界更會隨著歷代中華疆域的延展而擴張，許多過去被視為夷狄之地如 湖南、湖北、山西等地，今日早已不再被視為「夷狄」。「今日目為夷狄，可乎？」
雍正認為華夷中外之分論，不僅不利於中華文化疆域與政治疆域的擴張，同時也不 符合歷史事實。因此，他肯定清政權不強調華夷中外之分、不自限疆域的治邊政策 與對外政策，認為只有在不自限其「華夷中外之分」的狀況下，才得以使「中國之 疆土開拓廣遠」。也就是說，他的華夷論述，基本上是以「打破華夷之分」為基礎而 建立的，這使得官方《春秋》學的華夷論述與遺民士人的華夷論述在態度上有著本 質上的區別：遺民士人的華夷論述是以「嚴夷夏之防」、強調「華夷之分」的立場演 繹立論，而雍正則是以「泯華夷之分」的角度立言。
雍正一方面從歷史上指出「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疆域不斷擴大的事實，另一方 面，他也從政治現實的角度來探討中國不應強調華夷之分、更不應以地域論華夷，
藉以顛覆遺民士人以地域論「華／夷」的觀點。除此之外，他也積極在儒學經典中 尋繹夷狄亦可承繼中國之統的相關文本，作為建構滿洲統治中國合理性的論據。《大 義覺迷錄》載雍正上諭云：
在逆賊（呂留良）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 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 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168
「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之說，出於《孟子．離婁下》169。這一段文字，
167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62，雍正上諭。
168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60~261，雍正上諭。
169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也是康、雍、乾諸朝在面對華夷問題與滿洲政權正統性時，最常援引的儒學經典論 據。雍正在《大義覺迷錄》裡即反覆引述此語，以論證夷狄之人可繼承中國之統，
且亦絲毫無損於聖德。他藉此證成滿洲統治中國的合理性，並將「滿洲」視同「中 國之有籍貫」，認為「滿洲」只是出身地域的標記，人們不應因此而「妄生此疆彼界 之私」。
雍正並進一步指出，華夷有殊之說是出於呂留良等人因「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 中國之主」，因而「故為訕謗詆譏之說」。也就是說，雍正以「籍貫」不同的角度來 解釋「滿洲」之於「中國」的關係，並說明清初社會的滿漢衝突問題。雍正認為華
／夷二者之間本身並不存在著「此疆彼界」的地域之分，只是在呂留良等遺民士人 的刻意訕謗之下，華夷之間差異才被強調出來。他以此曉諭曾靜，致使曾靜最後也 改變了原本「中土得正而陰陽合德者為人，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為夷狄」170的看法。《大 義覺迷錄》載：
曾靜供：……豈知華夷之分，聖人原不在地上論。若以地論，則「舜生於諸 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將謂大舜與文王 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聖人，可乎？況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幾多行為 師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張子、陳良者，俱生於四裔之地，猶歷歷可數者 乎！……至皇上德化之盛，且曉得本朝之得統，全是仁義。171
這種「華夷之分，聖人原不在地上論」的觀點，是為了論證「本朝之得統，全是仁 義」的基礎上而被提出的。《大義覺迷錄》又載：
彌天重犯（按：即曾靜）……若以地而論，則陳良不得為豪傑，周子不得承 道統。律以《春秋》之義，亦將擯之乎？況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
其說載於《孟子》，更大昭著者也。172
從以上兩段《大義覺迷錄》所載錄的曾靜口供看來，雍正說服了曾靜，並推翻 遺民士人以地域論華夷的說法，認為「華夷之分，聖人原不在地上論」，最後更以舜、
文王、周子等人為例，證成即使出身於被視為夷狄的地域，但終究仍無礙於他們繼 承中國的治統與道統，藉此以證明外夷之人不僅能承繼道統、治統，亦可成聖，因
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170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86，引曾靜《知新錄》。
171 《大義覺迷錄》，卷二，頁 303，引曾靜口供。
172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93，引曾靜口供。
此雍正認為以地域論「華／夷之別」並不合適。
最後，在雍正對曾靜、呂留良案的長篇上諭裡，他也從政治現實的角度勸諭漢 人士民應正視政治現實，不宜再拘泥於華／夷之見，對於外國之君也應給予公正和 合理的評價：
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者，……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
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 善惡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為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 此，自必生奮勵之心。……倘故為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
將使中國之君以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國 入承大統之君以為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為善 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為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
173
雍正在此處指出，士人應以秉公紀實的態度來記述歷史，不宜以「攘挾私心」
的以民族立場來書寫歷史。他批判充滿民族立場的歷史書寫，認為史家如果對入承 大統之外國明君事跡的記載未能秉公持正，則將使「既生中國」的「中國之君」不 需致力於修德行仁也得「自享令名」，這必然將使得外國入承大統之君沒有「夙夜勵 精、勤求治理」的動機。他認為呂留良這種以民族立場評論政治的論點，終將導致
「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
不過，《大義覺迷錄》中雍正之所以會特別點明史論加以批判，主要在於遺民 士人除了藉《春秋》學中的華夷論述以申抒「攘夷」情緒之外，史論書寫也成為清 初遺民士人另一個發抒民族情緒的場域。如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或顧炎武
《日知錄》中對歷史事件的評述，都有這種藉評史以論華夷、議政事的傾向，雍正 七年（1729）時，陸生楠更因撰《通鑒論》藉評史以議時政，而身陷囹圄174。
雍正對曾靜、呂留良案，處置迅速卻影響深遠。他不僅嚴審呂留良之著作、銷 毀其書，又「戮留良尸」，還「誅毅中（呂留良之子）並鴻逵（嚴鴻逵）、在寬（沈
173 《大義覺迷錄》，卷一，頁 263～264，雍正上諭。
174 陸生楠撰《通鑒論》十七篇，順承郡王、振武將軍錫保以其「抗憤不平之語甚多」，顯係非議時 政，參奏。帝以其為廣西人，疑與謝濟世同黨。本日諭：「陸生楠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 深，奸惡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朕意 欲將陸生楠於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訕者之戒。」事見《上諭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