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前一小節所言，乾隆十二年（1747）時，乾隆在重刊明監本《十三經注疏》
的御製序文裡，重申自己將延續自聖祖仁皇帝康熙以「稽古右文」的政策方向，並 說明他重視《十三經注疏》的原因：「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昌。」51對傳 統士人而言，經學教育深化在士人與官僚的思想養成過成裡，經學成為他們共同的 思想背景，因此經義與儒術對於士人的養成甚為重要。重刊《十三經注疏》之舉，
對清廷而言有著重要意義。但，對統治者而言，什麼樣的「經義」才是「儒術之正」？
什麼樣的經學詮釋才堪稱為「明」？就是一件有必要仔細釐清的問題。
自雍正以來，清廷開始出現以「辨明經義」、「端正儒術」為名的文字獄。如：
雍正七年（1729）五、六月間所發生的謝濟世注《大學》案52，以及同一年（1729）
所發生的曾靜、呂留良案等等，都與「經義」有些相關。呂留良因解經批評時政而 獲罪，所撰《四書講義》也因而被銷毀；至於曾靜，則持《春秋》「攘夷」之論質疑 清廷統治中原的合理性，並以此勸說漢人將領岳鍾麒，導致雍正為此與曾靜論辯，
並積極闡明「《春秋》大義」。
雖然謝濟世與曾靜、呂留良這兩次事件，並不純粹因「妄論經義」、「毀謗程朱」
51 乾隆《御製文初集》，卷十一，〈重刻十三經序〉，頁 101～102。
52 但此案性質較為複雜，案主謝濟世曾於雍正四年（1726）因涉入黨爭案影響而發配至阿爾泰軍 ， 雍正七年時之所以被錫保參劾注《大學》毀謗程朱一事，從某個角度上來看應是黨爭的延續。錫保 雖以「毀謗程朱」的名義來參劾謝濟世，但雍正在針對此案的諭旨中卻是如此評述此案：「觀謝濟世 所注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以抒寓其怨 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飭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
（見《世宗實錄》，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辛丑條。時謝濟世於軍前效力，順承郡王、振武將軍錫保 參奏其「注釋《大學》，毀謗程朱。」）從雍正對謝濟世注《大學》案的評論看來，「毀謗程朱」固然 是謝濟世獲罪之因，但真正引起雍正不悅的，卻在於他藉注疏《大學》來妄議時政，「以抒寓其怨望 誹謗之私」。
而起。但，從雍正在定謝濟世、呂留良等人之罪時以「毀謗程朱」為罪名之一，以
6.黃明懿借講經之名以諷時事案（乾隆九年，1744，嚴察褫職） 。 從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來看，這些「妄論經義」的事件多半集中於乾隆十年（1745）
以前。對於這些「妄論經義」者的懲治，乾隆的處理方式顯然帶有宣示官方經學立 場的意味（銷毀、申飭或褫職），同時，他也藉此嚴厲申飭臣民之間「借經史以牽引 時事」的情況60。這種因「妄論經義」而起的文字獄，在乾隆十年之後漸漸消失。
主要原因即在於，清廷在乾隆十年至二十五年間，開始進行一連串重刊經注、御纂 經解的工作，明確建構出官方所規劃、定義的所謂「經義之正」。如：乾隆十二年（1747）
校訂重刊明監本十三經，並陸續敕命鄂爾泰編撰《欽定三禮義疏》（乾隆十七年，
1754）、敕命傅恆等修撰《御纂詩義折中》（乾隆二十年，1755）、《御纂周易述義》
（乾隆二十年，1755）以及《御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1748）等。
這一連串經注的出版與修纂政策，緊隨著乾隆執政前期對「妄論經義」的管制 腳步而來，再次印證了乾隆之所以積極進行官方經學詮釋著作的編修工作，並不僅 出於「稽古右文」的理想。從他對官民「妄論經義」的嚴格管制，及官方隨後頻繁 進行敕纂經注與刊行經籍的工作看來，清官方企圖透過這一連串「妄論經義」的事 件、與編修、刊行御定經解等政策，來「辨明經義」並「端正儒術」，以官方的觀點 來定義什麼是「經術之正」，建立官方經學正統性論述，進一步杜絕官僚士民之間藉
「解經」的形式以諷議政事的風氣。
無論是頻繁的文字獄，抑或是積極地編纂刊行經注，都顯示乾隆對經學的學風 趨向確實極為留心。他關注經學的原因，不僅出於學術上的經義討論，而是在於經 學的政治價值。乾隆二年，他在重刊《日講春秋解義》的序文中指出，《日講春秋解 義》一書涵攝「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61；而乾隆二十五年（1750），他也在殿試 的策文中也提及：「帝王心法、治法之要，莫備于經。」62乾隆從政治價值的角度來 看待經學，或許也說明了他為何會對「妄論經義」與建立官方經學正統詮釋的工作 如此積極。
乾隆二十三年（1748）所修纂的《御纂春秋直解》，正是在這種清廷政治上「明
59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二四，乾隆九年九月乙亥條，頁 885~889，翰林院編修黃明懿於進講時 諷諭本年北闈科場搜檢過嚴，帝以此亟論士風墮落士習日頹，並下諭嚴懲黃明懿：「若臣工有欲行陳 奏之事，自應明白直陳于君上之前，何得借講之名，以巧用其術！……今乃借進講經書，隱諷時事，
甚屬奸險詐偽者，著交部嚴察議處。」又見《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紀一〉，頁 380：「以翰林院 編修黃體明進呈講章，牽及搜檢太嚴，隱含諷刺，下部嚴議褫職。」
60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初四戊子，頁 324。
61 見《日講春秋解義‧序》（《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1986 年）），頁 2。
62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一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戊申，頁 876。
經義」、「正儒術」，建立官方經學正統論述的背景下產生。《御纂春秋直解》（以下簡 稱為「《直解》」）的御製序文中，明白揭示《直解》的撰著目的就在於「息諸說之紛 岐」：
《左氏》……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 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 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傅會臆斷往往 不免，承學之士宜何考衷也哉！我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範群言，
去取精當，麟經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命在館諸臣係系是 經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岐以翼傳，融諸傳之同 異以尊經。63
《御纂春秋直解》主張，歷來說《春秋》者之所以有紛歧，就在於傳統《春秋》
學的走向「去聖逾遠」、「去經義逾遠」。因此《直解》對於四傳（特別是胡安國《春 秋胡氏傳》）「齦齦聚訟，人自為師」的解經路向多所駁斥。
批判傳統《春秋》學（尤其是胡《傳》）未能據實言事，致使其詮釋路向「去 經義逾遠」，是清代官方《春秋》學的一貫態度。康熙在《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的序 言之中，便曾對《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妄談「筆削褒貶」
的「穿鑿」提出批判，認為「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64， 為清代《春秋》學奠下擺落四傳的詮釋基調。雍正時期重新修校的《日講春秋解義》
也繼承了這個觀點，對四傳不能「據事直書」加以批駁65。
雖然清初官方《春秋》學對四傳「妄論微言大義」、「以己意筆削褒貶」的批判，
出於他們對清初遺民士人《春秋》學藉以筆削以論「聖人之不與夷狄」的反動，但 擺落四傳、直指經義，卻成為清初官方《春秋》學的一貫主張。這樣的主張也延續 到乾隆時的官方《春秋》學詮釋上。乾隆在〈御製御纂春秋直解序〉裡，對《左氏》、
《公羊》、《穀梁》提出「去聖逾遠」、「傅會臆斷」的駁斥，這種觀點和《欽定春秋 傳說彙纂》與《日講春秋解義》的觀點如出一轍。除此之外，《直解》在《經》僖公 五年「鄭伯逃歸不盟條」條下，也提出治《春秋》當以經文為主、而不可廢經從傳
63 乾隆《御纂春秋直解．御製序》（《御纂春秋直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部第一百七十四冊，
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3。
64 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百七十三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聖祖仁皇帝御製春秋傳說彙纂序〉，頁 1。
65 關於《日講春秋直解》對四傳「筆削褒貶」的批判，詳細的論述請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的看法：「治《春秋》者，不廢經而從傳。」 乾隆認為，詮釋《春秋》應當「直指 經義」，而不應受傳注的誤導與束縛，更不應為求合傳而曲解經義。這也是他將此書 定名為「《春秋》直解」的原因。
然而，《御纂春秋直解》雖然繼承了《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以來，清代官方《春 秋》學批判四傳的詮釋共識，但，從康熙與乾隆對二書的御製序文看來，兩書的編 撰目的卻不盡相同。康熙在〈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序〉中批駁各家經注，但最後仍保 守地表示：「是書之輯，亦唯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
取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67由官方編纂、刊行且頒行官學的經學詮 釋，本身就有其官方的正統地位與教化意涵，這樣的學術著作，原本就有極大影響 力。不過從字面上看來，康熙似乎並沒有將此書的觀點作為《春秋》學「定論」或
「經義之正」的意圖，只謙虛地指出「擇言之當於理者」以供學者之「資」。然而，
乾隆對《御纂春秋直解》的態度卻全然不同。《御纂春秋直解》的御製〈序〉文中，
乾隆便直言此書撰著之意，在於「息諸說之紛岐」、「融諸傳之同異」，儼然有綰合各 家《春秋》學、並以《御纂春秋直解》之詮釋觀點為《春秋》「經義之正」的學術心 態。而乾隆朝官方經學「求經義之正」這種建立官方經學正統論述的企圖，也是康 熙朝官方經學與乾隆時期官方經學在修撰動機上的最大歧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