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
由於這篇論文主要所要探討的，是清代「華／夷」觀的變化，特別是由「華
／夷」（漢／滿）過渡到「中／西」這一段蛻變的過程。這一段過程，不僅涉及 詞彙使用上的轉變，也牽涉「中華」集體意識的形成。誠如本文一開始探討「華 夷」與「民族」時所說，「民族」概念之蔚為時尚，是十九世紀的近代文化現象。
在十九世紀以前，清代的民族意識，是以「華／夷」論述來表現。而近代的「民 族」概念，事實上是攀緣在清代華夷論述的思想基礎上而發展形成。十九世紀中 國近代的「民族」概念與清代的「華／夷」論述息息相關。因此，本論文的研究 時代斷限，主要設定於清代華夷論述如何由「漢／滿」走向「中／西」的過程，
以及在由傳統華夷論述過渡到民族論述的過程裡，「華夷」論述如何被民族論述 所取代上，因此，本文的討論將以清入關之初的順治元年（1644）至咸豐十一年
（1861）這一段時期為主。
之所以選擇以順治元年（1644）作為本文研究時代斷限的開端，是基於順治 元年，清軍入關後，正式開啟中原境內漢／滿文化衝突，明遺民與清官方之間的
「華／夷」論爭也於焉展開。這一時期，也確立了清初順、康、雍三朝《春秋》
學華夷詮釋以「漢／滿」問題為探討主軸的論述架構。
以咸豐十一年（1861）為本文研究時代範圍的底限，原因之一，在於「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在咸豐十年（1860）十二月成立，在外交舞台上正式宣告傳統「天 朝」時代的結束，而「萬國」世界觀由此展開。這也導致「民族國家」意識型態 的傳入與在中國內部的發酵。傳統「華／夷」觀也伴隨著「天朝」世界觀的沒落，
逐漸為新興起的「民族」概念所取代，一起在東亞的文化舞台上緩慢謝幕。另外，
這一年也是咸豐皇帝執政的最後一年。其後，便開始了同治、光緒清廷被迫門戶 洞開的晚清時期。
將本文研究斷限定於 1861 年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特別 是 1860 年代以後，總理衙門設立、洋務運動、百日維新等，中國在外力的強迫 之下終於進入了早期現代化。現代化的腳步在這一段時期迅速蔓延，在技術、經 濟、教育、政治、思想上，為社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新變局。因此自咸豐末年（1861）
至宣統遜國（1911），雖然在歷史的尺規上僅僅是五十年的時光，但晚清的這五 十年，卻是整個中國由近代走向現代的轉捩點。這一段時期，無論社會或學術背 景都相當複雜，與咸豐年間以前（～1861）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特別是在晚清 的《春秋》學詮釋上，往往與當時的政治創制、中西交流直接相關，如康有為的
《春秋董氏學》：
孔子作經，將為施行，故本為空言，猶必託之實事。若三統之制，更為周 遠。如建子為正月，白統，尚白，則朝服、首服、輿旗皆白。今泰西各國 從之；建丑為正月，俄羅斯、日本從之；明堂之制，三十六牖、七十二戶，
高嚴圓侈，或橢圓、或衡、或方。上圓下方，則為泰西宮室之制；衣長後 衽，則泰西律師服之，即以日分或中半、或平明、或雞鳴，今泰西以日午 為日分，亦在範圍之中，不獨建寅之時，行之二千年也。……國朝天青袿，
亦是尚黑，蓋亦《春秋》制也。樂親〈韶〉、〈舞〉，則孔子最尊堯舜，所 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為其揖讓而官天下也。
此則三統之後，猶為折衷者，惜其詳說不可見，而今即其略說，已見聖人 之範圍，無外由三統推之，四復、五復、九復，窮變通久，至萬千統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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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大陳改制之說，不僅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情勢結合，也藉 著解經以直接評議政治創制。包括康有為在內的晚清士人，也往往對西方充滿各 種異化的想像。甚至當時被視為開明之士的留學生，也都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如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即有「西人製造，愈出愈奇。美國新法，以紙製 造各物，令其堅實以代鋼鐵之用。火車之輪，聞亦以紙為之。又造貨廠一所，牆 壁屋瓦，以及樓板階梯，無不以紙代之。火不能燃，水不能入，耐久不穨，視磚 瓦之用為尤堅」28的荒誕記載。晚清的士人們，各自憑依著自己的想像，詮釋著
27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卷五，〈春秋改制．改制三統〉，
頁 11。
28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光緒十九年十月。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北京：中華
所謂的「西方」。康有為在《春秋董氏學》一書中對時事、對當時中西文化的論 述，多多少少也帶著這種詮釋習慣，而傳統的《春秋》學華夷論述也在這一時期 複雜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反映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過程裡極其錯綜複雜的樣 態。
由於晚清有著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與學術背景，加上《春秋》「尊王攘 夷」思想，在晚清洋務與海防政策的推動上，往往成為當時士人爭議的焦點29， 因此晚清《春秋》學華夷論述十分複雜，宜另外專篇專書論述，才較能對晚清時 期的《春秋》學華夷問題理出一個比較明晰的輪廓。因此本文基本上仍是以清代 前期與中期──亦即 1644～1861──的《春秋》學華夷論述為主，暫不擬論及 晚清時期的《春秋》學華夷問題。
從順治元年至咸豐十一年，正是中國「華／夷」概念發展、演變的重要時期。
因此，本文的研究時代斷限也將以此為主，尋繹清代前中期華夷觀演變與沒落的 脈絡。
書局，2000 年），第四冊，〈紙代鋼鐵〉條，頁 431～432。陳登原於引述薛福成《出使日記》文 後，評述云：「福成當日號為開明之士，其發為此言，又適秉海外使節，往來於英法之間，今乃 以絕不可能之事，津津然筆之於記，此可證明當時惟洋是阿，盲目崇拜之俗。」
29 如曾紀澤〈巴黎復陳俊臣中丞書〉（收於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二十一，治體九廣論）， 頁 6-1：「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 明，或鄙之為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匈奴、西域、吐蕃、
回紇；若尚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絜大耳。彼諸邦者，
咸自命為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城與島夷、社番、苗猺、獠猓。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 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禮義教化雖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
則雖僻在數萬里外之國，亦不能經行而無滯。弟愚以為辦洋務並非別有奧窔，遇事仍宜以吾華之 情理酌之理之。」曾紀澤雖不贊成以《春秋》「尊周攘夷」論來批判洋務，但從其〈巴黎復陳俊 臣中丞書〉看來，當時朝廷之中，應仍有為數不少的士人援據《春秋》「尊周攘夷」之論來批判 洋務。《春秋》「攘夷」論述對晚清政治、外交影響甚大，《皇朝經世文編》中所錄之相關書奏甚 多，此處不擬一一贅引，僅再舉譚嗣同〈報貝元徵書〉（收於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 中，通論），頁 67-2：「悲夫！會見中國所謂道德文章學問經濟聖賢名士，一齊化為洋奴而已矣。
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而猶妄援攘夷之說，妄攘距楊墨之說，妄援用夷變夏之說，妄援不貴異物 賤用物之說，妄援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之說，如死已至眉睫，猶曰我初無病，凡謂我病而 進藥者，皆異端也。大愚不靈，豈復有加於此者耶！且足下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戰者乎！西 人雖以商戰為國，然所以為戰者，即所以為商。以商為戰，足以滅人之國於無形，其計至巧而至 毒。今之策士，動曰防海，不知曲折逶迤三四萬里，如何防法！……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
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夏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