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無論就文字獄的性質、文獄犯案者的身分來看，清初順治、康熙、
雍正三朝文字獄的性質都與乾隆時期有別。清初文字獄基本上可視為清廷民族政策 中的一環；而乾隆朝的文字獄，雖然在抑制漢人批評時政、潛謀叛逆、犯諱大不敬、
收藏禁書等方面繼承清初三朝的文字獄傳統，但與此同時卻也開始將文字獄的整肅 對象範圍向外擴大至全體臣民。「文字之禁」不再只是管理漢人民族與政治意識的工 具，而是進一步控管全體官民輿論與思想的政治手段。
乾隆時期文字獄之興盛，與這一時期君權意識達到清入關以來的高峰有關。在
「尊王」意識發展到極致的狀況下，君主的威信與政策方向不容許質疑，管制士民 言論、書寫的政策趨向也由此而生。從乾隆朝文字獄看來，國家對人民思想言論的 控制，與清初相較，是更為普遍、深入的。
二、禁書
乾隆時期，除了「以文字罪人」、對言論的管制遠勝於康、雍兩朝之外，官方 在私人刻書、藏書上的具體管制，也比康、雍兩朝更為嚴苛。乾隆朝一百三十餘起
17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癸酉條。
18 《高宗實錄》，乾隆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戊子條。
19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二十年五月上，五月十七日壬寅條。
文字獄之中，有多起文字獄出於官方企圖對民間書籍的私刊、私藏與流傳進行管制：
1.乾隆六年（1741）謝濟世案。御史謝濟世私刊詆毀程朱之自著經注20。 2.乾隆二十二年（1757）彭家屏案。布政使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此實天地 鬼神所不容」，將彭家屏革職究審、嚴懲賜死21。
3.乾隆三十四年（1769）丁元甲案。武生丁元甲收藏《應劫經》，從審嚴議。
4.乾隆四十年（1775）高秉案。高秉家藏《皇明實記》、《喜逢春傳奇》等書，
後命令其銷毀。
5.乾隆四十一年（1776）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案。沈德潛將所輯《國朝 詩別裁》提請乾隆撰序文，乾隆讀畢後，以「集內將身事兩朝、有才無行之 錢謙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論」，曾將該書之原板一并銷毀。但「沈德潛身故後，
其門下無識者流又復潛行刷印，則大不可」，又命將書板銷毀查繳22。 6.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案，徐食田家藏其祖徐述夔《一柱樓詩》，因 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一語，徐述夔、徐懷祖父子戮屍梟示，
書板銷燬，其孫徐食田、徐食書斬監候23。
7.乾隆四十三年（1778）劉峨案，劉峨經營之裱褙鋪刷印《聖諱實錄》，以欲 使人知所避諱為名，書中卻將廟諱、御名依本字全體寫刻。帝命根究刊著之 人，按律治罪，並令各省一律查繳，運京銷毀。
8.乾隆四十六年（1781）吳碧峰案，黃梅縣人吳碧峰刊刻明末瞿罕所著《孝 經對問》、《體孝錄》，「廟諱、御名均未敬避，并狂吠等語句頗多」24，帝嚴 飭銷毀25。
從上述諸例看來，乾隆不僅對書寫者的文字用語、書籍內容本身加以禁制，對 於書籍的收藏、出版、流傳方面，也進行極嚴密的控管，甚至下諭明文禁止。如：
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曾針對《四庫全書》的編輯工作，制定出抽毀改易「違 礙悖逆」書籍的明確標準26；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時，又下諭各省督撫查繳天
20 謝濟世嘗於雍正七年撰學庸注疏詆毀程朱，當時己為雍正所嚴斥。至乾隆元年二月十六日庚辰，
謝濟世又上言請用自注《學庸》以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乾隆以為其妄行瀆奏，但從寬免究。
直至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丁亥，謝濟世將己著刊刻傳播，方治其罪，將書即行銷毀，毋得留存。
事見《高宗純皇帝實錄》、《清代文字獄檔》（上海：上海書店，2007 年 6 月），〈謝濟世著書案〉，頁 3～4。
21 事見《高宗實錄》，乾隆十八年四月下四月二十七日戊子，及乾隆十八年六月上，六月初六丙寅條。
22 《清代文字獄檔》，〈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案〉，頁 434～437。
23 《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甲申條。
24 〈湖廣總督舒常奏審擬吳碧峰等折〉（收於《清代文字獄檔》，〈吳碧峰刊刻《孝經對問》及《體孝 錄》案〉，頁 321）。
25 《清代文字獄檔》，〈吳碧峰刊刻《孝經對問》及《體孝錄》案〉，頁 319～322。
26 《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甲申條，諭云應抽毀改易者凡四：其一如錢謙益、金堡、
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等，以免淆惑人心27。除此之外，乾隆又分別在乾隆三十九 年（1774）與乾隆四十七年（1778）時，下旨重申官方應控管書籍出版、收藏與流 通，如果書籍中有違禁之語，不僅會對著作者加以懲治，對違禁書籍的出版、傳抄、
刊刻者，也都將予以治罪。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屈稔湞等俱不必治罪〉
的諭旨中提及：
朕屢經傳諭，凡有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其中如有詆毀本朝字 句，必應削板焚篇，杜遏邪說，勿始貽惑後世。然亦不過毀其書而止，并無 苛求。……若經此番誡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 即不能復為輕宥矣！28
由上述諭旨中可知，乾隆除了對有「詆毀本朝字句」的書籍進行「削板焚篇」
之外，甚至也懲治了「有心藏匿偽妄之書」的藏書者（而非著作者）。這意味著此時 官方對於言論的控制，不再只限於書籍中的「用語」與內容等方面，而是進一步對 書籍的出版與流通加以明文限制。此外，「禁書」政策的禁制對象也不僅限於漢人與 漢籍。官方往往以「影響滿洲舊習」作為禁制之理由，對滿人私行翻寫、刊刻的漢 籍進行管制。如：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二十九日壬午，便因《水滸傳》、《西廂 記》等小說內容無益於王教、誘人為惡，「於滿洲舊習所關甚重」，因此下旨查禁燒 毀所有「私行翻寫」的漢譯滿籍29。
乾隆對於已出版、流傳書籍的查禁十分嚴格，並對負責查繳禁書的各省督撫等 地方官員明訂查繳期限，甚至在發現禁書時亦責以連帶懲處。乾隆四十三年（1778）
十一月的諭旨中，乾隆對督撫申明：
以接奉此旨之日為始，予限二年實力查繳。并再明白宣諭，凡收藏違礙悖逆 之書，俱各及早呈繳，仍免治罪。至二年限滿，即毌庸再查。如限滿後仍有 隱匿存留違礙悖逆之書，一經發覺，必將收藏者從重治罪，不得復邀寬典，
屈大均等「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應概行毀棄；其二如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王允 成、葉向高等或為一代完人，或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
楊漣、左光斗、李應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光璐等直臣書集，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 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其三，匯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 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只 須刪去數卷，或刪去數，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其四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 人書之斥元，其悖于義理者，自當從刪。涉于詆詈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毀。
27 《高宗實錄》，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四丁未，帝於檢閱各省奏繳銷毀書籍時，見河南解到《天元玉 歷祥異賦》和《乾坤寶典》兩書，以此等書為淆惑人心，傳諭各省督撫一體查辦，解京銷毀，並命 查繳「天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
28 《清代文字獄檔》，〈屈大均詩文及雨花台衣冠塚案〉，頁 135～136。
29 《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十八年七月下，七月二十九日壬午條。
且惟于承辦之督撫是問。
乾隆不僅嚴格查緝書籍私刊、私藏、流傳，也降諭嚴定查繳禁書之期限，命令 各省督撫必須對書籍的出版與流通負責。如果發現「違礙悖逆之書」，督撫也必須連 帶懲處。這顯示官方對書籍的嚴密控制，由書寫者擴及到出版者、收藏者與作為監 督者的地方官員。地方官員查繳禁書壓力甚鉅，甚至在江蘇、安徽、河南、浙江等 地，還出現了地方官員刊刻《違礙書目》，以利查繳，避免漏失的情形30。卜正民
（Timothy Brook）在〈明清時期的國家圖書檢查與圖書貿易〉指出，從這些政策看 來，乾隆已意識到要監控人民的思想意識，除了懲治書寫者、燒毀私藏書籍之外，
必須明確地以律令來對圖書出版和發行的環節，亦即從圖書貿易的渠道來進行干預
31。
然而，儘管乾隆對於書籍出版的查禁與管制十分嚴格，不過他的管制範圍也只 限於已刊刻之書籍。他並無意進行書籍出版前的審閱工作，亦即無意建立一個在書 籍刊刻流通前先行審查的制度。乾隆四十三年（1778），湖廣總督三寶曾奏請嗣後有 欲刊刻書籍者，宜先送本籍教官，然後呈送學政核定，若私行刊刻，即無違礙字句，
亦令地方官嚴行禁毀。但這一則關於建立書籍出版審查制度的奏言，卻被乾隆迅速 否決：「竟似欲杜天下人刊書傳世之路，無此政體」32。因此，雖然乾隆時期審查禁 書甚為嚴格，但終乾隆一朝，卻始終未曾藉此以建立詳細的出版審查制度。由此看 來，他對書籍流通的禁制，只是出於加強對臣民的思想控制的目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