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君」的權威性失落，也只能解釋清初遺民士人《春秋》學中「尊王」
論述的沒落，並不足以解釋清初「攘夷」論述何以取代「尊王」而成為《春秋》學 的重心。那麼，「攘夷」之說何以在這一時期如此勃興？而《春秋》的夷夏論在這一 時期又是如何被詮釋？這個問題，同樣必須回歸到清初的歷史背景上來解釋。
清初滿洲政權統治的方式，和歷代異民族統治者十分不同。清政權不僅在政治 上統治了漢人，官方更有意識地以透過強制改變漢人服飾、禮制、官僚體系等文化 舉措，以「本朝」的「禮樂制度」來同化漢人，使人民在接受其政權統治的現實時，
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被其文化所同化，並藉此進一步扭轉漢人的政治認同而「歸順」
於清朝之統治139。然而，服飾、禮義、制度文化，是傳統夷夏之辨的最基本內容。
清廷這些強制性的同化舉措，對遺民士人而言，可說是「用夷變夏」，亦即遺民士人 所認為的文明程度較低的異文化同化了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文化，使他們深刻感受到 面臨著空前的民族文化失落危機。這使他們得以察覺，他們所面臨的並不僅僅是一 個政權上的改朝換代，而是民族文化覆亡或被改造的危機。因此，「攘夷」這一議題，
很自然地成為清初遺民士人的思考重心，因而導致他們或許可以不那麼介意政治認 同的游移，但卻十分在意漢文化不可被異文化同化、「用夷變夏」、「從胡俗」等民族 文化的存續問題。
隨著清政權日益穩定，以及懷柔高壓種種政治舉措，使得多數遺民士人的政治 認同在順治後期、康熙年間逐漸轉變。雖然他們還是在以「攘夷」論來鼓吹排滿以 反抗被異族同化，但多數遺民士人已漸漸接受了清政權。政治認同的轉變，勢必衝 擊明末以來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結合的意識型態，也衝擊了結合民族認同與政治認
139 多爾袞《多爾袞攝政日記》，頁 5。
同的「尊王攘夷」概念，這使得這些遺民士人們不得不調適自己原本民族與政治認 同結合的思想，將政治認同與民族認同分離出來，以對自己政治認同轉變、而卻依 舊主張「攘夷」以排滿的事實，為自我行為作一番合理化的解釋。但這同時也意味 著，對遺民士人而言，「攘夷」與堅守「華夷之防」，是比「復明」或「尊王」更為 重要的價值。清初遺民士人《春秋》學中「攘夷」取代「尊王」的詮釋重心轉向，
正反映了清初多數遺民士人身分認同的變化。顧炎武對明鄭態度的轉變，正反映了 這樣的一種趨勢。順治二、三年間，他在嗣母王氏殉節後作〈李定自延平歸賚至御 札〉詩：「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旌出漢關。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顏。
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一聽綸言同感激，收京遙待翠華還。」極力推 崇當時孤懸海外的明鄭政權，這本是明末清初遺民士人的共同心態。但在順治十二 年與陸恩纏訟事件後，他對明鄭的態度顯然有極大轉變，不僅在詩文中避談鄭氏，
甚至在康熙七年受姜元衡誣告黃培一案牽連時作〈與人書〉也極力「撇清」與「故 明廢臣與招群懷貳之輩」的關係140。對反清復明政治運動態度的轉變，也反映出顧 炎武對明室忠誠的消逝。
君主權威性的解構與「攘夷」論述的興起，使得這一時期春秋學的詮釋重心由
「尊王」向「攘夷」轉化。顧炎武《日知錄》、《左傳杜解補正》及王夫之的《春秋》
學，都反映出這種幾乎全以「嚴夷夏大防」為《春秋》學核心的詮釋方向。這種經 學詮釋重心的轉移，與清初這一特殊的歷史與學術背景密切相關，也因而導致這一 時期的《春秋》學，呈現出與前代截然不同的特質。如南宋胡安國之《春秋胡氏傳》， 由於受到南宋政局由北進轉為偏安的影響，雖重視「攘夷」，但在面對君權是否可以 旁落、兵權是否可以為「攘夷」而假於人的問題時，便表現出較猶豫的態度141。然 而，清初遺民士人《春秋》學在處理《春秋》「尊王」與「攘夷」之詮釋態度上，幾 乎都表現出一種忽略「尊王」而極端重視「攘夷」的詮釋路向，呈顯出與傳統《春 秋》學截然不同的面貌。
除了詮釋重心的轉化之外，在「華／夷」問題的性質與定義上、以及「華夷之 大別」的判準方面，清初遺民士人的《春秋》學也與傳統《春秋》學有很大的不同。
傳統《春秋》學傾向於將「華／夷」論的性質設定為文化議題，因此在論及「華夷 之大別」時也多傾向於以文化（或文明程度）作為判準，如胡安國《春秋胡氏傳》
140 見顧炎武《亭林佚文輯補》，〈與人書〉其一，頁 231～233
141 關於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強調「尊王」與「攘夷」並重的詮釋傾向，詳見本章第一節。
便認為華／夷之分野在於「禮」142，而非血緣或是地域。同時，胡安國也傾向於將 華／夷身分視為一種文化身分，可以透過文化行為的改變而更動，「中國而夷狄則夷 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華夷之間的界限在於文化，而非血緣 或地域。
但，清初遺民士人的《春秋》學，對於「華／夷之別」的性質則更為側重在血 緣或地域上。如果說傳統《春秋》學傾向於將「華／夷」視為一種文化論述，那麼 清初遺民士人的《春秋》學則是傾向於將「華／夷」定義為民族論述。從王夫之對 華／夷的判分標準來看，華／夷之間無論在血緣、地域、文化等方面都有明確定義，
他對「華／夷」的理解，顯然已經很接近於近代的「民族」定義了。至於顧炎武在
「華／夷」的定義問題上較為籠統，並不如王夫之般精確嚴謹，對異文化的態度也 遠比王夫之開放。但，他同樣抱持「戎夏不襍」、「戎狄入居必生事變」的看法，認 為異族若「習中土之風，安中國之美」，則有「窺中國之心」143。強調「華夷不襍」、
並以血緣或地域作為華／夷之間的主要分野或是極端重視「嚴夷夏之防」，都是清初 遺民士人對《春秋》華夷觀詮釋中的最大特色。
綜上所述，清初遺民士人的《春秋》學反映出「尊王」論述的沒落及極端的「攘 夷」論述，在「華夷」的定義方面，也一掃傳統春秋學以「禮」、文化作為華夷之界 限，轉而走向以血緣與地域作為分野，並藉著詮釋春秋「攘夷」之說以強化民族認 同的詮釋情況。傳統華夷論述的本身固然有其語意上的曖昧性，它既可理解為一種 文化認同，又可以被詮釋為一種近似民族認同的概念。但，從清初遺民士人《春秋》
學中的華夷論述來看，顯然較傾向於從「民族」的角度來解釋華夷問題。另一方面，
清初滿洲官方如何看待遺民士人華夷觀中的強烈「攘夷」論調？又如何面對《春秋》
經學文本中的「攘夷」意識與華夷問題？官方所編修刊行的《春秋》學經傳注釋中 的華夷觀，與遺民士人的《春秋》學著作的華夷觀相較，二者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 思想拉扯？這個部分，將在下一章仔細探討。
142 《胡氏春秋傳．大綱》引述二程之說：「《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又引韓愈
〈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詳見本章第一節
143 顧炎武《日知錄》，卷 29，〈徙戎〉條，頁 85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