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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當局有利，故買方民間只能就底標出價，最高提高到13倍還有人出更高的價錢購買，能 說民間欠缺資本？台灣民間之所以有錢投資大公企業與標購日產，應該與日本人資金轉移到 台灣人手中多少有些關係。民間傳聞當年有些台灣人股東，即運用這些錢出來創業，進而開 創出台灣經濟繁榮的說法，70也應當與此脫離不了關係。
三、台灣人缺乏設廠與投資資金？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當局財經官僚幾乎異口同聲的指稱台灣人缺乏資金。生管會主委尹 仲容曾於〈公營與民營問題之商榷〉一文中指出：「當時即令政府將應由私營之部份出賣，
私人亦無資力承購。」71當時陳炘籌組大公企業，即籌資5千萬元準備計畫經營日資民間工 廠；楊隆盛用不到3百萬標得日產展南後，隨即與吳火獅、林為恭等人增資到5千萬元，立 刻成立台灣經建公司，此兩公司為當時全台灣最大的公司。茶葉公會向長官公署陳情，希望 承辦接收的日產製茶工廠，而且還擬好承辦理由與經營辦法，豈能謂台灣人無資力承購？若 非陳儀當局拒絕讓茶葉公會經營日產茶廠，並且刻意刁難大公企業的營運，豈能義正詞嚴的 辯稱：「為免事業之經營中斷，政府不能不自己經營」？
曾任尹仲容助手的李國鼎在《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一書中亦指出：「由於日本所遺留 下的工業為政府所接收，一時無人承辦，為早日復原，不得不由政府繼續經營。」72當時大 公企業要承辦日產，但當局何曾給予機會？即使連唯一有機會標得的日產，日產處委會在決 定讓售原則時，則避免讓大公企業取得日產，李國鼎的說法適足以凸顯其認知有限的一面。
當時任職台灣糖業公司的潘鋕甲在《民營企業的發展》一書中同樣指出：「所有規模較大的 日資企業都歸國營或國省合營；規模不大的企業也因民間一時無力承受，祇能暫時歸屬於工 礦或農林屬下的幾個分公司管理。」73試問長官公署在將工礦及農林公司整編成官營事業前
清算委員會清算日產企業結果」與報紙公告標售底價而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統計 要覽》，第3期，1947年3月，頁138‐141。附錄1‐2「當局接收日產企業各批標售概況表（第1批至第40批）
」。
70 許雪姬、劉素芬與莊樹華訪問，丘慧君記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90。
71 尹仲容，〈公營與民營問題之商榷〉，《台灣經濟月刊》，第10卷第5期（1954年5月1日），頁3。該文並 未收錄尹仲容著《我對台灣經濟的看法》中，亦未見編入《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中。
72 李國鼎，《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61年），頁1。
73 潘鋕甲由此進一步推論指出：「台灣光復初期，民間資金、技術、人力貧乏已極，所以許多日本人遺留下 的工業，論性質原應屬民營，也祇好暫時由政府接管。」同樣也曾在台糖公司任職的葉萬安，異口同聲的 指出：「台灣光復後，由於民間資力薄弱，缺乏技術及管理人才，無力承擔該等企業，因此大部份為政府 所接受。」潘鋕甲，《民營企業的發展》（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12、46。葉萬安，
《二十年來之台灣經濟》（台北市：台灣銀行，1967年），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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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公告標售給民間呢？茶葉公會有意經營製茶工業，74何曾得到當局的允許？
類似此種台灣人缺乏資金的言論，充斥在財經官僚的著作中，尹仲容被譽為「台灣工業 發展之父」75，李國鼎甚且被尊稱為「台灣科技之父」。76從財經官僚提出民間缺乏資金的 說明中，其論述均與官營事業的經營範圍綁在一起。由此可以推知，欠缺資金的理由，無非 是要替當局何以經營異常龐大的官業提出一種合理的解釋。但仔細分析1946‐1947年逐漸型 塑出的龐大官業，當時民間並不欠缺資金，其運用資金有其流通管道。由於財經官僚不當的 解釋，型塑出戰後初期民間普遍缺乏資金的錯誤印象，實導因於財經官僚對民間企業的發展 所知有限，其相關言論嚴重誤導國人對戰後民營企業發展史的認知。
第三節 固定匯率與台幣改革 一、台幣與法幣的匯兌關係
台幣對法幣的匯率，可分為公務匯率與商業匯率兩種。1945年12月15日長官公署為便 利黨政軍機關各項經費的劃撥，77和來台的公教人員將錢匯回中國眷屬生活費的匯兌，暫訂 台幣兌換法幣的匯率為1比30。78由於當時交通與貿易尚未恢復正常狀態，兌換匯率係屬臨 時性質，對一般商業團體並不適用，也不開放民間兌換。79惟台灣急需拓展與恢復對中國的 貿易，對法幣需求旺盛，1946年6月4日台灣銀行委託華南銀行，暫時開辦台北與上海的匯 兌業務，匯率定為1比21，台灣民間對外貿易才從物物交易改為貨幣交易。80
74 本報訊，〈本省茶葉公會要求承辦接管茶業〉，《人民導報》，第115號（1946年4月28日），第2版。
75 朱開來，〈台灣工業發展之父：尹仲容死而未已（上）〉，《中外雜誌》，第42卷第3期=總247期（1987年 9月），頁49‐55。朱開來，〈台灣工業發展之父：尹仲容死而未已（下）〉，《中外雜誌》，第42卷第4期
=總248期（1987年10月），頁92‐99。
76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濟》（台北縣新店市：卓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頁284。
77 〈本省‧中央間，匯兌率暫行核定‐‐台幣一圓對法幣卅元，對民間則尚未欲施行〉，《民報》，第67號（
1945年12月15日），第1版。
78 長官公署秘書處統計室主任李植泉，當時在報紙為文說明匯兌比例的決策經過，原則上是根據「台灣與中 國物價指數」及「台幣在上海及福州的實際市價」決定的：一、以台北勞動階級台幣購買力與上海比較，
戰前台幣1元等於法幣42元6角；二、調查同期上海黑市台幣每元值法幣40元；三、福州商人收兌台幣暗市 為1比20。以上3個標準，最高為1比40以上，最低為1比20高低，相差甚大，為遷就事實，只得折中擬訂，
暫時定1比30。李植泉，〈關於台幣兌換率問題（續）〉，《人民導報》，第31號（1946年2月2日），第4 版。周鐵，〈台幣匯率如何制定〉，《政經報》，第2卷第4期（1946年3月25日），頁4。
79 李植泉，〈關於台幣兌換率問題〉，《人民導報》，第30號（1946年2月1日），第2版。
80 潘志奇引用陳榮富的研究，將官定匯率的實施日期定自1945年10月25日開始，匯率定為30元，這應該只是 官方單位互相通匯的時間與匯率，並不是開放給民間匯兌的時間。本報訊，〈華南銀行昨開辦台滬間匯兌‐‐
匯率定出一對廿一〉，《民報》晨刊，第240號（1946年6月5日），第2版。潘志奇，《光復初期台灣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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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中央銀行調整法幣對美鈔的匯率，由2,020元提高到3,350元。中國物價變動遠 高於匯率的調升，上海物價較日本宣佈投降時漲5千倍，新匯率只調升到1千倍。81由於中國 物價與台灣物價變動程度不同，為平穩台灣物價與安定社會起見，8月20日財政處嚴家淦斷 然宣布82將匯率改為台幣1元兌法幣40元，由台灣銀行與其它各銀行承辦匯兌業務，予以管 制。83開辦以來，台銀對於匯款用途審核甚嚴，普通商人匯款，頗感運用不能靈活。84
由台灣銀行正式承辦匯兌的同時，上海匯率亦由台幣1元兌換法幣27元改訂為1比40。85 但在此之前，台灣人若需法幣，在台灣沒有正式換取的管道，只有上海的銀行有在辦理，匯 率是1比20。表面上，財政處規定黨政軍機關兌換的匯率是1比30，似乎在維護台幣的幣值
，但事實上，透過上海的兌換，台幣實際的購買力嚴重被低估，讓中國來台接收的窮官僚，
一夕之間突然發了一筆橫財。86即便如此，官方機構亦未完全遵照財政處的規定，例如資委 會嫌台幣匯率太高，不利台灣經濟發展，而台灣貿易公司正好需要法幣，因此雙方以1比20 在上海兌換，資委會付20億元給台灣貿易公司，然後在台灣支取1億台幣，以做為官營事業 的經費。財政處長張延哲認為日後再清算並無損於他日，故同意如此辦理。87
比較8月19日台幣與法幣對美鈔的匯率，法幣對美鈔由2,020元改為3,350元，台幣對美
膨脹的分析》（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76。陳榮富編著，《六十年來台灣之金融與貿 易》（台北市：三省書店，1956年1月），頁92‐93。
81 社論，〈外匯調整後的工商業〉，《中央日報》，第1490號（上海市，1946年8月20日），第2版。
82 嚴家淦改訂匯率必須經過行政院的同意，因為未經中央同意，故《中央日報》評其「貿然宣布」。中央銀 行總裁貝祖詒發表談話謂：「渠僅見報載，尚未接正式報告。」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稱：「台幣與法幣均屬 國內貨幣，與此次外匯匯率之改訂無關，已電台省陳長官，請其仍照規定為1比30，不必更改。」社論，〈
再論新外匯政策〉，《中央日報》，第1492號（上海市，1946年8月22日），第2版。
83 本報訊，〈台銀開始省外匯兌，台法幣率一對四十‐‐匯時須先行申請審核，嚴家淦昨正式宣佈〉，《民報》
晨刊，第381號（1946年8月20日），第2版。
84 善後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經濟技正室，《台灣省經濟調查報告》（台北市：善後救濟總署台灣分署，1947年5 月），頁88。
85 本報訊，〈台幣□乃美匯改訂〉，《民報》晨刊，第381號（1946年8月20日），第2版。
86 汪彝定，1946年擔任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而來台灣，在回憶錄中，江彝定指出台幣與法幣兌換匯率的不 公平，並對此深深的感到遺憾，認為不公平的匯率是造成台灣人怨懟當局的原因之一。汪彝定如此描述：
「拜此匯率之賜，我們這些早期來台的窮公務員，忽然之間發了一筆小財。我帶來台灣約有一、二十萬元
，按照20比1的匯率，變成6、7千元，甚至上萬元台幣。我穿著一條舊卡其布褲來到台灣，這時趕緊去太平 町（延平北路）做衣服，一口氣做了兩套款式不甚高明的西服，共花了我2、3千元而已。如果在重慶，這 筆錢（6萬元法幣）連一條卡其布褲都買不到。」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台北市：商
，按照20比1的匯率，變成6、7千元，甚至上萬元台幣。我穿著一條舊卡其布褲來到台灣，這時趕緊去太平 町（延平北路）做衣服，一口氣做了兩套款式不甚高明的西服，共花了我2、3千元而已。如果在重慶，這 筆錢（6萬元法幣）連一條卡其布褲都買不到。」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台北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