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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清算的案件有633單位，只完成77單位的清算，188嚴重影響國內經濟復甦的力道。
台日合資的企業在未經清算，確定股值與決定標售或讓售之前，工廠均陷於全部停頓或 半停頓的狀態，甚至生產機具設備，分散由各台股股東保管或分別掌握。有能力可以維持半 停頓的台股股東們，在日股尚未處理之前，亦僅能勉強維持其半停頓狀態。修繕工程若有支 出者，價款則十九浮報；經營生產若有收入者，賬薄亦十九虧絀，目的在降低資產總值，使 日股股值變少。189亦有傳聞日資股東會先跟台資股東商量，將其股權轉移到台灣人的股東 名下，等日華恢復邦交後再取回財產，否則財產即會被中國政府依法沒收。190
有些單位出現監理與接管同時進行的現象，是造成接收混亂與效率不彰的原因之一。顯 見長官公署缺乏一套完整的接收規劃，接收權責亦未統一，而且不信任台灣人，致使生產事 業無法順利上軌道，影響市場產品的正常供給。行政效率不彰，致使投機份子有機可趁，無 論是來台接收的中國官員，或少數經營者都成為既得利益者，損失的卻是整個台灣經濟。
1946年的農工生產指數，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逐漸恢復，反而更加萎縮，191原因實與不當 的接管政策脫離不了關係。
三、陳儀當局排除台灣人參與接收工作
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工廠工作，雖未居要職，但已獲得實際經驗，並且 已經養成一種工業訓練的頭腦，對現代工業與現代生活已有經驗，這是中國人所欠缺。192 只是，長官公署在規劃接收計畫時，基於中國人的利益，只允許中國人與半山人士參與接收 工作，台灣民間則被排拒在外；當接收人員不足時，則派遣不相關的人士接管。民間對此提 出質疑，認為台灣的民營企業，應當要以台灣人為主要經營者，不可以不會說北京話或不會 寫公文為辭而拒絕任用，使台灣人只是換個「頭家」依然只是個奴隸而已。193官營事業任
188 接受清算案件633單位，已清算完成者77單位，已委託而正在清算者347單位，尚待清算者209單位，清完 僅佔全數的12％而已。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編，《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 報告》（台北市：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1947年6月），頁60。
189 朱立瑞，〈論民營生產事業統一管理〉，《台灣經濟月刊》，第9卷第1期（1953年7月1日），頁8。
190 許雪姬、劉素芬與莊樹華訪問，丘慧君記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03年），頁90。
191 開昌國、朱德本，〈台灣生產指數之編製說明──並概述台灣生產趨勢〉，《財政經濟月刊》，第1卷第9 期（1951年8月1日），頁61。
192 吉斯‧安吉羅，〈台灣成為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試植地〉，《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報》，收錄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外國記者團眼中之臺灣》（台北市：宣傳委員會圖書發行所，1946年10月），頁4
。
193 陳逸松，〈國營乎民營乎〉，《政經報》，第1卷第5號（1945年12月25日），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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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進人員皆需要考試，當時考試只准使用中文應試，熟知日語日文的台灣人，頓時變成文 盲與啞巴。即使技術再好，如果無法跨越文字與語言的限制，也很難有機會進入官營事業。
苦讀而能考上官營事業的非常少，如北港陳少輝順利考進工礦公司中林鐵工所擔任技術員，
但卻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受槍殺。194
長官公署接收後，有不少工廠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工廠的機器不是荒廢鏽蝕，不然 就是無法運轉，工廠台灣人拍胸膛說：「只要政府當局肯起用我們，人才何患之有？」中國 監理人員藉口推說：「除了日本之外，沒有熟練的技術工人，更無富有經驗的工程師。」
195絕大多數監理人員寧願停工，也拒絕進用台灣工人。在台灣糖業監理委員會中，除主任 委員沈鎮南及總工程師周大瑤留美，且有任職美國糖廠的經驗外，其它多數接收官吏完全是 砂糖的門外漢，但卻擔任糖廠廠長等高級幹部。台灣糖業公司37糖廠中，被任命為糖廠廠 長的台灣人只有3名，一般人職位再高也只做到課長。196即使有技術的台灣人，亦屈居中國 人之下，讓其有技難伸。197
監理人員之所以拒絕起用台灣工人，乃肇因於資委會的建議：「台籍員工，應加以政治 訓練，然後雇用。」198在未經特別集訓前，台灣人無機會接替日本人職位。199台灣各廠礦 的設備，雖然較歐美工業設備落後，但與中國比較，尚屬新穎與完善。200但資委會卻偏頗 的認定台灣技員少而技工多，與中國技員多而技工少的現象似乎相反，故中國應多派技員前 往台灣工作，同時將台灣技工調派中國，相互調濟；中國技工亦有派來台灣的必要，蓋可獲 取較新的技術訓練。201長官公署將工廠接收後，在交通尚未完全恢復，一時尚難派遣大量 的中國技術人員來台的情況下，因此各官營事業仍留用不少的日本技術人員，第一次總共留
194 1947年3月5日出門工作即與家人失去聯絡，據聞在水上機場慘遭槍殺。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頁41、45。
195 社論，〈敵產處理問題〉，《人民導報》，第30號（1946年2月1日），第1版。
196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台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166。
197 當要修復鹽水港製糖新營工廠時，第四區分公司總經理兼新營糖廠廠長陸寶愈借用機械股長蔡先生技術，
由其全權負責，在其不眠不休拼命趕工下，在預定期間三個月內完成修復，卻因太過賣力而導致肺結核宿 疾惡化，喀血病倒。由此成果，陸寶愈將蔡先生轉調到台東糖廠擔任工廠課長，名雖提升其職位，實則降 調至偏遠的台東，使蔡先生抑鬱而終，有技難揮。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167。
198 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編，〈台灣工礦事業考察總報告（1946年2月1日）〉，頁102。
199 C. Z. Goun，〈陳長官說：「台灣的復興是艱巨的」〉，《大美晚報》，1946年9月7日。收錄台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外國記者團眼中之臺灣》，頁25。
200 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編，〈台灣工礦事業考察總報告（1946年2月1日）〉，頁99。
201 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編，〈台灣工礦事業考察總報告（1946年2月1日）〉，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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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7,139人，連同家屬則有27,227人，202原廠的台灣人除非極其優秀，否則極難被信任與採 用。
戰爭結束，工人紛紛要求工廠支付戰時積欠的薪資，使得各工廠的生產面臨停頓的狀態
。203資委會解釋工潮迭起的原因是工人要求提高待遇，以及日本人職位應由台灣人取代。
204中國接收人員不願接受台灣人的要求，因此將有問題的廠礦解散，205致使社會治安日益 惡化，結夥搶劫事件頻傳。工人甚至意圖主辦廠礦，瓜分公司財產，並喊出「台灣是台灣人 的台灣」等口號，206以抗議接收過程中遭受損失的工資，以及未能由其接替日本人職位所 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部份工廠接收後員工被解散，使得亟待復原的工廠陷入停頓狀況，全台普遍發生失業問 題。當時需要救濟的台灣人為數極多，遍佈全台各鄉鎮市區，1946年1月工業重鎮高雄市即 有5千餘人至市府請求工作。2071946年救濟總署為解決失業問題還必須利用工賬來救濟，主 要從事於都市復舊、農田水利、河川堤防、公路橋樑、平民住宅、碼頭倉庫、工廠復舊及防 疫等8項工作，曾以228,909斤的麵粉救濟失業工人428,475工。208
在長官公署接管的356單位工礦事業中，直至1946年8月尚未開工的有124單位，正在修 復中的有46單位，已開工而部分還在修復的有20單位，合計有190單位工廠還沒有完全開工
，超過接收工廠的2分之1。209當時失業人口，據記者唐賢龍的估計，當時居住的台灣人有 6,041,506人，男性3,013556人，女性3,027,950人，女性人數較男性多14,394人，台灣平均在 21個人當中，便有一個人失業，而最多的恐怕是女性，平均40個人當中便要有一位女性失 業。因為戰爭期間，台灣男性被日軍調到南洋群島與新加坡一帶去服役，故女性的就業機會
202 第1次留用日本技術人員，工礦有2,923人，佔總留用人數的41％，農林有1,222人，佔17％。日僑管理委員 會編，《台灣省日僑遣送紀實》（台北市：日僑管理委員會，1947年），頁5、38‐39。
203 1946年1月17日日記，社會治安日益惡化，結夥搶劫事件頻傳。塩見俊二著，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譯，
《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台北市：文英堂出版社，2001年），頁71。
204 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編，〈台灣工礦事業考察總報告（1946年2月1日）〉，頁101。
205 社論，〈救濟失業！〉，《人民導報》，第15號（1946年1月17日），第1版。
206 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編，〈台灣工礦事業考察總報告（1946年2月1日）〉，頁101。
207 社論，〈救濟失業！〉，《人民導報》，第15號（1946年1月17日），第1版。
208 經濟學家林鐘雄將「428,475工」誤為「428,475人」，有可能會將失業人口做過度的推估。善後救濟分署
，〈台灣光復後之善後救濟〉，《台灣銀行季刊》，第1卷第1期（1947年6月），頁227。林鐘雄，〈1940 年代的台灣經濟〉，收錄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市：財團法人吳 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8年），頁41。
209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台灣現況參考資料》（台北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1946年8月），頁1‐3。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頁2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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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但接收的中國官員深怕機關中用女職員會有弊端，因而大量裁汰女性職員，造成女性 人口大量的失業。210
民間針對不當的監理政策提出批評，指出台灣雖然有人才與資金，但官方與民間卻出現 極大的矛盾與脫節，一方面官方感覺到有工廠卻沒人接收，而民間則感覺到有人才又有資金
民間針對不當的監理政策提出批評，指出台灣雖然有人才與資金，但官方與民間卻出現 極大的矛盾與脫節，一方面官方感覺到有工廠卻沒人接收，而民間則感覺到有人才又有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