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圖型目次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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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民營製造業始終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其發展的背後究 竟是由於當局的扶植或技術官僚的規劃使然，或是在強人威權統治環境下所造就經濟發展的 結果，或者是國民黨有計畫的從中國搬遷大批的工廠、金銀與人才所促成，1亦或由於台灣 人的勤儉打併，民間本身即深藏著發展動力因素所使然？過去對民營製造業的發展論述有相 當大的分歧。
研究戰後台灣民營製造業發展的論著，大多僅根據統計數值的變化來進行研究，2或者 認為是當局採取有效的政策才使民營製造業發展起來，3彷彿台灣工業的發展是順利地朝向 成長的遠景邁進，反而忽略國治時期民間是如何渡過艱困的難關，從歷史的演進來分析與探 討的研究則相當少見，有亦只是點綴式、概略式或大綱式的說明。本論文將深入1945年戰 爭結束後，中國當局來台接收的演變歷程，進行深層的探討，以明今日民營製造業是如何在 外來政權的統治下發展起來的，才形成今日的面貌。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研究台灣經濟發展的學者專家，大都肯定民營企業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4但究竟是 什麼原因促成民營製造業的茁壯，則意見不同。有的肯定當局對民營企業的扶植，有的則認 為當局根本就是在打擊民間製造業。5探討台灣經濟的發展，從國營事業與黨國資本的角度
1 翁成受，〈論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因與條件〉，收錄陳孔立編，《台灣研究十年》（台北市：博遠出版有限公 司，1991年），頁134。
2 許松根、吳明蕙，〈台灣工業化指標之初探：1952‐1987〉，收錄中國經濟學會編，《中國經濟學會年會論 文集》（台北市：中國經濟學會，1990年12月16日），頁467‐523。
3 李國鼎，《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61年），頁14‐15；潘鋕甲，《民營企業 的發展》（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1‐2。
4 李國鼎，《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頁1。葉萬安，《二十年來之台灣經濟》（台北市：台灣銀行，1967年
），頁91‐92。
5 同樣是從當局的立場來觀察，肯定當局與否定當局政策的人又都是官員。例如肯定當局的有李國鼎、葉萬安 與潘鋕甲等人；否定當局的則以民輔會的張騰發為代表，聲音顯得極其微弱。張騰發，〈輔導本省民營企業 應有的認識〉，《台灣經濟月刊》，第1卷第2期（1948年5月15日），頁4。葉萬安，《二十年來之台灣經濟
》（台北市：台灣銀行，1967年），頁5。潘鋕甲，《民營企業的發展》（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3年），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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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的研究者甚多，6但從民間製造業的立場來探討的，則相當有限；在此有限的著作中，
又大都傾向官員本位主義的著作。7即使在相當有限的研究裡，研究也大都集中在1950年代 以後，提到1940年代後期的研究，則是相當的稀少，8內容淺薄，且多為負面評價。9完全針 對整體民營製造業做研究的幾乎付諸缺如，10有些則是針對某些單一產業進行研究，大都只 侷限在紡織業的領域，11有些則針對某集團或單一民營公司做深入的探討與研究。12因此很 難讓人了解民營製造業的整體樣貌，何以在日治時期眾多的民營製造業，進入國治時期大量 日產被整編成官營事業，當時的的民營製造業究竟遭遇到什麼待遇，台灣人是如何在外來統 治者建構的黨國資本體制下發展起來？
1940年代末期，國民黨當局之所以經營如此龐大的官營事業，主要是收編自日資民間 企業而來，可是被整編成官營的日資企業，是否符合當時蔣政權制定的官營事業可以經營的 範圍？亦或陳儀當局制定台灣單行法令，因此得以越過中央法令而進行整編與接收？雖有財 經官僚替當局提出合理的解釋，認為那是因為當時民間缺乏資本與技術人材，當局迫不得以 才經營的。是否如此，面對此時期研究的空白，則有待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6 吳若予，《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2年）。
7 李國鼎，《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潘鋕甲，《民營企業的發展》。葉萬安，《二十年來之台灣經濟》。尹 仲容，〈公營與民營問題之商榷〉，《台灣經濟月刊》，第10卷第5期（1954年5月1日），頁3‐4。
8 陳麗珠在探討美援資金時，在論文中有二個章節在談1945‐1965年民營企業的發展，算是談得比較多的。即 使潘鋕甲的《民營企業的發展》與李國鼎的《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提到1945‐1949年的發展，仍相當有限
，而且有很多都是主觀的意見，經不起歷史的檢證。劉進慶談戰後民間資本的累積，從1950年代談起，中國 紡織業的移入，到四間官營事業的轉民營，對1945‐1949年民營企業則完全空白。陳麗珠研究／陳華、張炎 憲指導，《從台銀與美援資金分配探討公民營事業之發展（1945‐1965）》（新竹市：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班，2001年）。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市：人間出版社
，1995年），頁195‐277。潘鋕甲，《民營企業的發展》，頁1‐82。李國鼎，《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頁1‐
35。Li‐min Hsueh, Chen‐Kuo Hsu, and Dwight H. Perki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1945‐1998,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台灣中小企業發展之研究〉提到，日治時期重要的資金及人才均來自日本，日本戰敗撤離台灣，資金及人 才完全斷絕，且台灣民間資本及產業結構並未改變，直到1949年蔣政權撤退來台，才積極推動民生主義的經 濟建設。戴西君、張家銘，〈台灣中小企業發展之研究──企業社會學的剖析〉，《經社法制論叢》，第3 期（1989年1月），頁152。
10 一般含括在工業研究的論文中。葉淑貞、劉素芬，〈工業的發展〉，收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近 代史‧經濟篇》（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頁271‐276。
11 許雪姬，〈戰後台灣民營鋼鐵業的發展與限制，1945‐1960〉，收錄陳永發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 經發展》（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頁293‐337。許惠姍研究／薛化元指導，《進口 替代時期台灣的棉紡織政策（1949‐1958）》（台北市：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2003年）。李怡萱研 究／陳慈玉指導，《台灣棉紡織業政策之研究（1949‐1953）》（台北市：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2004年）。
12 謝國興，《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謝 國興，〈1949年前後來台的上海商人〉，《台灣史研究》，第15卷第1期（2008年3月），頁131‐172。許雪 姬，〈唐榮鐵工廠之研究（1940～1945［1955］）〉，收錄黃俊傑編，《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2輯（高 雄市：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5年10月），頁15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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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50年代，民營企業逐漸獲得發展的良機。1950年代中期，民營製造業的產值超 越官營製造業的產值。因此有論者認為是當局在四年經建計畫中對民營工業的扶植，才讓民 營製造業發展起來的。亦有認為是當局在四間公司轉民營的過程中對民營製造業的扶植，才 使民營企業的產值大於官營企業。但也有否定四間公司轉移民營產生的助益，只是人數極為 稀少，其意見又極少受到重視，因此影響層面並不大，以下試就正反意見略做回顧。
一、當局扶植民營製造業的發展
（一）當局主導與扶植民營工業的發展
由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編的《台灣工業發展之研究》中提到，當局扶植民營工業發展，
在消極方面是限制官營事業的發展，凡適於民營的工業，如創設新廠，則由民間投資興建；
在積極方面則採取財稅、金融、外匯貿易及美援貸款方式鼓勵民營企業投資。在扶植民營企 業的發展過程中，當局曾將經營已有成就的官營事業移轉民營，曾擔任民營工業的設計者、
創辦人、代管人、產品承購人、原料供給人和貸款人。13劉素芬則指出，1950年代民營企業 面臨資金不足的困境，當局擬訂進口替代政策與民生主義的經濟發展策略，並採取各種保護 與管制措施，對於民營企業的發展影響極大。14
葉萬安15在《二十年來之台灣經濟》中強調指出，民營工業是因當局的主導與扶植才發 展起來的，當局曾擔任過民營工業的代管人、新事業的創辦人、供給原料與收購成品、冒最 大風險供給貸款及擔任資源探勘工作。這些工作在經濟進步的國家，都是由企業家和銀行家 所擔任的，民營工業將很難發達起來。台灣經濟之所以快速的發展，與民間企業在當局領導 下發展的方式，實為主要原因之一。16肯定當局在經濟發展中扮演協助民營工業的重要角色
。
（二）標售日產鼓勵民業與收編官營情非得已
13 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編，《台灣工業發展之研究》（台北市：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1977年），頁21‐22。
14 劉素芬，〈民國四十年代政府經濟政策與民營企業：唐榮鐵工廠改為公營之政策背景〉，收錄黃俊傑編，
《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2輯（高雄市：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5年10月），頁212‐221。
15 葉萬安（1926.10.28‐），浙江紹興人，畢業於上海商學院銀行系。經由資委會招考聘任，1948年來台任職於 台灣糖業公司經濟研究室。1953年擔任經安會工業委員會財經組專員，歷任經安會、美援會、經合會、經 設會、經建會，1992年4月於經建會副主任委員任內退休。近史所，「相關人物訪談‐‐葉萬安先生」，
http://ktli.sinica.edu.tw/people/%B8%AD%B8U%A6w.html，2010年6月20日瀏覽。
16 葉萬安，《二十年來之台灣經濟》，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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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將日治時期的民營製造業接收後，為了表示鼓勵民營企業，因此把接收的各種日資 小規模零星小企業予以標售，使民間有參與經營的機會。17但因台灣民間缺乏資金與人材，
當局迫不得以而經營日資企業。曾任生管會主委的尹仲容在〈公營與民營問題之商榷〉一文 中指出，當局接收時並未十分確定民營與官營的範圍，惟即使當局將應由民間經營的企業出
當局迫不得以而經營日資企業。曾任生管會主委的尹仲容在〈公營與民營問題之商榷〉一文 中指出，當局接收時並未十分確定民營與官營的範圍，惟即使當局將應由民間經營的企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