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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方法與方法論的反思
一、 「二重證據法」的反思：「二重」概念再思考
（一） 從「二重證明法」到「二重證據法」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總論」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的核心概念，即：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 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 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 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 斷言也。1
在第四章「商諸臣」中又作了一些補充。2作為一種屢屢被後人引用的研究方法，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指出了出土文獻對於傳世文獻研究的積極意義，同時也 因為定義不夠明確而衍生出一些流弊，對此學者已有相當多的討論，此僅就涉及 本文研究取向的部分作進一步討論。
「地下材料」具有時代較早、未經人為改動的性質，因此得以確保一定程度 的可信度，而能證明「紙上材料」是否可信，這是學者對「地下材料」性質的共 同認識。正因如此，一般談到「二重證據法」多半只重視「地下材料」證明「紙 上材料」的具體功能，而沒有進一步思考「地下材料」何以能證明「紙上材料」
的方法論問題。在今天實證主義史學受到徹底檢討的情況下，史學不再只是史料 學，「二重證據法」若只是單純證明史料真偽的方法，或許就只能被理解為文獻 研究或史料研究的方法。然而，當代學者在「地下材料」何以能證明「紙上材料」
的方法論問題上看到了新的內涵，即「地下材料」應與「紙上材料」指向同一過 去此一重要前提，讓我們注意到「二重證據法」的內涵中其實存在非「實證」的 因素，也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二重」的概念。
王國維的「二重」概念可以回溯到他提出「二重證據法」之前所提出的「二 重證明法」，他在〈明堂廟寢通考〉（1913 年）中曰：
然則居今日而欲言古制，將安所正哉？宋代以後，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間，
燕、秦、趙、魏、齊、魯之墟，鼎彝之出，蓋以千計，而殷墟甲骨乃至數 萬。其辭可讀焉，其象可觀焉。由其辭之義與文之形，參諸情事，以言古
1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全集》第 11 卷，頁 244。
2 同上，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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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制，未知視晚周秦漢人之說何如？其徵信之度，固已過之矣。……然 則晚周秦漢人之書遂不可信歟？曰：不然。晚周秦漢之際，去古未遠。古 之制度、風俗存於實事者，較存於方策者為多。故制度之書或多附會，而 其中所見之名與物不能創造也。紀事之文或加緣飾，而其附見之禮與俗不 能盡偽也。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兩漢之書得其證明，而此 種書亦得援之以自證焉。吾輩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證明法」，不可 謂非人生之幸也。1
這些內容在此文收於《觀堂集林》時被刪去，此後也少有人注意，早期洪國樑對
「二重證據法」與「二重證明法」之間的關係曾有詳細的討論，認為二者時代背 景與目的不同，而曰：
靜安倡「二重證明法」，乃發於世人或尚未深知地下材料價值或抱殘守闕、
深閉固拒之時，其目的在提倡地下材料，俾與紙上材料得為「二重」之「證 明」；……故此語之意義，在「開風氣」，並針對信古者而發。……至民 國八年前後，疑古之風瀰漫，學者競言懷疑之科學精神，強調「證據」（如 胡適之先生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然彼所謂之「證據」，
乃重地下而輕紙上（詳下）。靜安有云：
……此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 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 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後世。［引者按：此 段出自《殷虛文字類編序》（1923 年）］
「達觀二者之際」，即通知新舊史料之價值及其限制。「不屈舊以就新，
亦不絀新以從舊」，為靜安對新舊史料之平等觀。故靜安揭櫫「二重證據 法」，除已涵具「二重證明」之意義外，復有倡論紙上材料不可輕棄之目 的，「二重」兩字，亦已隱示此意；見此語之意義乃在「挽風氣之弊」，
為針對彼時強調「證據」風氣之嚴正諫言。2
近年也有幾位學者談到到此問題，如葉國良認為「二重證明法」「已具有二重證 據法的芻形，但提法不夠明確，也缺乏具體操作的論述，因此討論王氏之說，引 據二重證據法即可。」3喬治忠認為「二重證據法」的表述與「二重證明法」「意
1 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收於羅振玉：《雪堂叢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民國 四年上虞羅氏排印本，2000 年 5 月），第 3 冊，頁 298-299。
2 洪國樑，《王國維之經史學》（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頁 206-207。本書為作 者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之博士論文（1987 年）修訂出版。
3 葉國良：〈二重證據法的省思〉，收於葉國良等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 9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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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一致，但語句頗有不同」。1西山尚志認為「二重證據法」（1925 年）比「二 重證明法」（1913 年）與前引文中〈《殷虛文字類編》序〉（1923 年）中的觀 點「更加側重於強調出土文獻的有用性」。2李銳則認為「二重證明法」原先關 注的主要是「古制」，後來在「疑古」的衝擊下，王國維將學術視野和材料範圍 縮小而提出「二重證據法」，「兩者具有本質差異，兩者的目標、所關注的對象、
對出土材料的運用及寫作模式等均有不同」，3並指出：
「二重證據法」是要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偏重於利用出 土材料來解讀紙上材料，……而「二重證明法」則是運用周秦、乃至較晚 兩漢之書，證明出土材料並自證，偏重用傳世材料來解讀出土材料，……
因此兩者對出土材料的運用是不同的。……「二重證明法」的證明範圍，
尤其是地下材料的範，可以無限擴充，而「二重證據法」既然是討論處於 傳說和史實之間的古史人物，則地下材料在今天看來恐怕主要仍然是甲骨、
金文。當然，「二重證據」的目的是為了「二重證明」。王氏在《殷虛文 字類編序》中談經史之學時，提到考訂人名，則「二重證明法」的研究範 圍包括了研究傳說與古史，可以說「二重證明法」包含了「二重證據法」。
但是，「二重證據法」的特殊性和針對性，不容忽視。4
相較於葉、喬二位先生對「二重證明法」的一筆帶過，洪、李、西山三位先 生對這兩種方法的著墨較多。洪先生指出了兩種方法中「二重」概念的延續性以 及〈《殷虛文字類編》序〉相關內容的重要性，西山先生注意到兩種方法在操作 上由雙向互證到單向證明的轉變，而李先生更全面的論述了兩種方法本質上的差 異之處與功能上相同之處，都是我們進一步談「二重」概念的重要基礎。
（二） 重新詮釋「二重證據法」的「二重」概念
我們認為「二重證據法」的「二重」概念源自「二重證明法」。「二重證明 法」的關鍵表述為「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兩漢之書得其證明，而此 種書亦得援之以自證焉」，說明兩種史料之間有一種「互證」關系，而非「紙上 材料」對「地下材料」的單向證明。在「二重證明法」中，由於「地下材料」具 有時代較早、未經人為改動的性質，因此「紙上材料」既然能證明「地下材料」，
1 喬治忠：〈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蘊義與影響的再審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 年第 4 期，頁 132。
2 西山尚志：〈我們應該如何運用出土文獻？──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不可證偽性〉，《古 書新辨：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2 月），頁 8-12。
3 參李銳：〈「二重證據法」的界定及規則探析〉，《歷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頁 118-119。
4 同上，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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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說明自己的某些部分也保有類似的性質，並具有可信度。因此「二重」的意涵 不只是「兩種史料」而已，而是「雙重證明」，即這兩種史料在可以「互證」的 情況下一起成為具有「證據力」的史料，被證明的古史內容也因此得到「雙重保 證」。
然而，「二重證明法」的「互證」有一盲點，即相信「晚周秦漢人之書」因
「去古未遠」而有「不能創造」、「不可盡偽」之處，故得以證明「地下材料」
並自證，如此則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也就是先認定「紙上材料」某些內容為真，
再用來解釋「地下材料」，而後用「地下材料」替已先入為主認定為真的「紙上 材料」背書。「二重證據法」避開了此一盲點，將材料間的互證轉為用「地下材 料」定位「紙上材料」的單向證明，而此種對應關係確立後，使「紙上材料」具 有等同於「地下材料」的「可信度」，這二者便一起成為具有「證據力」的材料，
若用在古史研究，則可以提供更有效的「雙重保證」，而沒有「二重證明法」的 循環論證問題。此外，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四章「商諸臣」中補充「二重證 據法」時所說的「然則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可以 完全抹殺也」，1用「二重證明」來表述使用「二重證據法」的結果，也可說明 二者的承襲關係。
進一步看，此種「雙重保證」的功能以「二重」表述，而「二重」材料何以 能得到「雙重保證」，便涉及「二重」概念的主要內涵。朱淵清對「二重證據法」
曾作過非常精簡而有啟發性的定義，即「用不同來源屬性的材料來共同證明歷史 事實變化」。2類似的觀點李銳有較詳細的闡述，他指出：
其實地下之材料所記載的東西，和紙上之材料所記載的東西，都是歷史記 錄，是同源的，應該大體接近，指涉同一對象，只是流傳方式不同。……
「二重證據法」則是要對這不同類型的文本系統「求同存異」。3
同時對「二重證據法」的內涵作了進一步闡釋：
或可以將「二重證據法」的學術理據表述為：地下之直接史料和紙上之間 接史料所記載的處於傳說與史實之間的古史人物及其行事，本來同源，指
或可以將「二重證據法」的學術理據表述為：地下之直接史料和紙上之間 接史料所記載的處於傳說與史實之間的古史人物及其行事，本來同源，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