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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記憶研究應具有批判性
由於記憶研究聚焦於歷史的主觀性，因此對於各種宣稱為「真實」、「客觀」
的歷史，甚至是將過去刻意扭曲、遺忘而建構出的歷史，無疑是嚴厲的批判，此 種批判目的在「去偽」，同時也是一種「求真」。誠如英國史學家艾力克‧霍布 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談到「認同感的歷史」時所說：
所有的人類，集體和機構都需要一種歷史，但它只不過是歷史研究偶爾揭 示的那種歷史而已。裝扮成歷史、以神話形式出現、扎根於歷史之中的認 同文化的一個標準事例，就是民族主義了。對此歐內斯特‧勒南在一個多 世紀前就指出：「忘記歷史、甚至把歷史搞錯，是一個民族形成中的關鍵 因素，這就是為什麼歷史研究的進展通常對民族性構成威脅的原因。」因 為民族是假裝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具有歷史新穎性的實體。他們的歷史 的民族主義的說法，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時代誤植、斷章取義和移花接木之 事，在極端情況下還有謊言。在更小的範圍內，這也就是認同歷史的所有 形式，無論是舊的，還是新的。……從現代人的願望想當然地推導過去，
或者從技術角度而言，時代錯誤是最普遍和最方便的技巧，人們以此創造 滿足班尼迪克‧安德森所說的「想像的群體」或集體的需要，這些群體或 集體決不僅僅是民族的群體或集體。解構披著歷史外衣的政治和社會神話，
長期以來一直是史學家職業義務的一部分，是不依賴他們的同情心的。人 們希望英國史學家能向任何人一樣信仰英國的自由，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們 對英國神話的批判。1
此外，一般人容易信任歷史參與者的口述資料，也可能因各自的立場而對事實產 生種種扭曲、選擇或遺忘，2對於這些資料，研究者亦當保持批判性。
反過來說，歷史學家若未能秉持去偽求真的批判精神，而服務於特定立場的 記憶，只會對其他立場的記憶造成壓迫，阿蘭‧梅吉爾（Allen Megil）因此認為：
如果歷史學家開始為記憶服務，那麼各人的、群體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自 私自利的記憶將會成為歷史真理的最終裁判，這是很危險的。歷史學家的 任務與其說是保存記憶，不如說是克服記憶，或至少是限制記憶。1
1 埃里克‧霍布斯邦：〈認同感的歷史是遠遠不夠的〉，收於埃里克‧霍布斯邦著，馬俊亞、郭 英劍譯：《歷史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313、
316-317。
2 參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 年 2 月），頁 219-221；
彭剛：〈歷此記憶與歷史書寫──史學理論視野下的「記憶的轉向」〉，《史學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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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記憶難免存在立場，記憶研究追溯、分析這些立場不必然為了批判，而自 然可以形成一種反思的力量。彼得‧柏克談到社會記憶與社會失憶的用途時指 出：
由於社會認同具有多重性，各種對立的記憶、不同層面的記憶（家庭的記 憶、地區的記憶、階級的記憶、民族的記憶等等）相互並存，因此，針對 不同的社會群體並從多元的角度來思考記憶的用途，是比較有效的做法。
這些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哪些事件是重要的，或者是「值得記憶」的，會有 完全不同的看法。美國文學批評家史坦利‧費希（Stanley Fish）發明了一 個用語，稱作「解釋的共同體」（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用來分 析因文本的解釋而產生的爭論。同樣，在一個特定社會中也有不同的「記 憶共同體」（memory communities）。從這個角度來進行思考，也是很有 益的。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當提出以下這些問題：是誰要什麼人記住 哪些東西？原因何在？有關過去的種種被記錄和保存下來的究竟是哪些 人的版本？2
不同「記憶共同體」各有其選擇過去、使用過去以建立認同或塑造現在的合法性 的不同立場，往往形成絕對性、排他性的記憶，而記憶研究呈現多元的記憶版本，
剖析不同記憶背後的立場、觀念，可以將記憶的絕對性相對化，同時有助於消解 強勢的、官方的、主流的記憶對其相對記憶的打壓，及此打壓所造成的「失憶」。
記憶不等於過去，歷史若是選擇性記憶與遺忘的結果，卻宣稱此結果為真實 的過去，甚至要求他人「記住」，無疑是一種迫害。因此歷史學者不該服務於特 定立場並參與其記憶的「建構」，而應時時保持批判的態度「解構」特定立場的 記憶，我們認為這是面對歷史研究中的記憶課題時應該秉持的精神。
（二） 兩岸史學界對西方記憶研究的引介及在先秦史方面的開拓
90 年代後臺灣學界興起一股歷史記憶研究的潮流，在人類學、歷史學、文 學的領域中都非常流行，而研究對象多集中在臺灣、中國近現代的人、事、物，
涉及的問題很廣，黃瓊慧曾整理臺灣學界關於記憶研究的資料，包括「研究群」、
「學術活動」、「論文」、「專書」、「研究計畫」（至 2009 年），詳盡的介 紹了記憶研究在臺灣發展的梗概，此不贅述。3
1 阿蘭‧梅吉爾著，趙晗譯：〈記憶與歷史〉，《學術研究》2005 年第 8 期，頁 94。
2 彼得‧柏克著，豐華琴、劉艷譯：〈作為社會記憶的歷史〉，《文化史的風景》，頁 62。
3 黃瓊慧：《世變中的記憶與編寫──以丁耀亢為例的考察》（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附錄：記憶研究資訊舉要──以臺灣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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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史學界很早就引進了相關理論，可以追溯到《當代》第 91 期的「集 體記憶專輯」（民國 82 年），此專輯中收有王明珂的〈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 同〉、王汎森的〈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及邱澎生所譯柯塞
（Lewis A Coser）的〈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介紹了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
理論，並從族群認同問題與中國近現代史事兩個方面談相關理論及應用，可以說 開啟了臺灣史學界的記憶研究，並帶起了研究風潮。1除了王汎森與王明珂分別 在近現代史與先秦史領域中的持續研究之外，廖宜方進一步開拓了中古時期的歷 史記憶研究，並完成《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大歷史系博士論文修訂出版，陳弱 水指導），是近年中國歷史記憶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外在西方的理論與實踐方 面，戴麗娟積極引介法國記憶研究，她的〈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 重要著作與討論〉，及譯作《記憶所繫之處》都是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2 至於大陸學界的歷史記憶研究，郭輝指出基本上依循王汎森與王明珂開啟的 方向，即「思想史」路徑與「社會史」路徑，前者的研究以精英人物與重大事件 為主，後者的研究以族群、傳說為主。郭先生也介紹了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及他們 的著作，特別指出：「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成果應該開始於 1999 年趙世瑜從社會 史的角度重新考察流傳於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太陽生日傳說及其信仰習俗，發現 其中『隱含著當地明遺民對滅亡的明王朝的懷念，通過民俗的形式寄托著他們對 鼎革的歷史記憶』」，並且該文「介紹西方『歷史記憶』的相關概念和理論，一 定程度上豐富對國外記憶史的認識」。3趙世瑜認為歷史與傳說的本質都是歷史 記憶，而他的記憶研究往往從民間傳說出發，以顧頡剛的傳說研究方法為基礎，
再以當代的記憶研究觀點開展，代表作品如〈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 20 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祖先記憶、國家象徵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 大槐樹傳說解析〉、〈分水之爭：公共資源與鄉土社會的權力象徵──以明清山 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為中心〉、〈識寶傳說：一個關於本土與異域的華北民間 歷史隱喻〉等，都已收於他的論文集《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 法與實踐》中。近年趙先生談到民俗學研究時也再次強調「記憶」概念的重要性，
他認為「強調傳承的民俗學，就要強調作為方法的『記憶』」，「在探索傳承機
1 郭輝對此有詳細的介紹。郭先生也提到在《當代》第 91 期（1993）出版前臺灣在電影研究方 面已有到「歷史記憶」（吳其諺，1990）與「集體記憶」（朱元鴻，1992）的文章，其後在王汎 森、王明珂的帶動下又有翁佳音、黃俊傑、盧建榮、馮啟雲、翁安雄等學者從不同方面進行記憶 研究，蔚成風潮。參〈中國記憶史研究的興起與路徑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2 年 3 月，
頁 141-142。
2 戴麗娟：〈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思想史》第 3 期（2014 年 9 月）；諾哈主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3 郭輝：〈中國記憶史研究的興起與路徑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2 年 3 月，頁 143。該文 即趙世瑜與杜正貞合作的〈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北京師範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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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過程中，記憶的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內容，因為傳承得以實現主要是憑藉集體 或個人的記憶」，「在民俗學學科本位的問題上，『變化的過程』即傳承的過程，
是一個銅板的一面，記憶或記憶機制是另一面；記憶是關於傳承的記憶，同時記 憶又造就了傳承」。1趙先生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將顧頡剛的學術與當代記憶研 究接軌的最佳範例。
在西方記憶理論的引介方面，大陸學界翻譯了不少重要的著作，茲擇要列舉 如下：
(1) ［美］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 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3) ［德］約恩‧呂森（Jörn Rüsen）、［德］弗里德利希‧耶格爾（Friedrich Jaeger）
著，孫立新譯：〈德國歷史中的回憶文化〉，收於陳啟能、倪為國編：《書
著，孫立新譯：〈德國歷史中的回憶文化〉，收於陳啟能、倪為國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