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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追溯，前者為祭祀用譜系，後者為司馬遷根據史料整理的世系與繼位次序。若 從「記憶」的角度看，王國維的「求同」是相信地下材料的記憶，而不信任傳世 記憶，侯乃峰從「求異」的角度切入，看到兩種材料可能各有不同的記憶脈絡。
這個例子說明了「二重」材料之間並非只有「證明」一種聯繫方式，而由「同中 之異」的狀況還能啟發「求異」的動機，進而推論出兩種記載可能有各自的記憶 脈絡，讓我們對此段商先公的世系有全新的認識。
總上所述，我們認為將「二重證據法」的焦點放在「二重」而非「證據」，
可以突破過去習慣「實證」的使用「二重證據法」的框架，進一步開展出「記憶」
研究的視角，使我們更注意不同性質史料對同一過去的記憶，並探索不同記憶文 本背後的記憶脈絡，了解古人「記憶中的過去」。
二、 「默證法」的反思：「默」的意義不在「證」
（一）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默證法」
顧頡剛的古史研究在起步時便遇到方法論上的質疑，民國 14 年張蔭麟在《學 衡》中發表〈評近人對中國古史之討論〉評論顧頡剛與錢玄同等人討論古史的文 章，在第一部分「根本方法之謬誤」中提到：
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 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 觀念，此種方法為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 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 九皆為反其適用之限度。1
張蔭麟引述朗、瑟二氏《史學原論》中的觀點說明顧頡剛誤用「默證法」，2主 要為以下四點：其一，一事若真有，必有文獻記載之（故從未見於文獻者即可確 定真無）；其二，默證合理之前提為所有事實都被記下，並都被保存下來，而此 種狀況實際上不可能發生，因此默證基本不可能成立，除非在特定條件下；其三，
文獻越少的時代默證當越少使用；其四，默證之限度，具備下列兩種條件才能使 用默證，一為記述者熟知此類事實，也有意記下，二為某事足以影響記述者之想 像與觀念，在這兩種情況下某事仍未見於文獻可知確無。他以此質疑顧頡剛認為
《詩》、《書》中無堯舜可知古無堯舜之說不合理，而曰：「試問《詩》、《書》
（除《堯典》、《皐陶謨》）是否當時歷史觀念之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唐、虞
1 張蔭麟：〈評近人對中國古史之討論〉，《古史辨》第 2 冊，頁 271-272。
2 關於張蔭麟引述的觀點，近年有新的譯本，參朗格諾瓦、瑟諾博司著，余偉譯：《史學原論》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 8 月），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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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之有系統的歷史？又試問其中有無涉及堯、舜事蹟之需要？」1張蔭麟的說 法引起學界很大的回響，至今仍少有批評張說者，2不過近年彭國良從方法論的 角度檢討「默證適用之限度」問題後指出：
在實證主義史學範圍內，默證能夠成立的大前提就是人們能夠把握一切信 息，排除所有的偶然性，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默證只能是邏輯謬誤，
而所謂默證的限度問題，也只能是一個偽命題。另外，《史學原論》還默 認人性不變，遺留下來的史料能夠被當代人正確、完全地解讀。而實際上，
對文本的認何解讀都難免存在誤讀。……在古史研究當中，很多文獻都是 被歷代的研究者一次又一次地解讀和再創作，早已面目全非。所以，即便 史料準確、完全，史料的解讀者也有可能會扭曲它，而用扭曲的史料去判 斷史料作者是否會記載某事，當然是不可能的。3
基本上彭先生以後現代史學的角度，認為實證主義史學對於史料中可以得知的歷 史訊息過度樂觀，「默證之限度」要求證明某事確無之前需先確認某人「應該」
記下此事卻沒記下，而此種狀況實難從史料中得知。彭文中花了不少篇幅談這個 問題，此不具引。而彭先生從「默證法」的「實證主義」背景切入讓我們對這個 問題有新的體認。從「實證主義」的邏輯來看，顧頡剛在論證過程中確實曾在資 料不足、甚至對資料真偽作了偏頗認定的情況下，武斷的判斷某事必無，不過若 就資料不足而言，如何才算資料足夠？是否必須確認「所有」資料皆「默」才能 為「證」？「合理的」默證真的有可能嗎？
事實上，在實際研究中，我們一定是先遇到「默」的現象才可能考慮使用什 麼方法說明此現象，才會出現使用「默證法」的需求。然而由於實證思惟下的「默 證法」強調「證」，讓我們糾結於此現象到底能不能證明歷史上確無某事或某觀 念，忽略了探討「默」的現象能帶給我們什麼歷史訊息，而後者更能夠增進我們 的歷史認識，同時也是有意義的研究方向。換句話說，在研究中遇到「默」的現
1 張蔭麟：〈評近人對中國古史之討論〉，《古史辨》第 2 冊，，頁 272-273。
2 參彭國良：〈一個流行了八十餘年的偽命題──對張蔭麟「默證」說的重新審視〉，《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頁 52。又見《顧頡剛史學思想的認識論解析》，頁 33。彭文之後，陸續有幾篇 討論「默證」的文章，內容針鋒相對：如寧鎮疆於〈「層累」說之「默證」問題再討論〉中激烈 攻擊彭文［《學術月刊》第 42 卷（2010 年 7 月）］，而後喬治忠於〈張蔭麟詰難顧頡剛「默證」
問題之研判〉重新探討此問題，文中說彭文對張蔭麟的批評「軟弱」，並指寧文「強辭奪理地為 張蔭麟辯護」（《史學月刊》2013 年第 8 期，頁 29），其後周書燦又於〈「默證法」與古史研 究〉中認為喬文多有「失去學術理性的宣洩性過激言辭」（《史學理論研究》2014 年第 2 期，
頁 53），最後喬先生於〈再評張蔭麟主張的「默證之適用限度」及相關問題─兼評周書燦《「默 證法」與古史研究》一文〉回應周先生之文（《史學月刊》2015 年第 10 期）。
3 參彭國良：〈一個流行了八十餘年的偽命題──對張蔭麟「默證」說的重新審視〉，《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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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一定需要往「默證」的方向走，也可以思考造成「默」的成因、意義為何等 問題，或許我們應該突破實證主義的框限，將研究焦點放在「默的現象」。
（二） 從「默證」到探索「默」的意義
相較於當時受到實證思惟框限的研究者們，梁啟超的觀點反而更有彈性，他 很早就注意到「默」這個現象本身的意義，並透過詮釋「默證法」的概念提出此 一觀念。
杜維運曾指出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承襲朗、瑟二氏《史學原論》之 處，其中亦有梁氏自己的創發，並特別提到「默證法」的概念。杜先生舉出《史 學原論》的相關內容曰：
朗、瑟合著《史學原論》253、254、256 頁：
運用推理之道有二，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
消極的推理，亦可稱之為「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系以 一項事實缺乏存在的迹象作基礎。凡是一項事實為任何史料所未提及，在 此情形下，可以推斷本無此項事實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每謂：「如 其是果真，吾人必曾聞之。」默證即根據此種感覺而生。其中隱藏一普遍 的定理：「倘若一假定的事件，真正發生了，必當有一些提及此事件的史 料存在。」
欲使此推理正確，必須所有事實均經目擊，均經記錄，而所有記錄均 保全未失而後可。但事發生過的事件，大部分未經記錄，經記錄而成的史 料，今天大部分散失，在大多數情形下，默證實不適用。
積極的推理，自史料中所已建立的事實開始，而推理史料中未提及的 其他事實。1
並對照《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相關內容：
某時代有某種現象，謂之積極的史料；某時代無某種現象，謂之消極的史 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讓積極史料。蓋後代極普遍之事 象，何故前此竟不能發生，前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時乃忽然滅絕，其 間往往含有歷史上極重大之意義，倘忽而不省，則史之真態未可云備也。
此等史料，證已無史蹟為史蹟，恰如度曲者於無聲處寄音節，如作畫者於 不著筆墨處傳神。但以其須向無處求之，故能注意者鮮矣。2
1 杜維運：〈梁啟超與西方史學的輸入〉，收於杜維運：《變動世界中的史學》（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6 年 9 月），頁 11。
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 12 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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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出：
梁氏將消極的推理與積極的推理，一變而為消極的史料與積極的史料，不 啻化腐朽為神奇。朗、瑟二氏詳論消極推裡的缺陷（亦即默證的缺陷），
梁氏則以消極史料「正以無史蹟為史蹟，恰如度曲者於無聲處寄音節，如 作畫者於不著筆墨處傳神」，突轉之下，也不無真理。凡學說有由正以至 反者，此為其例。1
杜先生敏銳的察覺此一創造性的詮釋，也讓我們注意到當時已有人能夠靈活的看 待「默證法」，或許當時沒有引起注意，今天看來卻別具啟發性。
梁啟超說明「消極的史料」的意義時舉了四個例子，茲引一例說明。他以古 代貨幣為例，指出戰國時代常見關於金屬貨幣的記載，而戰國以前的文獻中未見，
驗之出土古物、鐘鼎款識，皆有貝幣而無金幣，字書中關於貨財之字亦皆從貝不 從金，因此認為可大膽判斷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屬貨幣」，或謹慎一些，亦可作 一假說曰「春秋以前金屬貨幣未通用」。2可知所謂「消極的史料」並不是純粹 的「默」，而是有條件的「默」，其研究意義來自於相關記載之「不默」。而梁 啟超所說的「前代不能發生」便是一種「默」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後代極普遍」
造成的，因此沒有「後代極普遍」的現象便不會意識到「前代不能發生」的現象。
從梁啟超簡要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意識到「歷史之默」，恐怕不是「有」或
「無」這樣絕對的二分概念，而是具有「脈絡」之「默」，此種「默」中很可能
「無」這樣絕對的二分概念，而是具有「脈絡」之「默」，此種「默」中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