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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禪讓制度與朝代典範 ── 找回虞代記憶的過程

2. 郭永秉對顧頡剛之說的再繼承與寧鎮疆的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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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羔〉中出現堯、舜、禹、契、稷的古史結構,不利於顧頡剛以禹「截斷 眾流」,很可能當時的人即便承認始祖感生,卻非以此為歷史的開端,三代始 祖之前還有堯、有虞氏及「昔者而弗世也,善與善相授也」之「昔者」。(2) 西 周文獻中,《尚書‧呂刑》有蚩尤、重黎,《逸周書‧嘗麥》有赤帝、黃帝、

蚩尤、少昊,《尚書‧洪範》有鯀。(3) 顧頡剛的論述源於有限的《詩經》的 材料,並且對「奄有下土」、「奄有下國」、「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在 文獻中的意涵理解有誤,這些內容以及其他先秦文獻中關於「禹迹」的表述都 不是為了說明「禹為歷史的開端」,而是為了表示「得到居處土地」、「合法 地擁有疆域」。1

2. 郭永秉對顧頡剛之說的再繼承與寧鎮疆的再批判

李銳也提到早期劉掞藜已經就「天命」問題提出質疑,劉先生曾據《詩經‧

玄鳥》「帝命武湯」及〈文王有聲〉「文王受命」、〈皇矣〉「帝謂文王」等認 為以顧頡剛的標準則湯與文王都是神,當時顧頡剛有如下回應:

「稱天而治」,「替天行道」是古代王者的慣技。……且湯武、文王的來 踪去跡甚是明白,他們有祖先,有子孫,所以雖有神話而沒有神的嫌疑。

至於禹,他的來踪去跡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獨立的(父鯀子啟全出於 偽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祖先而為周族所稱,不是商族祖先而亦為商 族所稱,他的神話是普遍的。地位的獨立,神話的普遍,惟有天神纔能如 此!2

並強調「禹的最有天神的嫌疑的地方」應該是先秦文獻所載禹「敷土」、「甸山」、

「治水」的記載,這些治水之功非人力所能為。3顧頡剛提到湯、文王的神話是 人王為政治目的而造的神話,點出了二者在「天命觀」上的不同,而不同的原因 在於是否有「神的嫌疑」。郭永秉對謝、李二位先生的反駁呼應了顧頡剛的觀點,

其說如下:

他們沒有正面解釋為何在較早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禹的傳說卻沒有類似 文王為紂臣這類完全屬於人事的記載,只有天、帝、皇帝等命禹的記載,

反而到了大家都公認的戰國時代形成的古書才有禹為堯、舜臣的記載。這

1 李銳:〈由新出土文獻重評顧頡剛先生的「層累說」〉,《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頁 419-420、

423-429。另外李先生在〈「二重證據法」的界定及規則探析〉,《歷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頁 132 中也提到關於「天命」的問題。

2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 1,《顧頡剛全集》第 1 冊,頁 220-221。

3 同上,頁 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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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跟李銳先生所謂「神迹」是「逐漸放大」的講法恰好是背反不容的。

帝命文王的傳說跟帝命禹的傳說本質顯然不同,似不可比附。文王伐商為 取得合法性,自然要附會或編造出一套受上帝(或天)之命的說法來,這 與人所共知的具有悠遠歷史的禹受天帝之命平治水土神話傳說發生原理 完全不同,所以禹的治水傳說後來在理性化思潮下被「人化」改造為堯、

舜之命說,文王因為人所共知是一位人王而非神,他受帝命的傳說就沒有 這種演變過程的可能和必要,這是兩者本質的區別。……「天」在孟子那 裡是很虛的(所以他說「天不言」),跟原始傳說中禹平治水土的人格化 的上帝顯然不同。1

而對〈子羔〉所載堯舜禹契稷的結構,郭先生則認為「在《子羔》篇作者的時代,

已經出現禹契后稷服事舜的傳說,這其實毫不足異」,2因此並不能證明在西周 或更早的時代禹為舜臣或其治水為舜所命。

另外,近年出版的《清華五‧厚父》中也有關於禹的記載,內容如下:

王若曰:厚父! (遹) (聞)禹 【1】川,乃降之民,建 (夏)邦。

啟惟后,帝亦弗 (恐)啟之經 (德)少,命咎(皋) (繇)下為之 卿事,茲咸又(有)神,能 (格)于上,【2】智(知)天之畏(威)

(哉), (問)民之若否,隹(惟)天乃永保 (夏)邑。……【3】3

學者指出此篇從語言與思想來看應該是周初的《尚書》類文獻,4「禹 川」中間 缺了十字左右,整理者以為「川」應為〈豳公 〉「天命與敷土,墮山,濬川」

的「川」之類。5郭永秉認為「雖然簡文有殘損,但仍可推知在此篇中禹治水所從 受命的是天帝而非堯舜(仍是帶有神性的禹),同時他是奉天之命降民建夏邦的」。

6則〈厚父〉中的禹亦可代表西周時代以禹治水為天所命之例。至於虞代是否存在

1 郭永秉:〈這是一個根本的態度問題──《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導讀〉,《古文字與 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8 月),頁 441。

2 同上,頁 443。

3 釋文基本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4 月),

頁 110。斷句方面,原釋文「少」字下讀,此從馬楠改屬上讀為「經德少」,參〈清華簡第五冊 補釋六則〉,《出土文獻》(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4 月),第 6 輯,頁 224。

4 參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說〉,《出土文獻》(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 10 月),

第 6 輯;郭永秉:〈論清華簡《厚父》應為《夏書》之一篇〉,《出土文獻》(上海:中西書局,

2015 年 10 月),第 7 輯。

5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 111。

6 郭永秉:〈這是一個根本的態度問題──《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導讀〉,《古文字與古文 獻論集續編》,頁 451;〈論清華簡《厚父》應為《夏書》之一篇〉,《出土文獻》(上海:中西書 局,2015 年 10 月),第 7 輯,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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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郭先生的看法是裘說的進一步解釋,他認為東周時代的虞代觀念不會是 戰國以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在夏之前應有一個部落聯盟時代,古人統以

『虞』來稱呼,堯、舜是有虞一代最有影響力的兩位部落聯盟首領」。1

最近寧鎮疆也對禹的神性問題提出看法,認為〈豳公 〉與〈厚父〉中的禹 可證古人心目中的禹為人王。寧先生將〈豳公 〉「乃自作配」的主語理解為「禹」, 認為「從《詩經》的『天立厥配』看,『天』與『配』明顯不可能為一物」;又 據〈厚父〉中禹與夏有關,而認為「他就不應該只是神性的。尤其從《厚父》篇

『王』與夏之後人厚父對話的背景看,其實就是視禹為夏之先人,因此就無關什 麼『神』、『人』之間的問題」。另外又舉《左傳‧宣公十六年》羊舌職所說「吾 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而曰:「羊舌氏為春秋中期人,且其云『吾聞之』,

得之更久遠史影自不待言。如果禹是『神性』的,其中的『善人』就要讀為『善 神』了,問題是不言而喻的。」2

而寧先生進一步針對郭永秉談到研究「態度」問題。前引郭先生為裘先生的

〈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所作的導讀之文的題目即為「這是一個根本的態 度問題」,而在禹的神性問題上主張禹與堯、舜都經歷了一個「人化」的過程,

早期文獻中命禹者為天、帝、皇帝而不見禹為堯、舜之臣的記載,並且提到清華 簡〈良臣〉、上博簡〈子羔〉、〈舉治王天下〉、《論語‧堯曰》中都有「禹為 堯舜帝廷之臣」之說,而這些材料「至晚是戰國早期的作品」。3對此寧先生認 為「這顯然是以『突變』來理解此類文獻的年代學特徵,這正是問題以及同樣反 映『態度』之所在」,4似乎是認為這些東周文獻中禹為堯、舜之臣的說法應該 前有所承,不能僅以文獻的年代下限論定所載內容的時代性,頗有將這些內容視 為更早說法的延續之意。

以上列舉的說法分為兩派,裘錫圭與郭永秉上承顧頡剛的說法而有所調整,

謝維揚、李銳、寧鎮疆則反對顧頡剛之說。兩派學者在「態度」上的不同顯然延 續了過去「疑古」與「信古」兩種路線之爭,並且對材料所能提供的訊息看法不 同,前者依照材料的時代性將內容前後排比,觀其演變之跡,卻沒有完全否定後 代材料中可能帶有更早的歷史訊息,而後者相信後代的材料中可能傳承了更早的

1 郭永秉:〈這是一個根本的態度問題──《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導讀〉,《古文字與古文 獻論集續編》,頁 447。另可參郭永秉:《帝繫新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9 月),

頁 36-79;〈上博簡《容成氏》的「有虞迵」和虞代傳說的研究〉,《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6 月)。

2 寧鎮疆:〈清華簡《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觀念源流與豳公 銘文再釋〉,《出土文獻》第 7 輯,頁 117。

3 郭永秉:〈這是一個根本的態度問題──《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導讀〉,《古文字與 古文獻論集續編》,頁 441、443。

4 寧鎮疆:〈清華簡《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觀念源流與豳公 銘文再釋〉,《出土文獻》第 第 7 輯,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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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而有更早時代的史影。這兩種思路對理解古代歷史文化都是有意義的,不 過還要看具體討論的問題或材料適合哪種路線。就禹的問題而言,誠如黃永年所 說:

《燹公 》說:「天命禹」可知銘文作者仍認為禹具有神性。退一步說,

即使此銘文作者已認為禹真有其人,禹治水真有其事,但時在西周中期偏 晚的作者距離舊古史系統所說夏代初年已有千年之久,他講夏初人王之禹,

就等於今人講一千年前北宋的事情,其不能當作史料為人取信是誰都明白 的。1

或許我們可以再退一步,接受西周時期的材料確有可能留下了一些真實過去的痕 跡,不過我們能夠依據的最早的材料也只有透過「二重證據法」得到證明的西周 中期左右「天命禹」的表述而已。

早期顧頡剛透過禹的神性試圖否定禹以前的古史的真實性,而上舉裘、郭二 位先生雖透過出土文獻重申禹的神性並否定禹與堯、舜的關係,卻沒有否定虞代 存在的可能性,至於否定禹有神性的學者基本接受傳統的四代觀古史系統。我們 認為,西周時期提到「天命禹」的材料並不能證明禹是神還是人,不過我們可以 從中了解西周人對禹及其所處時代的記憶,從《尚書‧呂刑》的「絕地天通」所 反映的古史觀念及其他相關材料來看,西周人記憶中的禹確有神性,同時也是人 王,禹是當時人的古史記憶中區分不同時代的重要的記憶座標,而在此種記憶中

早期顧頡剛透過禹的神性試圖否定禹以前的古史的真實性,而上舉裘、郭二 位先生雖透過出土文獻重申禹的神性並否定禹與堯、舜的關係,卻沒有否定虞代 存在的可能性,至於否定禹有神性的學者基本接受傳統的四代觀古史系統。我們 認為,西周時期提到「天命禹」的材料並不能證明禹是神還是人,不過我們可以 從中了解西周人對禹及其所處時代的記憶,從《尚書‧呂刑》的「絕地天通」所 反映的古史觀念及其他相關材料來看,西周人記憶中的禹確有神性,同時也是人 王,禹是當時人的古史記憶中區分不同時代的重要的記憶座標,而在此種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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