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古史記憶研究的先驅：顧頡剛
二、 顧頡剛「古史觀」研究的當代意義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6
二、 顧頡剛「古史觀」研究的當代意義
（一） 「寫的歷史」的主觀性：羅香林對顧頡剛史學的重新詮釋
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在當年曾風靡一時，卻很早就因考古學的發展及社會科學 理論的流行而遠離主流；今天，隨著戰國、秦、漢文獻的大量出土，顧頡剛以傳 世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並堅持懷疑精神的史學觀點顯得更加邊緣化。然而，若從 歷史理論的角度來看，顧頡剛的「古史觀」研究取向仍深具啟發性。
羅香林很早就注意到顧頡剛史學的啟發性。他曾以「佛應」為筆名在《國立 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中發表了〈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民國 22 年）
一文，分兩期刊登，1寫作時《古史辨》已出了三冊。2此時的顧頡剛正陷於新材 料與新方法的衝擊，其後便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附言〉（民國 24 年）
中做出「縮短陣線」的宣言，即「我只望作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我 只望盡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幾篇古書考出一個結果」。基本上他承認考古學與社會 科學理論在古史建設上的積極意義，自己則選擇退守「古史觀」研究。同樣是回 應新材料與新方法的衝擊，羅香林的態度截然不同，他選擇用新的觀點重新詮釋 顧頡剛的史學，指出一條不同的研究路徑。然而，羅香林的文章在當時未引起注 意，其後亦少有人提及，直到近年才被重新「發現」，3在眾多關於《古史辨》
的評論文章中，他們獨具慧眼的看出這篇舊文的學術意義，從中指出顧頡剛史學 與當代史學接軌的重要關鍵。
1 佛應：〈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1 月），第 1 卷第 2 期（1933 年 2 月）。羅志田為我們介紹了這篇少有人知的文章及其源流，
指出此文原以「佛應」署名，其後雖將第二節刪改收於自己的著作《歷史之認識》（香港：亞洲 出版社，1955 年）中，但「由於羅先生並未自署出處，一般人未曾注意到其與『佛應』文章的 關聯，就連為羅先生修譜的門人似也不知《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上該文是老師所寫，當然也就不 會注意到文集所收文之外的兩節也是羅先生的作品。其餘後人整理的羅先生論著目錄，也不著此 文」［參羅志田：〈《古史辨》的時代語境和學理基礎──述羅香林少為人之的一篇舊文〉，《經 典淡出之後：20 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 11 月），頁 28-29］。羅先生重新發現此文的當代意義，而有深入的討論，成為我們探討相關問題 的基礎。〈《古史辨》的時代語境和學理基礎──述羅香林少為人之的一篇舊文〉一文為〈《古 史辨》的學術和思想背景──述羅香林少為人之的一篇舊文〉，《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2 期及〈檢討《古史辨》學理基礎的一項早期嘗試〉《社會科學研究》2008 年第 3 期二文之整合，
以下所引羅先生的觀點以最後版本為主。
2 佛應：〈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1 月），頁 89。
3 如彭國良在〈一個流行了八十餘年的偽命題──對張蔭麟「默證」說的重新審視〉（《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中談到此文已經從認識論的角度檢視顧頡剛的史學觀點（頁 58），在他的博士 論文《顧頡剛史學思想的認識論解析》（山東：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 5 月）中除了前文 的內容以外也對羅香林的文章作了介紹（頁 19、44）。另外羅志田亦談到羅香林文章的現代意 義，出處見前文注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7
在新材料與新方法的衝擊下，顧頡剛仍以傳統文獻為研究對象，研究的主題 是古書真偽、年代與古書中的古史等問題，當時已有落伍之嫌，不過羅香林反而 就此一特色以新的視角加以詮釋，認為：
《古史辨》裡所登載各家對於顧先生辨論古史所下的批評，有許多纏擾不 清的責難都是因為他們沒有把「史事的本身」和「寫的歷史」分別清楚的 緣故。顧先生所辨論的，僅及於「寫的歷史」，或是「某一時代的人對於 古史的觀念」，並沒有開展到「古代事情」的本身；無奈有些讀者，誤會 其意，以為顧先生簡直就是打倒「古代事情」的本身。……歷史，本來可 分為主觀的歷史，和客觀的歷史二種。所謂客觀的歷史，是指「史事的本 身」，不問其有無記載，曾否經人發現，但事情的存在和真實，卻是不會 有增損的；主觀的歷史，是指人們對於史事的喻解或記述，故有人又稱牠 為「寫的歷史」。同一史事（或事情），而各人的觀點可以不同，其傳述 的語句或文字，也可以因時間空間的變遷而變遷。
（《古史辨》第一冊中篇〈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所謂「要從古書直 接整理出古史蹟來，也是不妥當的辦法」，這些說話，正可以表明古代「事 情的本身」與古書上所記述的古史，是不能併為一談的，要想單從「寫的 古史」去尋求「客觀的古代事實」，那自然是辦不到的。我們校讀「寫的 古史」，只能知道那些記述古史的人對於古史的觀念、知識、或解釋罷了。
我們辨論那些「寫的古史」，只是要探討他們那些觀念、知識的由來和變 遷，及他們種種解釋的構成和依據罷了。這種辯論表面上雖於「古代事情」
的發現沒有直接的關係，然其結果，亦自足以逐漸的走到能夠認識「古代 事情」的道路上去。……不過，「事情的認識」雖可以逐漸的趨於真切的 境地，然而與「事情的本身」，卻不能併為一談，已經過去的「事情」，
到底不能自古史的記錄以整理牠的「本身」，這是無可如何的。1
彭國良認為「羅香林的認識相當深刻，直接抓住了顧頡剛歷史認識論的深層內容，
那就是對歷史本體的迴避」，2羅志田則指出羅香林主要的依據是「也來自西方 的歷史相對論」，「涉及一些史學的基本問題」，「能從認識論視角思考史學方 法的長處與局限」，3他們的看法指出了此文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而當代學者中，蔣俊也以類似的看法，他指出：
1 佛應：〈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1 月），頁 90、92-93。
2 彭國良：《顧頡剛史學思想的認識論解析》，頁 19。
3 羅志田：〈《古史辨》的時代語境和學理基礎──述羅香林少為人之的一篇舊文〉，《經典淡 出之後：20 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頁 38-39、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8
顧頡剛的這個學說，在當時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在一定程度 上，揭示了歷史認識的特點，指出：甲、人寫的歷史與客觀的歷史是兩回 事，客觀的歷史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只能根據人寫的歷史去認識過去。
乙、人們常根據時代的需要而改寫歷史，所以任何人寫的歷史，都打上了 時代的印記。丙、現代人應根據現代的需要重新認識歷史，他們雖然不可 能完全恢復古史的原來面貌，卻可以弄清哪些印記是後人打上的，什麼樣 的印記是什麼時代的人打上的。……在今天看來，顧氏的這一學說，除了 在歷史認識論方面的價值外，它還是新文化運動精神向史學領域的進一步 滲透，及動搖了某些著作的可信性與某些歷史人物的神聖性，促進了史學 家的思想解放，使他們能以完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種史料，衝破了人造的 禁區，從而把史學研究向科學化的道路上推進了一大步。1
蔣先生的說法較羅說簡要，他們都注意到「寫的歷史」中的「主觀性」，而蔣先 生更著重顧頡剛史學在「歷史認識」方面的意義。
羅香林將歷史劃分為二，「寫的歷史」是「主觀的歷史」，「史事的本身」
是「客觀的歷史」，認為透過前者我們雖能得到對過去的「認識」，卻無法觸及 過去本身。這個切入點確實有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的意味。杜維運 對歷史相對論的內涵有簡要的說明：
歷史相對論者從學理上著手，以攻擊蘭克以來史學上的客觀與絕對。歷史 相對論者認為歷史不是實際發生的往事（what actually happened），而是 史學家所寫出來的，史學家無法獲得往事的全部真相，其局部知識與自由 意志的選擇，促使其寫成極富主觀色彩的歷史，因此史著與史著之間，是 難有優劣之分的，史學家與史學家之間，也不相上下，新的史著，代替舊 的史著，新的史學家，淘汰舊的史學家；在歷史上，只有主觀，沒有客觀，
只有相對，沒有絕對；客觀的歷史真相（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杳不 可期，決定性的歷史因素，絕不存在。2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開始反思科學革命以來人們對史學的樂觀態度，
對歷史能否客觀、科學提出質疑，而產生歷史相對論的觀點，影響及於美國，並 在美國發揚光大，1930 年代的美國學者貝克（Carl L. Becker）、比爾德（Charles
1 蔣俊：《中國史學近代化進程》（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 9 月），頁 88-89。彭國良認為第 一篇明確意識到顧頡剛史學的歷史認識論意義的是趙吉惠、毛曦的〈顧頡剛「層累地造成中國古 史」觀的現代意義〉，《史學理論研究》1999 年第 2 期（《顧頡剛史學思想的認識論解析》，
頁 23）。蔣俊應該較此文更早注意此問題。
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頁 3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9
A. Beard）即為代表人物。1當時的中國亦頗受影響，較具代表性者為何炳松、朱 謙之、常乃德。2而羅志田提到當時朱謙之曾將「寫的歷史」視為《古史辨》的 重心所在，何炳松也已區分「史料」與「事實」，認為史料並非「事實」，只是
「事實之記載」，3可見羅香林的觀念有其思想背景。不同的是，羅香林不是單 純的理論闡述，而是替相對主義的史學理論找到一條實踐的道路，顧頡剛的「古 史觀」研究便是他認為最能契合此種觀點的史學實踐。或許可以這麼說，羅香林 這篇文章不僅從認識論的角度重新詮釋了顧頡剛的史學，同時也替當時較不受重
「事實之記載」，3可見羅香林的觀念有其思想背景。不同的是，羅香林不是單 純的理論闡述，而是替相對主義的史學理論找到一條實踐的道路，顧頡剛的「古 史觀」研究便是他認為最能契合此種觀點的史學實踐。或許可以這麼說，羅香林 這篇文章不僅從認識論的角度重新詮釋了顧頡剛的史學，同時也替當時較不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