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啟記憶二題──啟得天下與上賓天
2. 今本《竹書紀年》中的啟、益關係為拼湊而來之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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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啟的材料並且與禪讓制度有關，也可能沒有歷史「價值」而不書寫、或用禪 讓以外的角度書寫，而作為樂曲名的〈崇禹生開〉及清華簡〈厚父〉則提供了非 禪讓脈絡的啟記憶，對我們而言，前者屬於「無意史料」，後者為出土文獻，都 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意義，或許可以說明西周時期主流的啟記憶與禪讓無關，在 禪讓傳說興起後啟才被放到禪讓的脈絡中，而產生（或找回）啟攻益之類的記憶，
啟的形象也因此成為禪讓傳統的終結者。
2. 今本《竹書紀年》中的啟、益關係為拼湊而來之偽作
在啟、益關係的材料中，還有一類具有爭議性的材料，即今 本《竹書紀年》中的記載。自民初王國維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以來，學界基本認為此書為偽書，但也有學者主張其中有真材料，
甚至認為全書與原本相去不遠，西方學者倪德衛（David S. Nivison）、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便力主後說。1本文沒有能力探討 此書真偽的問題，僅對其中關於啟的記載提出一點看法，本文認 為相關內容為後人雜湊的可能性較高，應非戰國時代的記憶。
倪德衛曾將《今本竹書紀年》的文本以 40 字為一簡的設定還 原為竹簡形式，啟、益關係的部分被安排在第 73 到 75 簡（如右 圖），2並認為：
第 074 簡至第 075 簡：《晉書‧束皙傳》載「益干啟位，
啟殺之」（第 073 簡「禹薦益於天」）據我估計，第一批 晉代編輯者（280-282）以「今本」說法代之，第二批編輯 者（公元 290 年及其後）則將他改了回來。但也存在一種 可能性，即「古本」材料取自汲縣其他出土文獻。就第一 種可能性來說，難處在於，人們必得假定，首批晉代編輯 者嚴格記錄了所刪文字，後又製作一篇相同字數的簡文代 替。但事實上，這些晉代編輯者對簡文字數並不關心。3
1 相關討論可參邵東方：《今本竹書紀年論集》（臺北：唐山 2002 年 2 月）。另可參張富祥：〈《竹 書紀年》與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10 月）；程平山：《竹書紀年考》（北京：
中華書局，2013 年 12 月）。倪德衛與夏含夷的著作也有譯本可參，如倪德衛著，魏可欽等譯：《《竹 書紀年》解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6 月）；夏含夷著，周博群等譯：《重寫中國古 代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2 月），第 3 章、第 4 章。相關論文又見於夏含夷：
《夏含夷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2 月）；《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2 月）；黃聖松等譯：《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臺 北：萬卷樓，2013 年 4 月）；張叔一等譯：《夏含夷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4 月），第 2 集。
2 倪德衛：《《竹書紀年》解謎》，頁 154。
3 同上，頁 177-178。關於汲冢竹書的整理可參夏含夷：《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第 3 章、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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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倪德衛否定「益干啟位，啟殺之」為《竹書紀年》原文，認為今本的「禹 薦益於天……」才是原文，古本的說法可能來自其他汲冢出土的文獻。
就啟益關係而言，今本《竹書紀年》與「益干啟位，啟殺之」相對的是一系 列事件，包括：
(1) 禹立四十五年。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
(2)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3) 六年，伯益薨，祠之。
不論古本之說是否出自《竹書紀年》，〈容成氏〉已證其確為戰國時代的記憶，
因此本文關注的問題在於今本《竹書紀年》所載是否是戰國時代的古史記憶；更 仔細的說，上引 (1)、(2)、(3) 或許能找到先秦的文獻對應，但它們以今本《竹 書紀年》中的排序方式所體現的歷史敘述，是否存在於戰國時代人們的記憶中。
王國維已指出 (1) 出自《孟子》、(3) 出自《越絕書》，至於 (2) 沒有舉出 可能的出處，而認為「蓋故與古本立異。觀後附注於『伊尹自立』云『誤以攝政 為真』。於『太甲殺伊尹』云『文與前後不類』，則此易其本文，彼則加以案語，
蓋正文與注出於一人所蒐集也」，1程平山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成書的時代 晚於《資治通鑑前編》，乃明人偽作」，而認為 (2) 采《皇王大紀》、《資治 通鑑前編》。2當然，支持今本為真者也可以認為《越絕書》、《皇王大紀》、
《資治通鑑前編》的說法襲自今本《竹書紀年》。
或許由於 (2) 不如 (1)、(3) 可以找到先秦的相關內容，因此較不受注意，
其實 (2) 中益「出就國」一事，上承 (1) 下啟 (3)，對於探討 (1) → (2) → (3) 這樣的歷史敘述是否為戰國時代的古史記憶是很關鍵的內容。
我們先從 (3)「六年，伯益薨，祠之」談起，《越絕書‧吳內傳》曰：
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 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 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關於「《經》曰」，錢培名指出：
「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據此文「經曰」二字，則知此篇晉公子重耳反國 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舜用其仇而王天下，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夏啟獻犧於益，湯獻牛荊之伯，
1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於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頁 213。
2 程平山：《竹書紀年考》下冊，頁 1161、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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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之時，鯀不從令，湯以文聖，文王以務爭，武王以禮信，周公以盛德等 語，皆其所謂經也。各立一語為綱，而下為之傳。1
此《經》所指為何今不可考，不過此篇寫作時代應流傳有「夏啟獻犧於益」之說，
且很可能與先秦其他史事同收於一書中。《越絕書》著者與成書時代頗有爭議，
余嘉錫曾指出：
自來以《越絕》為子貢或子胥作者，固非屬實，而如《提要》及徐氏說，
以為純出於袁康、吳平之手者，亦非也。余以為戰國時人所作之《越絕》，
原係兵家之書，特其姓名不可考，於《漢志》不知屬何家耳，要之，此書 非一時一人所作。《書錄解題》卷五云：「《越絕書》十六卷，無撰人名 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蓋戰國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斯言 得之矣。2
根據余先生的觀點，「夏啟獻犧於益」之說或許在漢代之前已經出現。
關於《越絕書》的記載，一般關注的是「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可 能是 (3) 的來源，其實「薦益而封之百里」亦值得注意。趙雅麗曾指出《越絕 書》材料多有源自《史記》者，或沿襲或增改，3可見其受《史記》之影響頗深，
而「薦益而封之百里」的說法應該是來自《史記‧秦本紀》：
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 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
舜賜姓贏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一曰若木，實費氏。
大費即伯益，〈秦本紀〉所載實為伯益受封之事。《越絕書》的作者應該知道《孟 子，萬章上》「禹薦益於天」的說法，不過他將之與〈秦本紀〉之說融合為「薦 益而封之百里」，則益在啟即位前已受封為諸侯，並取消了禹讓益的情節，而後 益為啟臣，啟「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故在益死後「歲善犧牲以祠之」。
而《越絕書》的「薦益而封之百里」或與今本《竹書紀年》(2)「費侯伯益出就 國」有關，我們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拼湊前說有兩種可能。
其一，「就國」一般指諸侯前往自己的封國、封地，可能是《越絕書》先建 構出「益受封而後啟祭益」的敘述內容，才衍生出「益就國而後啟祭益」的敘述。
1 轉引自李步嘉：《越絕書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90。
2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 月），頁 382-383。
3 趙雅麗：《《越絕書》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4 月）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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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本《竹書紀年》的作者將《越絕書》去掉的《孟子》之說改回兼顧二說的敘 述，也就是拼湊了《孟子》與《越絕書》的內容，而用「就國」涵蓋曾經受封之 事，同時用以詮釋「益避讓啟」。事實上，「費侯伯益出就國」這樣的表述出於 先秦的可能性不大。「就國」一詞於兩漢文獻中多見，為漢代習用之詞，遍搜先 秦文獻，僅得《戰國策‧齊策四》「孟嘗君就國於薛」一例。用來描述先秦人物 者見於《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 就國，道宿行遲」，〈管蔡世家〉「餘五叔皆就國」，也是漢人所寫，用來描述 傳說人物之例則見於東漢趙曄所著《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就國為諸侯」，
「費侯伯益出就國」也是類似的表述，比較可能是後人所寫。
其二，益「就國」之事未見於先秦文獻，而見於《皇王大紀》、《資治通鑑 前編》（注中引《皇王大紀》之說，正文未提到「就國」），前者曰：
八載，……王崩於越。啟賢，能敬承繼王之道，伯益奉啟踐天子位，……
啟元載甲申，二載啟既除喪，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生二子，一曰大 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
從「就國」後接「生二子……」可知《皇王大紀》也採用〈秦本紀〉之說，而將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詮釋為「歸政就國」，比《越絕書》更進一步調和了
《孟子》之說。這樣的詮釋受到金履祥肯定，他在《資治通鑑前編》注中曰：
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
孟子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 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 得之。
《孟子》、《皇王大紀》、《越絕書》都有各自的敘述脈絡，由此看來，也可能 今本《竹書紀年》所載啟、益關係的三條內容分取自《孟子》「薦益於天」、《皇 王大紀》「伯益歸政就國」、《越絕書》「夏啟獻犧於益」，由三者拼湊而來。
3. 「禹德衰」的思想背景
禹在西周時代的材料中是治平水土、有功於天下者，這樣的形象到東周不僅 沒有轉變，還成為「天下」的象徵，如先秦傳世與出土文獻中「禹 」、「禹績」
一詞所示，不過在戰國文獻中，卻出現了「禹德衰」的說法。主要見於《孟子‧
萬章上》及《莊子‧天地》，前者以為禹是破壞禪讓傳統的元凶，後者以為禹是 以賞罰亂政的元凶。另外，「德衰」之說，亦見於〈容成氏〉，不少學者以為指
萬章上》及《莊子‧天地》，前者以為禹是破壞禪讓傳統的元凶，後者以為禹是 以賞罰亂政的元凶。另外，「德衰」之說，亦見於〈容成氏〉，不少學者以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