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古史記憶研究的先驅：顧頡剛
三、 傅斯年早年對顧頡剛研究的批評及其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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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傳說演變背後反映的社會脈絡與記憶背景，其中提到顧誠 的〈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蹟考〉一文，指出：
關於沈萬三和明朝政治史事的關係有很多虛構的成分，這個傳說產生和流 傳的過程本身恰恰是一個歷史真實，就是說人們為什麼去創作這個東西，
究竟是什麼人創造出來的，傳說是怎樣出籠並且流傳至今的──也就是說，
人們為什麼把一個和朱元璋和朱棣都不相干的人硬與他們綁在一起？這 樣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就變成了這件事反映出來的社會輿論、造成這種社會 輿論的歷史動因以及後人對此的歷史記憶。1
趙先生的觀點說明顧頡剛的傳說研究自然可以帶出對歷史記憶的關注。而顧頡剛 的古史研究用的正是他研究傳說的方法，他在古史研究中關注的同樣是一時代、
一人群的古史觀念如何影響了古史的內容形成與演變，自然也可以用當代的記憶 研究觀點作開展。
總上所述，學者已經為我們指出了承繼古史辨遺產不同以往的重要方向，讓 我們思考顧頡剛的史學觀點與記憶研究接軌的問題，並注意到羅志田所指出早期 羅香林以相對主義史學觀點詮釋顧頡剛的史學的說法。從相對主義史學的角度切 入，我們可以看到顧頡剛強調「寫的歷史」的「主觀性」此一重要特色，甚至挑 戰了傳統關於「寫的歷史」可以指向「真實發生的過去」的史學立場。不過顧頡 剛的史學並相對主義史學，其史學觀念仍在實證思惟的框架下，只因他的「古史 觀」研究及「移置」法將視角轉向「寫的歷史」中蘊含的「主觀性」因素，產生 了類似於歷史相對論的效果，也是「古史觀」研究開展為「古史記憶」研究的重 要條件。正因如此，雖然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並非「記憶」研究，但今天若要從記 憶的角度重新研究先秦古史，仍不能忽略顧頡剛的古史研究成果。
三、 傅斯年早年對顧頡剛研究的批評及其啟發
王汎森曾經指出「傅斯年是懷疑古代歷史傳統記載可靠性的前驅之一」，曾 鼓勵人們「疑所不當疑」，並提到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傅斯年傾向疑古，他在《新 潮》的文章中也有這方面的文字。2杜正勝也有同樣的看法，並提到傅斯年就讀 北大時便曾於《新潮》創刊號（民國 8 年）的〈清梁玉繩著史記志疑〉一文中用 了「疑古」一詞，是「疑古的先鋒」，而認為傅斯年在讀到顧頡剛的層累說後也
1 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 20 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小歷史與大歷 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頁 78。
2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2013 年 5 月），頁 142、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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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而文中提到「十年前，我以子貢為紂申冤一句話，想起桀紂傳說之不可信，
殷疑心桀、紂是照著幽王的模型造的，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1顧頡剛也有〈紂 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可見二人的思路契合。
不同的是，傅斯年能從西方的研究視角指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在人物研究 中，傅斯年認為「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而曰：
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不莊重的心思 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
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
（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2
羅志田指出：
《古史辨》第一冊剛出來，傅斯年就看到，梳理歷史表述的演變，不僅可 以更為清晰地看到被表述者的真相，還可從怎樣表述及何以如此表述中看 到關於表述者本身的歷史「真相」；所以他建議顧頡剛研究歷代孔子形像 這一「觀念」的演變過程，以成「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並 借此了解歷代立言者的心態，即「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顧頡剛對此心領神會，他在 1926 年收信後即提出：「各時 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3
羅先生指出這是一種「從社會視角考察學術的取徑」，可以說明傅斯年的建議對 顧頡剛的「古史觀」研究具有深化的意義，並且可與當代學術觀點接軌。後來顧 頡剛寫了一篇〈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傅斯年批評曰：
我有一個非常自信的成見，以為我們研究秦前問題，只能以書為單位，不 能以人為單位。而以書為單位，一經分析之後，亦失其為單位。故我們只 能以《論語》為題，以《論語》之孔子為題，不能但以孔子為題。孔子問 題是個部分尚不能恢復的問題，因為「文獻不足徵也」。4
1 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傅斯年全集》第 1 卷，頁 464。
2 同上，頁 449。
3 羅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蒙文通先生與思想史的社會視角〉，《四川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總第 139 期），頁 105。
4 傅斯年：〈評「春秋時的孔子與漢代的孔子」〉，《傅斯年全集》第 1 卷，頁 488。傅斯年原 先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提醒顧頡剛可以研究孔子問題，羅志田認為「顧頡剛對此心領神會」，
於收信後提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此句見於民國 15 年 10 月 2 日所作〈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不過顧頡剛寫作此文時恐怕未受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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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以書為單位」可能涉及了兩種概念，其一是古書所載古史內容的思想背景 問題，其二是古書成書的問題，都將問題的焦點從「內容」拉到「書寫脈絡」。
其實傅斯年早已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建議顧頡剛注意「古書」，而說
「例如《論語》一部書，自然是一個『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幾百年『層累 地』造成的」與「《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的考定，因為現在的『定 本』，樣子不知道經過多少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流傳而成改變，及以今字改古 字，更不知有多少了」，1而前一句話應該是當時的傅斯年比較重視的。傅斯年 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便曾建議顧頡剛：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層累地」。但這個層累地的觀念 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個經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 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起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 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定一切古籍的標準。2
在該文後的「在周漢方術家的世界中幾個趨向」一節中，傅斯年提出一部書中的 人物形象也可能有不同的思想淵源，他將古代文化分為古道宗、古儒宗，而堯、
舜、許由、黃帝、華士、神農、莊子書中的「某某氏」可能出於古道宗，即《論 語》中也可能包含其他思想淵源的人物，因此才說「《論語》一部書，自然是一 個「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幾百年「層累地」造成的。」3換句話說，就是 一部書中的人物形象也可能是層累造成的，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將顧頡剛的概念細 緻化，去探究每一部書中層累造成的古史。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中也提到研究不同時代的古史觀範圍太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但 當時只提出初步的構想，傅斯年則很快的意識到就算一部書中同一人的形象也可
影響。顧頡剛在民國 10 年 1 月 25 日給胡適的信中已提到有意研究各時代的孔子的想法（見〈論 偽史及《辨偽叢刊》書〉，《古史辨》第 1 冊，頁 20）。又在民國 12 年 4 月 27 日寫的〈與錢 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研究「論語中的古史」的構想，還提到胡適曾叫他寫一篇稿子給《讀 書雜誌》，他「當下就想做一篇〈論語中的古史〉」（見《古史辨》第 1 冊，頁 60-61）。後來 顧頡剛應廈門大學之邀在孔誕會演講，便於民國 15 年 10 月 2 日寫了一篇〈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 的孔子〉（見《古史辨》第 2 冊，頁 139）。據顧頡剛的說法，傅斯年此信從 1924 年 1 月寫起，
寫到 1926 年 10 月 30 日（見〈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傅斯年全集》第 1 卷，頁 473），顧潮 編的《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1 月）於民國 15 年 10 月 30 日下記
「傅斯年來信」（頁 147）。察《顧頡剛日記》並未記下何時收到此信，而於民國 15 年 11 月 4 日下則有「看孟真自香港寄來長信四十頁」（《顧頡剛日記》卷 1，《顧頡剛全集》第 44 冊，
頁 813），可知最晚此時收到此信。不論是民國 15 年 10 月 30 日還是 11 月 4 日，都晚於〈春秋 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寫作的 10 月 2 日。
1 羅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蒙文通先生與思想史的社會視角〉，《四川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總第 139 期），頁 105。
2 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傅斯年全集》第 1 卷，頁 449。
3 同上，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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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有多元的思想背景。由上述三例可知，傅斯年雖然是順著顧頡剛的思路提出 建議，卻都提出了新穎的觀點。
這是傅斯年回國前的觀點，回國之後寫作的〈評「春秋時的孔子與漢代的孔 子」〉雖然也談「古書」，但提到「以書為單位，一經分析之後，亦失其為單位」，
應該已經意識到「古書形成過程」的複雜問題，就古史研究而言，是從注意一部 書中內容的「思想」背景進一步注意到書中內容的「社會」背景。傅斯年對「古 書的形成方式」問題的具體論述見於〈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民 國 18 年 2 月），大致是說古人無「著作者」觀念及古書由「記言之書」到「成 篇之書」到「系統之書」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成書過程。1王汎森認為這樣的觀 點來自章實齋的「言公」思想，並且認為傅斯年提醒顧頡剛注意「古書」是「希 望當時所爭論某書是否為某人所作的疑古運動者，能認識到古書與作者之間極為 複雜的情況」，2是「破解疑古思想的論述」。3精準的從學術史的角度點出了傅
應該已經意識到「古書形成過程」的複雜問題，就古史研究而言，是從注意一部 書中內容的「思想」背景進一步注意到書中內容的「社會」背景。傅斯年對「古 書的形成方式」問題的具體論述見於〈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民 國 18 年 2 月），大致是說古人無「著作者」觀念及古書由「記言之書」到「成 篇之書」到「系統之書」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成書過程。1王汎森認為這樣的觀 點來自章實齋的「言公」思想，並且認為傅斯年提醒顧頡剛注意「古書」是「希 望當時所爭論某書是否為某人所作的疑古運動者，能認識到古書與作者之間極為 複雜的情況」，2是「破解疑古思想的論述」。3精準的從學術史的角度點出了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