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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禪讓制度與朝代典範 ── 找回虞代記憶的過程

4. 戰國中期的墨家將堯舜禪讓作為尚賢理論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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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讓賢、退而養生。丁四新以為「這種德是在年邁體衰,力不從心,而又偏 偏不肯順從自然,緊握權柄不放的情況下,覺悟到『知其弗利』之德」,也呼 應了前文的「利天下弗利」。1而尤銳認為這段論述顯示「作者試圖為禪讓建立 一個普遍的模式,將其提高到政治理論的高度」,「這段文字非常接近於給君 主建立一個強制退休機制」。2另外,學者也對其觀念源流做出推測,夏世華以

《論語‧季氏》「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解釋,以為「年老氣衰時,

尤其需要限制它貪戀外物、好利的傾向」,3則這段「致政」之說或許承襲了〈季 氏〉中的觀念。而中外學者多提到《管子‧戒》中有「義,故七十而致政」的 說法,4說明此類說法並非只見於儒家文獻中。王博對二者文字相似之處有詳細 的對照,指出〈戒〉篇內容駁雜,思想上有「儒道融合、以道為主的色彩」,「應 該是襲用了《唐虞之道》」,5裘錫圭也認為〈唐虞之道〉關於禪讓的文字與上 下文沒有緊密的聯繫,「大概就是根據《唐虞之道》或與之類似的文章的一部分 改寫而成的」,而該篇內容肯定禪讓又強調仁義,有儒家傾向,但關於禪讓的文 字不談「尊賢」而特別強調「道德」,顯然是受到道家影響,「所以《戒》篇 對《唐虞之道》或類似著作的禪讓說是有所改造的」。6由此可見〈唐虞之道〉

對堯舜禪讓的理論化在當時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4. 戰國中期的墨家將堯舜禪讓作為尚賢理論之典範

與〈唐虞之道〉不同,在《墨子》中禪讓傳說是作為墨家「尚賢」理論的例 證,誠如吳根友所說,《墨子‧尚賢》中舉堯舜禪讓為例「只是從歷史角度來論 證『尚賢』的重要性,其思想的中心論證『傳賢不傳子』的最高政治權力轉移的 原則」。7則兩者雖然都將禪讓傳說理論化,但前者將堯、舜的人格與禪讓的價 值有機的聯繫並儒家化,成為古代政權轉移制度之典範,同時促成堯舜禪讓說的 情節及其義涵定型;後者將堯、舜的人格與禪讓的價值墨家化,成為尚賢理論的 典範,不過就政治典範而言,三代聖王之治仍高於堯舜。因此雖然墨家主張的舉 賢較儒家強調賢人出於貧賤,但從推動禪讓說的角度來看,其力道不如以〈唐虞 之道〉為代表的戰國中期儒家。

1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頁 375-376。

2 尤銳:《展望永恆帝國─戰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5 月),

頁 83。

3 夏世華:《先秦禪讓觀念研究》,頁 22。

4 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 1‧郭店楚墓竹書》,

頁 68;尤銳:《展望永恆帝國──戰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頁 83。

5 參王博:〈關於《唐虞之道》的幾個問題〉,《中國哲學》1999 年第 2 期,頁 31。

6 裘錫圭:〈讀《郭店楚墓竹簡》札記三則〉,《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第 2 卷,頁 366-367。

7 吳根友:〈「傳賢不傳子」的政治權力轉移程序〉,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究》(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 6 月),第 1 輯,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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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舉賢方面,戰國中期儒、墨兩家都強調不問出身。前文提到顧頡剛認 為「小人學道則易使」,則「孔子決不是澈底主張尚賢主義的一個人」,不過他 也提到《論語》中也有不少強調舉賢之例,如〈子路〉提到「舉賢才」,〈雍也〉

提到「雍也可使南面」,〈憲問〉提到公叔文子與其家臣一起做了公家的臣,孔 子讚其「可以為文矣」,因此認為孔子終究是「過渡時代的人物」。1彭邦本進 一步據指出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述雍也之父為賤人,孔子也主張「舉逸 民」,且孔子本身就是降為平民者,這樣的思想內含為〈唐虞之道〉等文獻中舉 賢觀念的淵源,而從《孟子》來看,「儒家的舉賢理論比墨家溫和,而且主張選 賢應內外並舉,貴賤不避」。2墨家談堯舉舜及其他聖王之舉賢,則曰:

(1)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

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 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賢上〉)

(2) 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 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 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

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 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 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尚賢 中〉,〈尚賢下〉內容大致相同)

彭先生據此認為墨家「舉用賢才的思想比儒家激進。如同儒家視堯舜禹之際為禪 讓黃金時代一樣,墨家亦將這一時代視為『尚賢事能為政』的典範」。3從〈尚 賢上〉「天下平」、「九州成」、「其謀得」、「西土服」的層次來看,堯舜禪 讓確實比較受到推崇,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舜與益、伊尹、傅說、閎夭、泰顛等人 並列,主要重點還是在舉賢於貧賤之中,闡述的是「尚賢者,政之本也」(〈尚 賢上〉)的道理,此堯舜禪讓之典範意義應該在「舉賢」而非「黃金時代」。

1 顧頡剛:〈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 1,《顧頡剛全集》第 1 冊,頁 437-438。

2 彭邦本:〈儒墨舉賢禪讓觀平議──讀《郭店楚墓竹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0 年第 5 期,頁 124-125;〈《論語》中的舉賢禪讓思想〉,《齊魯文化研究》第 13 輯,(2013 年 12 月)頁 21-22。

3 彭邦本:〈儒墨舉賢禪讓觀平議──讀《郭店楚墓竹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0 年第 5 期,頁 120;〈《論語》中的舉賢禪讓思想〉,《齊魯文化研究》第 13 輯,

(2013 年 12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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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墨家談治天下歸於「天」,而曰「順天意者,義政也」、「順天意者,

兼相愛、交相利」(〈天志上〉),這樣的順天意之政在《墨子》中基本指三代 聖王,而非堯舜。如〈兼愛上〉曰「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兼愛中〉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 兼相愛,交相利」,並舉禹及文王、武王為例;又如〈兼愛下〉曰「兼即仁矣,

義矣」,舉〈泰誓〉、〈禹誓〉、〈湯說〉以為文王、禹、湯為兼者;又如〈非 命上〉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以為湯、文王以百里興,兼相愛、交相利而 王天下。至於堯、舜的人格則配合節用、節葬的主張而有儉苦之形象,前文已有 引述,與禪讓沒有明顯的關聯。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需要釐清,即《墨子》中既沒有將堯舜禪讓作為政治制度的 典範,也沒有如〈唐虞之道〉談「六帝興於古,皆由此也」一樣將禪讓制度追溯到 更早的時代,然而不少學者認為〈容成氏〉中有不少內容反映了墨家思想,因此將 其中關於堯、舜之前的古代帝王皆行禪讓的記載認為可能是「墨家所流傳的古史系 統」,1或認為是墨家用「順序敘述古代帝王傳說來闡明自己的理念」,「如果不 是早期墨家的作品,就應該是墨家講學時講義一類的東西」;2則到底墨家是否曾 將堯舜禪讓視為最理想的政權轉移制度,並且如同〈唐虞之道〉所代表的儒家以堯 舜之前為黃金時代,便成為問題。產生此種矛盾的原因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墨子原 不談這些問題,而後受到禪讓說流行以及古史觀向上層累風氣的影響,其後學增加 了這方面的內容;其二是《墨子》成書的時代禪讓說已不再流行,因此將鼓吹禪讓 的部分去除,只在談尚賢之處留下堯舜禪讓之事。我們認為前者的可能性較高。首 先,《墨子》對堯、舜之前著墨甚少且並未安排一個更理想的時代,反映的應該是 古史觀從三代觀演進到四代觀的過渡時期,早於〈容成氏〉的古史觀;第二,墨子 曾到過楚國,也曾派弟子到楚國,並留下與楚人論學的記載,楚地應該在墨子之時 已接觸到墨學,3而前文提到我們認為〈容成氏〉的古帝部分將「刑賞」與「德衰」

聯繫在一起以為不刑不賞方為有德並非墨家思想,則很可能楚地學者或楚地的墨家 後學以墨家的說法為主,加上當時流行而與《莊子‧胠篋》、《六韜‧大明》類似 的古帝系統,建構了一個以禪讓政治為主的理想時代。如此或可將〈容成氏〉的古 代帝王部分視為墨家系統古史觀的擴充,後來因為影響力較小或禪讓說已不流行便 失傳了,而《墨子》中的正統墨家思想仍較有影響力而流傳至今。

1 饒宗頤:〈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成氏》〉,《九州學林》4 卷 1 期(2006 年春 季),頁 5。

2 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頁 251。

3 關於墨家在楚地流傳的問題可參李學勤:〈長臺關竹書中《墨子》佚篇〉,《簡帛佚集與學術 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頁 332;黃海烈:〈上博簡《容成氏》的發現及 其學派歸屬問題〉,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 fudan.

edu.cn/SrcShow.asp?Src_ID=443),2008 年 5 月 26 日;高華平:《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 4 月),第 3 章「『三墨』學說與楚國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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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關於禪讓的記載可以區分為禪讓學說與禪讓傳說,我們認為〈唐 虞之道〉是完整的禪讓學說,而《墨子》中雖提到禪讓傳說,卻只是用來支持其 尚賢理論、建構自己的學說,實際上並未提出完整的禪讓學說。前者大力鼓吹禪 讓制,後者真的要鼓吹的是尚賢。不過二者對堯舜傳說理論化的模式雖然不同,

卻都從各自的脈絡強調堯舜禪讓的典範意義,同時在學說流行與傳播的過程中,

卻都從各自的脈絡強調堯舜禪讓的典範意義,同時在學說流行與傳播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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