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參與在知識建構中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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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較低的資訊，並且更進一步尋求相關性高的資訊；又因著相關性高的 資訊的進入，而使得問題建構得以進一步具焦。因此在問題建構後的相關標 準制訂上，則也能夠有著更廣泛的知識基礎；同時也因著廣泛的參與與審議，

得能讓標準制訂能夠獲得正當性的基礎。因為這正是經過公共審議後所決議 而成的問題優先性排序（Fischer, 2007: 30-34）。

2. 公民參與在知識建構中的呈現

在知識建構的層面上，公民參與的實現要以「建構問題」為核心，也就 是在目的上從尋求政策原則的方向轉向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案」，透過問題解 決為目的來找到問題的根源。同時利用各領域的知識資源來建立與檢證各種 假設與其理由，並且促成各方利害關係人就衝突問題的認知進行對話。即便 是有特定利益的人，也可以提供來自於他們角度的特殊知識與問題界定

（Maasen and Weingart, 2005:15）。此外，亦有學者將知識建構所帶來的政策 諮詢被視為知識整合與評估的分析-審議程序（an analytical-deliberativ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mpilation and knowledge assessment） 。例如美國國家研究委 員會（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將風險特性的定義，界定為風險學習 與風險決策制訂過程的框架。因此風險特性的定義過程，也就被國家研究委 員 會 設 計 為 在 公 民 與 科 學 家 之 間 皆 具 有 影 響 作 用 的 「 分 析 審 議 過 程 」

（analytic-deliberative process）。因此審議與分析之間的關係，就成了「審議 建構了分析，同時分析也提供資訊給予審議」（"deliberation frames analysis, and analysis informs deliberation”)(Douglas, 2005:157)。

亦有學者指出要從四個面向來衡量參與模式的設計。包括知識建構的參 與與政治之間的距離（Distance from Politics），例如議題範疇的限定、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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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專家的標準、決策者對專家行動的限制、決策所需要的知識，其選擇不 僅是技術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其次是政策功能（Policy Function），也就是 在政策過程中有關知識的應用模式，如決策的預備、論證的支援（涉及政策 的合法化與理性化）、增加思考資源、更加普遍的科學啟蒙等等。第三則是多 元化的知識、價值與利益之處理（Dealing with Pluralism of Knowledge, Values and Interests），第四是參與者之間的溝通、互動與涵蓋（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Inclusion），包括議題的選擇是否來自於與不同領域的專家和政治 人物等互動所產生的？知識生產的程序是否是透明的？知識的整合是來自於 廣泛的知識領域與觀念，或者僅是狹義、特殊、被用於具體問題分析的研究 知識等等（Heinrichs, 2005: 46）。

因為審議與分析之間彼此具有交互作用的關係，因此建立專家與公民之 間的聯繫，就會成為解決難以單純以純科學為根基的政策問題在制度設計上 的重點。在知識建構、參與、及政策決策之間的相嵌，亦有學者提出許多不 同的進行方式。如公共政策學者 Fischer（1993:171）也曾提出一種參與式研 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模式。其談到對一般專家而言，將專業與社會參 與結合一起的想法，似乎很不科學，甚至失之於非理性。不過參與式研究的 特色在於能夠針對那些混合了技術與社會問題的問題進行研究，也就是具有 解決特定類別問題的關鍵。而且參與式研究所使用的地點，多是在僅用科學 調查研究會顯得更耗時費力又昂貴的地方。因此研究效果有其良好成效

（Fischer,1993:172）。例如 Fischer （2000:158）提到在印度的克拉拉邦（Kerala）

的案例。

克拉拉邦是印度非常窮困的省份，地方政府想要進行通盤規劃以改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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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民的生活。不過由於缺乏當地的各項相關資料，包括土地利用的型態、

土地使用的範圍等等，因此地方政府想要再決策過程中引入當地居民的參與。

專家培訓當地志工，著手進行「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地方 調查。在該地區透過志工的協助，能夠收集許多相關的資料，得能建立了當 地的資源地圖。並且藉由詳盡的地圖資訊，使得當地社區能夠開始進行規劃 討論以及政策決策。Corburn (2005:71) 的研究指出，能夠掌握生活經驗與地 方文化的社區成員，可以協助專家看到研究對象的生活軌跡與方式，並且重 新界定問題。藉由地方的默會知識，能夠改善既有專業知識論的缺陷，同時 增進程序民主，並且促進分配正義與決策效率。此外，Yearley (2006)研究英 國空氣汙染與民眾參與式評估時，發現民眾參與地方汙染地圖的建構，可以 協助檢視傳統科技模型預測背後未被檢驗的假設。例如，模型通常會平均化 汽車汙染排放量，但事實上，貧窮區域可能有較多平均值以下的車輛而造成 汙染的熱區，模型預測因此可能低估一些貧窮區域的汙染值。

Helga Nowotny 以波士頓海港的中央幹道與跨海隧道修建工程為研究案 例，指出在二戰前，工程師的角色就是能夠維持大規模標準化產品生產的系 統。但二戰後，隨著各樣社會運動的產生，也使得這樣單純的角色發生變化。

在 1960 年代幹道與隧道擴張修建的過程中，因著政府對交通的想像而推動的 公路修築計畫，想要徵收民宅來擴張波士頓的公路系統。但民間反對修建計 畫，特別是某些區段會經過義大利裔住宅區與黑人社區，必須徵收多間民宅 而引起強烈反彈，各個反對團體甚至組成反公路聯盟。因此政府召開聽證會，

促成參與式的工程設計，並且使工程專家開始重視在地居民。透過聽證會與 相關的資訊交流，發現原先設計中需要經過住宅區與商業區的設計，是可以 避免的。因此在規劃概念上，從原先的「專家設計，將工程加在社區上」轉 變成為「將社區包容進入規劃」。而工程團隊的組織設計，也從原本以職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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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組織結構，轉換成以地區劃分的組織結構。共分成六個地區部門，每 個部門由一個非工程背景的管理者進行主持。這樣的設計轉變，使得「聽證 會、社區參與、環境影響評估」變成修建工程的重要部分（Nowotny et al. 2001）。

另外，Helga Nowotny 也以法國的「肌肉萎縮症的醫學研究」為個案，探 討社會如何促成科學方面的研究。在法國，肌肉萎縮症患者們認為科學研究 能夠幫助他們找到舒緩病症的知識。因此他們組織起來，開始透過公共倡議、

資源募集、尋找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來解決肌肉萎縮症患者的問題。這是一 個「將患者與家庭的實際感受，轉換成科學家所認為值得研究的問題」的嘗 試與互動過程。在這過程當中，團體組織並沒有等待法國政府提升肌肉萎縮 症研究的優先權，也沒有等待學術機構建立相關研究中心。團體組織一方面 藉由國家廣播的節目在社會中進行倡議，並由管理人員來進行相關資源的募 集與管理；另一方面，也促成研究者與患者進行直接的互動，溝通彼此的想 法、相互理解，然後由研究者依據實驗程序進行設計，由患者直接提供研究 數據。雙方信任模式一的科學程序的知識生產，但他們的合作模式，卻是形 成模式二的互動，共同建立解決肌肉萎縮症的環境（Nowotny et al. 2001）。

此外，學者 Douglas（2005）提到在公民也參與在研究階段的知識建構，

並且基於這樣的知識建構所帶來的政策影響。其以阿拉斯加港灣漏油事件作 為案例。1989 年 3 月 24 日阿拉斯加港灣發生漏油事件，埃克森油輪瓦迪茲 號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灣觸礁，導致泄漏了 1100 萬加侖的原油。這起事件 被認為是當時最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在 1990 年代，石油公司與當地的公民 團體，地區公民諮詢委員會 RCAC（Regional Citizen’s Advisory Council），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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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地污染的情況與後續處理的技術方式，發生嚴重爭議。雙方彼此各自提 出自己的研究分析，展開長期的研究對抗，產生「對抗性分析」（adversarial analysis）的競爭模式，因而使得問題陷入僵局。到了 1995 年，雙方想要打破 問題僵局，並且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 RCAC 與石油公司，以及相 關的政府部門決定共同發起所需要的風險評估，採行新的「協作型分析」

（collaborative analysis）模式，以期能解決問題。因此雙方籌組了一個研究團 隊，研究所需的資金來自於石油公司、公民團體與政府三方共同資助。並且 由公民團體與石油公司代表籌組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透過頻繁 的會議來決議指引研究工作的進行。委員會的成員也在會議過程中，彼此皆 對風險評估有許多的學習。當資訊有所不足時，委員會會要求研究團隊提供 更多的相關資料，以做為評估風險之用。就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中，委員會最 終在 1997 年做成了風險評估的決議，這決議也被各政黨所接受，形成政策，

並在海灣布署了幫助防止原油洩漏的拖船。在這個個案中，學者認為這樣的 公民參與知識建構的合作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在於：問題範圍得到很好的 界定，包括問題所指涉的範圍與潛在的解決方案的提出、分析範圍的適當性 等等。另外公民能有助於為分析、提供相關的關鍵地方知識與實踐經驗，從 而得到高品質的研究資料。公民能提供有助於形塑分析的價值洞見（insight into the values）使得分析所依循的假設與不確定性，都得到很好的檢驗與權 衡。

這些研究都展示一個新的政策相關的知識建構典範。政策決策相關知識 並不限於科學評估數據等實證資料的產生，特別是在具有高度脈絡化與地方 性的環境政策所需的相關知識，更需要透過公民參與。公民參與的功能在於 指引、建構出目前所碰到的問題、或可能會碰到的問題，並且尋求問題的解

這些研究都展示一個新的政策相關的知識建構典範。政策決策相關知識 並不限於科學評估數據等實證資料的產生，特別是在具有高度脈絡化與地方 性的環境政策所需的相關知識，更需要透過公民參與。公民參與的功能在於 指引、建構出目前所碰到的問題、或可能會碰到的問題，並且尋求問題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