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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強政府」抑或「強『社會』」?

為了推動臺商轉型升級,東莞和昆山透過跨界的治理,不但建構了跨部門、

跨公私的協作平臺;並在這個平臺的基礎上,突破現有制度,促成中國大陸第一 張拿到外資獨資通路執照的「大麥客」,以及整合商務、海關、商檢一條龍服務 的「臺灣商品交易中心」。在這兩個跨界治理個案中,政府/臺商協會/臺商亦 或跨海峽的產業會公組織,都各有其角色,但也因為結構性因素,呈現完全不同 的動能。進一步來說,東莞「大麥客」是以臺商協會為主、臺商推動,政府配合 協助的一個「由下到上」的「強『社會』」跨界治理過程;而昆山「臺灣商品交 易中心」,則是在既定的兩岸合作框架下,由政府推動、臺商參與,而臺灣產業 公會及臺商協會搭配的「由上到下」的「強政府」跨界治理。

由於發展/增長的壓力,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競相透過招商引資來帶動經濟成 長,因此大陸地方政府之間實際上呈現競爭關係。也因為如此,大陸地方政府必 須透過提供優惠、強化服務,來持續吸引外來投資。然而,在既有結構限制下,

各地方政府能夠提供的優惠差異性越來越小,因此大陸各地方政府勢必強化服務 型政府的角色,甚至更積極協助企業突破制度限制。

中國大陸是一個人治的國家,地方領導它可以拍板的。中央跟地方的財政劃 分,該歸中央的歸中央,該歸地方的他有百分之一百的運用權,可以降低所 有的稅收,也可以降低所有的利益。320

…三年前,我帶領電電公會,我答應杭州市政府,辦了一個電子展,盡全力 去協助它。電子展開幕典禮的前一個晚上,昆山的管市長,帶了三、四十個 人,包括政府官員,包括臺商,殺到杭州來請我吃飯。第二天開幕的時候,

杭州的市長發飆,就罵了那些幹部,昆山政府的官員市長專程到杭州請他吃 飯,我們的人呢?昆山的這些領導,人對了,事對了,該做了,他就一頭栽 進去做,他們從昆山大老遠,帶、三四十個人來,跑到杭州,到人家的地盤

320 許勝雄,「企業經營與全球布局」,徐斯勤、陳德昇主編,臺商大陸投資名人訪談錄,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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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請你吃飯。321

所以說,即使中共開始強調「科學發展」,並認為經濟成長不能犧牲環境和 勞工權益。然而,由於臺商在大陸投資,對大陸政府來說不但具有經濟上的貢獻,

還具有政治上的意涵;因此,當東莞和昆山在推動臺商轉型升級時,仍必須考慮 到臺商的需求。而東莞和昆山透過和臺商協會、臺商,甚至臺灣產業公會團體建 構出的協作平臺,其所進行的跨界治理,不但可以在既有的社會資本網絡基礎上 透過折衝樽俎,取得各方面利益的平衡,甚至創造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

大陸地方政府可以在這個跨界治理的過程中,吸納包括臺商協會、臺商、臺灣產 業公會等各個組織團體的經驗和思維,以突破現有框架創造出新的制度。也因為 如此,這些大陸地方政府官員,可以有更新的思維和觀念,與在大陸其他地方政 府相互競爭中占得先機。

整體來說,本研究從政府角色、臺商態度、臺協角色三個重要的指標來比較 東莞、昆山兩地在轉型升級政策上的跨域治理模式。

首先,在政府角色方面,昆山市政府標榜「服務型政府」,不僅主動與臺商 建立起以市政府官員為主、臺商協會幹部為輔的良好互動平臺,甚至更進一步「上 臺」,透握出資成立公司,與臺灣工業總會合作成立「臺灣商品交易中心」,建立 起兩岸經貿合作的示範,創造政企結合的利益共同體。相對來說,東莞政府的角 色則相對被動,除了「搭臺」建立與臺商的協調會議制度之外,並未像昆山政府 一樣主動推動轉型升級的具體策略,而是配合東莞臺商協會對於「大麥克」的推 動,才進一步建構起跨界治理的平臺,以維繫臺商協會和臺商的網絡關係。

其次,在臺商態度方面,臺商產業結構的不同,乃是造成跨界治理模式當中 臺商態度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東莞臺商的產業規模以中小型為主體,多是勞動 密集的傳統產業,位於產業的中下游,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大,直到二十世紀 九○年代後,隨著中下游產業鏈的完善,才開始有大型企業進駐。至於昆山的臺 資企業則截然不同,其在一開始引進臺資企業時,就是以臺灣 IT 產業與國際先

321 許勝雄,「企業經營與全球布局」,徐斯勤、陳德昇主編,臺商大陸投資名人訪談錄,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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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製造業為目標,儘管昆山的臺商數量較東莞少,但是昆山的臺商產業以電子資 訊、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高端製造業為主,勞動密集度低,產業相對規模大。

基於不同的產業結構型態,兩地的企業與當地政府的關係也不同,東莞臺商企業 與政府的關係疏鬆,地方根質性不高;昆山的臺資企業則隸屬地方政府居多,與 政府之間的關係良好。對此,當受到全球經濟環境改變,在轉型升級政策的施行 下,以加工出口貿易為主的東莞臺資產業,則不可避免的受到政策的影響而必須 採取轉型的因應措施。對此,東莞的臺商傾向藉口臺商協會已建立的網絡關係,

以共同推動轉型升級策略;而昆山的臺資企業,則對當地政府與臺商協會所推動

「臺灣商品交易中心」保持觀望態度。

第三,在臺協角色方面,兩地的角色更是明顯不同。東莞臺商協會在跨界治 理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不僅帶動東莞臺商之間的整合與連結,更積極 推動轉型升級的方向;相對來說,昆山的臺商協會的功能性不高,這與昆山臺商 本身即與當地政府的關係緊密,較不需要有功能強大的臺商協會組織來昆山的跨 界治理模式有實質關聯。

除了政府角色、臺商態度、臺協角色之外,東莞和昆山的行政層級和區位差 異,也是影響其跨界治理模式的原因之一。在行政層級方面,對昆山來說,其作 為一個縣級市,行政層級不高,因此與臺商的互動相對較為直接;東莞作為一個 地級市,下轄 32 個鎮區,平時東莞臺商主要是和投資鎮區的臺辦互動,和市政 府的互動並沒有那麼直接與密切。至於在區位差異方面,根據臺灣區電機電子同 業公會每年的調查報告,華東幾個城市的競爭力,原來就一向高於華南地區城 市。總的來說,透過梳理兩地的政府角色、臺商態度、與臺協角色之間的關係,

我們建構出兩種跨界治理模型:一是東莞模式,意即以經濟驅力為主導,「由下 到上」的「強『社會』」模式,協助政府創造跨界治理平臺;另外一種則是昆山 模式,也就是政治驅力為主導,「由上到下」的「強政府」模式,透過跨海峽的 合作,整合企業資源。這兩種不同的跨界治理模式,顯示了中國大陸在因應經濟 全球化及經濟事務的複雜化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政策施行過程中,將因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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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