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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自二十世紀八○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浪潮迅猛發展，產品、資本、技術，
以及人力快速流動，自由化和國際化已經成為全球貿易的常態。在這樣的浪潮 下，企業為了尋求發展，跨國、跨地域的全球布局，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 常態。擁有廣大腹地、廉價勞動力、豐富資源，以及潛在市場的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即成為全球企業、資金競相湧入的地區；1987 年臺灣解 除外匯管制以來，臺商開始對外大量投資；由於中國大陸先天就擁有優厚投資環 境，再加上政策上給予外來企業各種的優惠待遇。因此，自上個世紀八○年代末 期開始，中國大陸逐漸成為臺灣企業投資的重心。
臺商投資大陸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87 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到 2008 年，第二個階段為 2008 年 5 月迄今。臺商在第一個階段的主要特徵，是跨 越了 1993 年之前的「適應期」、1993 年到 2000 年的「成長期」，以及 2000 年到 2008 年的「拓展期」，並呈現由中小企業、大企業到資本技術密集產業的投資趨 勢。1然而， 若從 投資 的區 域分 布， 臺商 投資 中國大 陸， 可劃 分為 試探 階段 (1981-1987)、擴張性階段(1987-1993)、調整階段(1994-2001)及 2001 年之後等幾個 階段，2這四個階段的變化，同時反映了臺商由珠三角轉移到長三角的投資趨勢 演變；與此同時，海西經濟區、西三角及泛北部灣三個新的經濟區域逐漸成為臺 商大陸投資的新區位。然而，即便臺商投資已跨足大陸許多省市，但從投資總額 來看，華東和華南地區仍是臺商投資的重心。3若從產業型態來看，臺商在大陸 的投資，主要分兩個階段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加工工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
中小企業主導向大企業主導轉變。這樣的轉變，一方面可說是經濟全球化下產業 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中共產業政策的轉向，則對臺商在大陸的經營方式
1 劉震濤，「淺析臺商在大陸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田弘茂、黃偉峰主編，臺商與中國經濟 發展（臺北：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2010 年 11 月），頁 70-72。
2 在試探階段，臺商最先到福建、廣東兩省投資；擴張性階段，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成為 臺商投資熱土；調整階段，臺商投資熱潮由南向北延伸，並進一步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陸輻射。
3 根據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歷年出版的《大陸地區投資環境風險評估調查》，未來臺商 想要布局大陸的主要城市仍然以華東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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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東莞，是臺商第一波登陸的主要基地，而位於長江三角洲 的昆山，則是臺商第二波登陸的主要據點。二十世紀九○年代中後期，臺商到大 陸投資必須繞道香港，從降低生產成本著眼，為利用便捷的地理交通位置和便宜 的人力資源，大量聚集珠三角，產品以出口加工為主。爾後，隨著中國大陸致力 改革開放，內需市場逐漸擴大，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因擁有龐大的消費 力和市場能量，受到更多關注。短短數年內，長江三角洲迅速成為繼珠江三角洲 後又一個臺商投資高度密集之地。臺商到昆山的投資的時間雖然晚於東莞，但卻 吸引了大量臺灣大中型企業投資，並形成了高科技產業的群聚。這二十年來，兩 個地區同樣都聚集了數千家的臺資企業，也都成立了臺商協會，而自大陸中央政 府開始逐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來，東莞和昆山也因應中央政策，出臺了不同的 產業轉型升級政策。
中國大陸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產業政策的調整，促使沿海發展地區開始進 行產業的「轉型升級」。然而，由於大陸各地區產業型態的不同，再加上各地方 政府和當地臺資企業互動情況迥異，因此，大陸各地地方政府在回應中央產業「轉 型升級」政策時，是否會因此而產出不同的政策或制度創新？事實上，進入二十 一世紀以來，大陸各地不斷出現制度創新的案例，其原因除了由於中央政府允許 甚至鼓勵地方政府在治理方式進行局部性的創新實驗，以緩解國家面臨的挑戰；
另一方面，市場改革所帶來的壓力，使得地方政府為強化其競爭力、加快發展，
因此必須有所作為。4然而，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大陸地方政府原來是透過 經濟改革帶動地方發展甚至從中獲益，經濟利益的誘因遠大於制度創新，因此，
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動力究竟為何？更進一步來說，不同地方政府和當地臺資企 業、臺商協會因其不同的信任程度，所建構的不同社會網絡，是否因此產出不同 的政策規範？對臺商來說，不同地區地方政府的產業轉型升級政策，會有什麼樣
4 Richard Baum & Alexei Shevchenko ,“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3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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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這些差異的原因為何？政策的制定是否受當地臺商協會、臺資企業的影 響？受什麼樣的影響？地方政府和臺商協會、臺資企業之間三角關係的互動，如 何決定其政策的產出？
東莞和昆山兩地的地方政府，為推動臺商轉型升級，透過與臺商協會、臺商 的協作，促成「大麥客」和「臺灣商品交易中心」這兩個轉型升級的個案。本研 究目的，就是在透過東莞「大麥客」、昆山「臺灣商品交易中心」這兩個個案的 比較分析，了解在中國大陸因環保等諸多因素而調整招商引資策略的今日，地方 政府如何透過跨界的治理模式，在因應大陸中央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兼顧 到地方經濟的發展，且突破現有制度框架，讓臺商得以創造出新的生產模式。本 研究強調的跨界治理，主要是指大陸地方政府，為了回應大陸中央政府政策，透 過跨行動主體的協商／協作，因地制宜產出政策的過程；換言之，本研究主要在 探討東莞和昆山兩地的地方政府，其推動臺商轉型升級政策的產出過程。本研究 要探討的問題包括：一、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如何透過與臺商、臺商協會的互動，
促成產業轉型升級政策的制度創新？二、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如何透過與臺商、臺 商協會的協作，建立跨界治理的系統以因應全球化脈絡下的跨界生產？三、經濟 全球化效應下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會使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建立的跨界治理模式 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其制度與積效產生什麼樣的衝擊？本研究的假設主要為：第 一，臺商和臺商協會的參與和互動，成為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制度創新過程中的驅 力，並對當地政府回應全球化挑戰與適應國際化的能力提升發揮作用；第二，地 方政府建立跨界治理模式過程中，臺商規模及臺商協會的運作能力，成為影響其 制度創新程度的主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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