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報？！

重新回顧我的諮商經驗時，我與萬老師討論到諮商師通報的問題。在大學時，

我同樣遭遇家暴，並且在家暴的歷程中，我的諮商師並沒有幫我做通報的動作。

從諮商紀錄來看，我當時雖在家暴中，但我整個人呈現出來的狀態卻是冷靜與理 智。而我，也因為怕麻煩諮商師，所以婉拒了接續的諮商。但對當時的我，通報 會不會讓我早點脫離苦痛？還是讓我更處於危險？我雖然情緒並未彰顯，難道對 我的傷害就不大嗎？當我現今為準諮商師時，我想再重新回看「通報」議題以及 心理師的法律倫理議題。

首先，身為心理師都知道我們必須有通報的義務。其內容包含：兒童與少年 福利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對「兒童少年傷害之虐待」案件的舉發責任；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第五十條有通報責任之規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之通報責任（王智 弘，2005），以及自傷與自殺。心理師的倫理在法律層次上有很多相關規定，我 想就我是家暴個案來專注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討論上。

一、家庭暴力法防治法的起始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起源來自於 1993 年 10 月 27 日的鄧如雯殺夫案而起，

當時鄧如雯不堪先生林阿祺之精神與暴力虐待，而犯下殺機之刑事案件。鄧如雯 就讀國三時被林阿祺強暴，生下長子。林阿祺在同居期間經常毆打鄧如雯，並對 其長子和父親施與暴力與恐嚇。鄧如雯報警後，友人出面調解，鄧如雯怕家人受 傷害，決定與林阿祺結婚。在結婚的的過程中，林阿祺不斷地暴力與虐待鄧如雯 的家人及孩子，甚至還強暴鄧如雯的兩個妹妹，將妹妹賣至妓女戶。林阿祺又去 鄧父家中打破所有玻璃，攜汽油欲放火並活埋鄧如雯弟弟。鄧如雯不堪其擾與憤 慨，拿水果刀及鐵鎚殺死丈夫林阿祺，之後打電話給小姑自首。此案，轟動社會。

當時，鄧如雯的案子進入司法判決，原判決為五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第二審判決 後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全案定讞。鄧如雯案子的第二審判決引起社會注意，婦女 團體聲援鄧如雯，也加速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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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是仿效 1994 由法官高鳳仙從美國帶回的美國模範家庭暴力 法（Model Code On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為範本參考而成，在 1995 年完成第一次草案，第二次草案則納入民間專家意見於 1997 年發布，並於 1998 年 5 月 28 日三讀修正通過，正式成立「家庭暴力防治法」。民間團體現代婦女基 金會、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晚晴協會、中華民國女法官協會、民間師 法改革基金會及台北律師公會於 2001 年成立「家庭暴力防治修法聯盟」，提出民 間團體之修法版本（高鳳仙，2007）。在 2007 年 3 月 28 日正式修正家庭暴力防 治法，民間團體的版本多數納入法裡。這其中包括有：擴大適用範圍，納入「同 居關係」；增列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防治基金；明定民事保護令的種類，並增列 加害人處遇計畫裁定前之鑑定制度；明定保護令聲請，免徵裁判費；法官審理保 護令案件之訊問方式與陳述意見之規定；核發通常保護令之項目增列禁止相對人 查閱被害人及未成年子女戶籍等相關資訊；地方主管機關應於地方法院自行或委 託民間團體設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所；提供被害人緊急生活扶助、訴訟、房租、

托育、創業貸款等相關補助；釐清保護令之執行機關與執行內容；以及犯家庭暴 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嫌疑重大者，警察得予以逕行拘提等（王順民、陳淑蘭，

2010）。

以上，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歷史及原因。接著我想繼續討論的是諮商師的通 報議題。諮商師通報的標準是什麼？什麼狀況該通報？諮商師師在通報上是不是 有困境？這些，是我想要藉由我當家暴案主時，諮商師並未通報的發現，來反觀 我成為諮商師後如何看待這事件。

二、諮商師的通報議題

當我實習過後來重新看待這件事時，我對當時並未通報是有複雜心情的。我 是大二大三那段期間進入諮商的，當時我的狀態是想要找到一個逃出暴力的方法，

想要有人救我。而當我開始在寫所謂通報議題時，我的狀態其實投射了很多當初 的憤怒，這些憤怒就化成下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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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是心理師，當我看我自己是個案時，我的決定是會通報。我不知道當 時我的諮商師為什麼沒有通報，可能是當時她的判斷我並未很嚴重，我的生命並 未受到威脅之類的。可我當下雖沒事情，過幾年後卻申請保護令了。由此可知，

通報與否，是根據諮商師的判斷為主。我在實習時，通常這類高風險高危機個案 都會由資深諮商師接案，並沒有相關經驗。但我實在覺得很有疑惑，為什麼自殺 有大概的標準可做評估，但家庭暴力並沒有相關的依據？將個案的生命交在一個 專業諮商師上，是否太過輕視？於是，我在寫這篇文本時，打了通電話去詢問到 底應該怎麼做，我想知道有沒有什麼評估的標準，可以將支持系統連結的更妥 善。

我打去 113 保護專線詢問在家暴個案的通報上，心理師有沒有評估通則？接 線的先生回答：「根據法律是需要通報，未成年是必須通報。基本上還是以諮商 師的個案概念化，與個案自己本身怎麼看他自己為通則。但還是會建議您若個案 有家暴的發生，希望你能在 24 小時內通報。」，我問：「這樣聽下來，是否通報 是取決於心理師與個案的諮商過程，這樣心理師的素質是不是會是重要的因素？

還有，若我們通報後，社會資源進來，那個案若是受到危險怎麼辦？」，接線的 先生回答：「諮商系統裡有督導，若是擔心可以跟督導討論。對於個案的問題，

若您擔心而不通報，那其他人接觸到他也會通報，個案並不會因為您通報後而改 變他的生活。我們還是希望您若遇到家暴個案，請馬上通報。」。這段對話約莫 五分鐘左右，老實說接線人員回答我只能大概記下來，並不是完全。

在現今研究心理師與倫理議題間的文獻，大多著重在兒童與少年，甚少在對 於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時的通報議題之探討。在通報及法律層次上，未成年已界 定得很清楚，但成人呢？法律雖有立法保護，但在將心理師納入法律系統時，卻 未明確的說明其標準，僅僅立法需 24 小時通報而已。而諮商系統也未將這一切 闡述的清楚，僅被動地跟著法律。回顧我的歷程，我表面上雖然沒有任何事情，

諮商師並未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就讓我回到家庭中。幸運的是，我是個會去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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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來協助的個案，但若是沒有這項能力的案主，那該怎麼辦？他是不是就失去了 一個可以拉他一把的人呢？是不是又少點一項資源呢？

當然，諮商師在這樣的倫理議題上確實會有些困境。當成年案主來到我們面 前，有家庭暴力的故事，身上並未有顯著的傷痕，情緒並不彰顯，但心理上的創 傷卻是可以感覺到的，我們到底要不要通報？這個問題確實難解，我們需要考慮 到個案想不想要通報，通報過後會不會讓他更危險？案主的生活還能正常運作嗎？

當支持系統進來時，案主能不能承受劇變？這些，都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在我 們學習底下，面臨倫理議題時，往往都會想要有個標準答案，到底怎樣做才是正 確的？其實，我認為並沒有正確的決定。我們只是在一次次的決定後，不斷修正 不斷檢討，以做出最符合個案利益的選擇。我不在乎到底通則是什麼，我只在乎 是不是讓來到我們面前的個案能有最好的幫助，而不是單一依靠專業人員的判 定。

藉由這樣子的回看，我自己又是諮商師的位置時，我發現諮商系統太仰賴個 體化的架構，很少讓資源進來共同評估。先不論諮商師通報的通則，通報之後，

諮商師就將個案交給社會資源去處理，例如社工。諮商系統其實缺乏更大層次的 理解，相較於社工將資源注入，會追縱個案和家庭探訪進行評估，諮商師焦點只 放在案主與諮商師本身的關係脈絡上。在學習諮商的訓練當中，我們強調的是如 何看清楚案主，如何個案概念化，但缺乏系統性的關注和系統間合作的概念。我 覺得這是我身為諮商師後，再回去看所提出的反思。若是諮商師不只做跟案主眼 前的諮商，而是懂得學習系統間的連結，我相信諮商的效能會是更大，不會只存 在於彼此的小房間內。

三、身為諮商師，面對法制的主體性？

還有，我認為諮商不是被動的，而是要更主動一點。我們以個案利益為最佳 考量，但身為諮商師的我們，難道在關係中的利益就不用考量嗎？課本上說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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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互動的歷程，諮商師不應該只是被動的依著法行事，更要有主體性。這樣當 我們在面對法律時，不僅僅能保護案主，同時我們也能保護自己。

由當時的文本中，我對於通報這件事其實是非常二分與絕斷的。在資格考時，

口委麥老師提醒了我這件事，麥老師說其實在通報的議題上面是很複雜的，並沒 有辦法如此絕對。當時我覺得麥老師說的很對，我回去之後也不斷想著這個議題。

我當時還繞來繞去，沒有辦法說清楚，所以就決定在學位考時將此章節拿掉。而 後在學位考時，麥老師問了這件事，我回答因為我覺得我的經驗不夠，沒有厚度，

我當時還繞來繞去，沒有辦法說清楚，所以就決定在學位考時將此章節拿掉。而 後在學位考時，麥老師問了這件事，我回答因為我覺得我的經驗不夠，沒有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