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脆弱與倫理責任
第 四 節 對他者的責任
2. 倫理的責任與被動性
首先，在代替他者的過程中，我反而顯現出自身不可取代的地位：「我被召 喚成某個不可取代的人。我藉由他者，為了他者而存在，但卻不被這種存在所異 化：我被激起了（I am inspired）。」（1991: 114），自我的獨特性非但沒有被忽 略，它反而因此被彰顯。此外，在列維納斯的意義下的主體，承擔起對他者的責 任，不再只是為自己存在、自私的自我意識。雖然此種無法回避的責任，由於它 不以承諾或自身的意願為前提，而剝奪了原本本體論的身份地位，但它因此卻造 就了倫理的主體，他指出：
我具備主體性的特質，是一個獨特的人（singular person），我身為「我」，
正是因為我暴露於他者。正是我對他者無法逃脫且無可爭議的回應地位
（answerability），使我成為這個別的「我」（individual ’I’）。我之所以成 為承擔責任的或倫理的「我」，正是因為我願意罷黜或廢棄自身，從自我 中心的位置退位，並以脆弱的他者為優先。（Levinas, 1986: 27）
因此，透過「外於存在」、脫離原本由意識所建立的本體論地位，主體凸顯了自 身的倫理特質，它被動地接受他者的影響。這種「倫理的主體性」除去了「本體 論的主體性」對他者的觀念化（idealizing）或整體化，不再將一切化約為自身，
它為了他者的呼喚而犧牲自身的自由，也由此保留了他者的「他異性」。對列維 納斯而言，這實際上是自我的回歸，如同小孩般不懂得隱藏自己的真摯，對於他 者的痛苦，它不會保持沈默或欺瞞（1986: 29）。
2. 倫理的責任與被動性
在巴特勒對列維納斯的解讀中，這種被動的狀態與身心的感受意義深遠，因 為正是這種特質使得我們與他者產生連結，甚至使倫理的行動能夠被促成。簡短 而言，這種被動的狀態同時具備兩種意義：第一，它是自我形成的條件，這點與 拉普朗虛對自我意識形成的過程相類似，同樣地強調了他者的重要性，相較於本 體論式的自我意識，被動、被影響反而是主體性最初產生的經驗。第二，列維納
斯更進一步地指出，這樣的被動狀態實際上具備倫理價值，它是促使我們採取倫 理行動的條件。就第一種意義而言，在自我形成的原初場景中，自我實際上並非 是以自身的能力來設立的，它透過被他者的侵犯，即譴責或迫害，來激起主體而 被迫要給出回應，而這同時也促使自我的誕生。甚至，根據先前的說明，在代替 他者的過程中，被激起的是一個不可取代的「我」。
根據列維納斯，主體性在最初並不是在本體論的情境中出現，而是在一種「先 於本體論」（preontological）的狀態中形成的，這種自我的形成並非來自自我的 行動或選擇。巴特勒指出，對於他者的被動關係將先於自我：「與他者被動的關 係先於自我或我（the ego or the moi）的成型，或者說換句話說，藉由它促進了 自我的形成。」（GAO: 87），為了說明這點，巴特勒引用列維納斯〈代替〉一文 的段落：
自我的形成，係透過無邊際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無政府狀態
（anarchical），且沒有預設（without assumption），它不像是被某個動因 的能量所決定的物質的易感性，它是被評價所多重決定的（overdetermined by valuing）。自我誕生於一種苦惱的悔恨之中，它即是退卻到自身之中。
這是絕對的代替的回歸（absolute recurrence of substitution）。自我的條件，
或非條件（condition, or non- condition）本來並不是一個以自我為前提的 自發感受（auto-affection），反而，正是透過被他者的影響，一種無政府 的創傷（anarchic traumatism），此無政府狀態、沒有原則，也無疑是難 解的，對此而言無法給出一個清楚的原因，自發感受與自我認同的這一 面向，是一個責任的創傷而不是因果關係（a traumatism of responsibility and not causality）。（Levinas, 1996: 93-94）
類似於拉普朗虛對「壓抑」與自我意識形成的說明，列維納斯指出自我的形成並 不是自發的，而是被他者的刺激所促使的，且正是因為這種刺激無法被意識所理 解，它同時也是一種創傷。然而，在被他者「迫害」、「代替」關係中，我單方面 地、被動地接收來自他者的迫害，同時「我」也由此被驅使而生，巴特勒指出：
「某個不是我的東西驅使著我，而『我』正是在這種影響、被驅使的經驗中產生 的。『被驅使』的全然被動性是一種迫害與暴行（outrage），並不是因為我被虐待，
而是因為被單方面地（unilaterally）對待。」（GAO: 89），先於自我意識，無政府 或「易感性」的狀態促使自我的誕生，但列維納斯不僅僅指出，他者是自我形成 的外在條件，相較於拉普朗虛，這種被他人深刻影響的被動狀態，更多了倫理的
價值，正是在與他人的倫理關係中，我產生自我的經驗76。
巴特勒指出，這種被動性並不屬於自我意識的範圍，但它也不是單純相對於 主動的被動，列維納斯將其稱之為「絕對的被動性」（the absolute passivity）（1996:
93）。這種被動性先於自我意識的形成，先於本體論式或自我意識所認定的、對 主動與被動的區分，而巴特勒則用「易感性」（susceptibility）來理解這種先於本 體論的被動狀態，並且進一步思考剝奪主體採取倫理行動的可能。我們接著對此 種被動狀態的第二種意義探討，即這種「易感性」或「被動性」所蘊含的倫理資 源。巴特勒指出：「我們必須思考這種非我所願、非我能選擇的對他者的易感性，
它是回應他者的條件，甚至是對他者責任的條件。」（GAO: 87-‐88），這種易感性 是承擔他者責任的條件，然而，單純感受到他者的苦痛、被他者所影響，並不意 味著我已經邁出倫理的行動去回應他者，或承擔此解救他者的責任。由此，「易 感性」與對他者的「責任」之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去釐清。
巴特勒自己也明確指出，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為何對列維納斯而言，不自由的、
先於本體論的「易感性」即會構成我對他者的責任（GAO: 88）。而要理解這兩者 之間的模糊不清的關聯，我們必須先理解巴特勒利用列維納斯的理論，在此所欲 提出「責任」概念與一般的責任概念有所不同。「責任」一詞通常是指我對自己 的意圖或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負責，然而上述中列維納斯已經指出，責任並不限於 或僅源於自身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巴特勒也強調，這種責任的概念也不是要誇大 自己的因果影響力，而把他者的行為都視為是自己造成的並因此去歸咎自己：
我會對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有責任，但是，如果說「責任」的意義 是說拿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暴行來責備我自己，那麼我並不會對那些發 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有責任。相反地，我最主要來說，並不是基於我的行 為來負責，而是基於我與他者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建立在我最初、且無 法回復的易感性的層次上，我的被動性先於任何行動或選擇的可能性。
（Butler, GAO: 88）
著重於與他者的關係，巴特勒透過列維納斯提出了不同的「責任」概念，這種概 念無法以自身的行動所造成的因果為出發點，也無法以主體的意識與自由去理解，
76 或者用列維納斯的話來說：「自我並不是來自於它自己的起始（initiative），如同它在意識的運 作與形象之中所宣稱的那樣，像是在朝向理念的統一的道路上（on the way to the unity of an Idea）。…⋯…⋯反而，自我是由另外一種方式被假定的（hypostasized）。它在對他者的責任之中，與 一個無法解開的結（knot）所相連在一起。」參見Levinas（1991: 105）。
而卻強調自身易被影響、不自由的特質：「反而，我能夠被影響的能力（my capacity to be acted upon）將我牽連在一種責任的關係之中。」（GAO: 88）。
而這種責任的關係發生在前述列維納斯意義下，被他者「代替」、「迫害」或
「困擾」的處境之中，「易感性」使得我們暴露於他者，而有機會被他者影響，
這種易受影響的「易感性」並非我們能夠自由選擇的，但它會是主體能夠存在的 條件，也是主體能夠踏出倫理行動的契機。以下便就此種「責任」的概念與「易 感性」之間的關係再做說明。首先，在巴特勒的解讀下，責任並不是來自我自身 的行動，而是來自於我與他者之間、被牽連在其中的關係，我因為「易感性」的 特質接收到他者得痛苦與懇求，而正是這種感受讓我與此責任與倫理行動聯結在 一起：
這種易感性會是倫理的資源，正是因為它使得我們在列維納斯所謂的「傷 害與暴虐」（wounds and outrages）之前顯得脆弱且暴露其中。這些情緒 在他看來，就「恰恰是責任本身」（proper to responsibility itself）。（Butler, GAO: 91）
列維納斯之所以會認為「易感性」即相當於「責任」，或兩者有著緊密的連結的 關鍵在於，這些情緒感受將使得我們成為不可取代、應該去回應他者的、代替他 者的倫理主體：「自我被觸發成為不可取代的、為他者奉獻的，它無能力辭退，
且由此呈現為貢獻自身，去受苦且施捨」（1991: 105），即使與我自身的意圖或 行為無關，「易感性」的特質仍促使我們感受到我們對他者責無旁貸的責任，而 這正是對他者採取倫理行動的基礎或資源。
再者，必須說明指出的，當然，易感性無法保證我們一定會採取行動，但根
據列維納斯，即使拒絕倫理的回應，仍舊會受到譴責或困擾：「即使我們在本體 論上能夠自由地拒絕他者，我們仍舊永遠被嚴厲的良心所譴責。」（Levinas, 1986:28），因此，列維納斯強調的與他者的關係正是這種困擾的狀態，它是促使回應 他者的條件。在此要強調的是，在巴特勒的責任概念中，雖然自我可能被責任所 困擾、被他者影響，但它卻不是一個著重於道德良心的內化，或是超我對自身的 嚴厲譴責，也不是指一種覺得自己需要被懲罰的罪惡感，對巴特勒而言，這些罪 惡感仍舊著重在主體對自身的反思，並且，她認為這種壞良心仍舊是以自己為中
28），因此，列維納斯強調的與他者的關係正是這種困擾的狀態，它是促使回應 他者的條件。在此要強調的是，在巴特勒的責任概念中，雖然自我可能被責任所 困擾、被他者影響，但它卻不是一個著重於道德良心的內化，或是超我對自身的 嚴厲譴責，也不是指一種覺得自己需要被懲罰的罪惡感，對巴特勒而言，這些罪 惡感仍舊著重在主體對自身的反思，並且，她認為這種壞良心仍舊是以自己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