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主權主體」   ：說話的身體與書寫的結構

（

1）   Shoshana  Felman：「說話的身體」  

巴特勒提出的第二個關於仇恨言論的問題則是涉及其效力：「這種建構必然是 終局且有效的嗎？」或者我們可以問，仇恨言論總是能夠發揮說話者所意圖的效 力嗎？即使它符合了傷害的慣習，它可能受到其他條件干擾而減損了自身的效力？

什麼樣的回應能夠挫敗仇恨言論的效力？首先，巴特勒透過Shoshana  Felman「說 話的身體」（speaking  body）的概念指出，言說行動不只發生在語言之中，同時 身體也參與到言說行動之中，而這個身體可能造成阻礙該言說行動效力的結果，

成為不確定的因子。巴特勒以「威脅」的言說行動為例，說明言說行動與身體的 行動之間的關係：

（威脅）它不僅是宣布了即將到來的行動，同時也開啟了在語言中的某 種力量，這種力量預示且導入了隨後的力量。……雖然威脅預示了這個 行動，但如果認為這個行動僅僅是發生在語言中便會是錯的，這個威脅 要去做的行動（threatened act）發生在完全超乎語言的物質展現中，而發 生在各個身體之間。（Butler, ES: 9-10）

若威脅的語句要產生威脅隨後所欲達成的行動，例如使人交出財物，則威脅者必 須利用自身的身體來作為該威脅的後盾。所以威脅不只是陳述了一個即將發生的 行動，它不只是一個惡害通知，它本身也會是一個涉入身體的行動。巴特勒指出，

將威脅當成語言的陳述，且將其隨後實現威脅的行動看成實際的行動，這樣直接 拆開區隔兩者的分析，便是忽略了威脅的話語本身也是一種身體行動。的確，奧 斯丁雖然認為大多數以言行事行動，必須靠說出某些句子才能完成，但他也承認 例如在「警告」的情形，可以不必說任何話，依靠在面前舞動棍子也同樣能夠完 成（Austin,  1962:  180），在這個意義下，語言與身體之間的關係顯得更加曖昧與 複雜。

基於上述可知，身體同樣參與到言說行動中，展演的言說行動同時也是一種 身體的行動，語言不只必須要透過身體的器官才能夠說出來，它同時也需要身體 的各種配合，例如在「承諾」的言說行動中，便需要身體能夠力行實現曾透過語 言立下的承諾。然而，既然言說行動依賴於身體，則一個不誠實守信，或是一個

瘦弱的身體也有可能背叛承諾，或是減損了威脅的言說行動效力。在這個意義下，

我們或許也回憶到尼采筆下，人類作為承諾的動物，如何地必須借助痛苦與懲罰 來克制自身體的背叛，似乎已經指出了身體與承諾之間的潛在衝突。相較於奧斯 丁把身體與語言看成是能夠被說話者所一致利用，且相互協調的關係，巴特勒透 過Shoshana  Felman 的著作《說話身體的醜事》（The  Scandal  of  the  Speaking  Body）

（1983）指出的正是語言與身體之間不協調的關係：身體作為言說行動的條件，

將可能成為潛在阻礙言說行動效力的場所。例如在威脅的言說行動中，我的身體 可能因為未能展現、或造成足夠的恐懼而毫無效果，或是說話當中遲疑的顫抖，

也可能阻礙威脅的效果。言說行動的陳述不僅僅是說話，而總是「說話的身體」， 這個身體將可能透露出比陳述本身更多的資訊，或是產生陳述當下所未預期的效 果，例如說話者可能未能貫徹當下所立下的承諾，而使得以言行事行動當中的慣 習效力或力量被減損。

此外，正如前段引文所說的，這個言說行動所涉及的不只是說話者的身體，

而是發生在各個身體之間，則它也涉及到收話者的身體參與。在威脅的例子中，

被威脅者則可能透過其身體或是「說話的身體」來給予反抗或批判的回應，繼而 使得言說行動的效果偏離說話者原本的意向：

Felman 因此指出，言說行動作為一種說話身體的行動，它總是在某程度 上不知道它所展現的，它總是說出某些它所不意向的，它並不顯示出它 有時所聲稱的主導或掌控。（Butler, ES: 10）

語言的陳述本身並不保證其效力，即使是在以言行事行動中，它仍可能受到身體 的干擾，身體和語言間不協調的關係正在於身體可能透露出語言所不欲表達的部 分，或者來自別人身體的回應，將挑戰了這個說話者的身體從而減損了其效力。

更進一步地，Felman 認為，奧斯丁的言說行動理論，實際上與精神分析的 理論相類似，因為這兩者都同樣在探討文字與行動（words  and  acts）、語言與指 涉物（language  and  referent）之間的關係，這兩種理論之間的對話在於重新思 考關於人類的行動，尤其是語言的行動（linguistic  act）（1983:  50,64）。首先，

在這兩者的觀點下，外在的指涉對象與語言的關係不是對立的，指設對象並非既 存的、獨立於語言的，而會是言說行動下的效應（1983:  50）。第二，不論在言 說行動或精神分析的場景中，這些語言所指涉到的對象，都是處於一個對話的情 境（dialogic  situation）中，其中的指涉物（the  referent）是動態地運作，它會 受到一個的空間干預，而這個空間便是一個產生效果的、自我指涉的語言結構

（1983:  51）。並且，所說出的言辭（utterance）與陳述（statement）之間是不 對稱的，在奧斯丁的意義下，言辭有超出該陳述與意義本身的、造成展演效果的

「力量」（force），因此不能被化約、等同於該字詞中的意義⁵³，Felman 則將此稱 作是「指涉的過剩」（referential  excess）（1983:  52-­‐54）。  

        第三，正如奧斯丁自己所指出的，每個言說行動在不符合既定的慣習規則時，

都會有失敗的潛在可能，他將此稱作是「不適當」（infelicities）或是「失誤」

（misfire），此時的行動將會是無效的（Austin,  1962:  15-­‐17）。Felman 則指出，

這種語言中的失敗或失誤，與拉岡意義下「真實界」（the  real）的作用相符，指 的正是意符所指涉的意旨（signified）不被掌握的情形，即象徵界之中的空缺

（lack）。Felman 利用奧斯丁的言說行動理論指出，拉岡意義下語言的失敗與空 缺，並不是因為它所要指涉的東西不見了、不存在，而是因為此時語言做的是另 一件事情：  

這種失敗的行動因此開啟了一個指涉性的空間（the space of

referentiality）…⋯…⋯並不是因為某樣東西不見了，而是因為另一件事情被 完成了（something else is done），或是別樣東西被說了出來：「失誤」

（misfire）這個字並不是指它不在，而是它制定出了一個不同的東西。

（Felman, 1983: 57）

奧斯丁舉出的例子是，當一個已經結婚了再次進行結婚的儀式時，即使後婚無效，

這並不代表這個行動就真的不產生任何效應，這實際上是一個重婚（bigamy）

的行動，只是不符合結婚的本意。因此，所謂失誤或失敗而無效的言說行動，奧 斯丁指出：「這當然並不是指說，我們什麼事情都沒做，相反地：很多事情都已 經做了，…⋯…⋯我們只是沒有完成那個所聲稱的行動。」（Austin,  1962:  17）。

        因此，Felman 認為，言說行動理論與精神分析之間有著共同的發現：「它們 彼此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出行動是一種語言的效應（acts as language effects）。」

（1983:  65）。她認為，奧斯丁直接研究了言說行動，而精神分析，則透過例如對

「移情作用」（transference）的分析，將言說本身看成一種「行動化」（acting  out）

53   奧斯丁曾指出，在說出特定句子的「言談行動」或甚至「以言取效行動」的表達中，本身對 該語言的運用（use），或「我們是在以什麼方式在使用它」（in  what  way  are  we  using  it）可能 是模糊的，而產生不同分歧的解讀。奧斯丁區分語言當中的「意義」（meaning），以及語言的「力 量（force），這也指出了言辭將超出當中所陳述的意義本身，參見 Austin（1962:  99-­‐100）  

54，並將其視為是語言或是意符的效應（1983:  65）。巴特勒補充說道，透過Felman 的分析我們理解到，雖然奧斯丁的展演句有適當或不適當的區分，但它們既不是 對、也不是錯：  

因此，奧斯丁替我們指出了一個愉悅與不滿的領域（a realm of pleasure and displeasure），它能夠在外於對或錯的框架之外來思考。就像一個好 的精神分析師，他將懸置現實的問題，而去探究那些正在上演的心理意 涵。（who suspends the question of reality to interrogate the psychic meanings in play）。（Butler, 2003b: 121）

由此，透過精神分析的資源，我們可以進一步去看到那些失敗的言說行動背後，

所隱含的、被「失敗」所掩蓋的訊息與意義。移情作用顯示出在談話程中，病人 可能將自己無意識的想法放置到分析者身上，這些想法顯露出病人過去和他人互 動的歷史，他會用醫生個人本身，來代替一個早先認識的人物，而對醫生產生正 面、或負面敵對的反應（Evans,  1996:211-­‐212；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  

456-­‐458）。在分析過程中被分析者的陳述與其所表現的意圖，會充斥著對分析師 想像的認同，而分析師則是要捕捉到那些來自無意識的訊息，例如在被分析者陳 述中的中斷、口誤、遺忘所透露的訊息，來幫助回憶以及分析治療（Fink:  1995:  

87-­‐89）。

在移情作用當中，這個說話的「我」可能表現得像是已經知道他所說的，但 在說話的同時反而實際上正做著自己並不完全理解的事。Felman 便指出，這種

「說話的身體」自己也都無法認識到的言說行動領域，即其行動的「失敗」——

或Felman 稱之為的「醜事」（scandal）——就落在精神分析的研究領域中：「這 樁醜事就在於，事實上這個行動並無法知道它正在做什麼，這個（語言的）行動 同時顛覆了意識，以及（語言的）知識。」（1983:  67）。巴特勒認為，除了慣習、

規則等等的外在歷史條件，藉由Felman 將這兩種理論的結合，這正好駁斥了言 說行動中，主體的意圖、意識與語言之間一致的關係，語言的效果並非主體得以 掌控，甚至是預先得知的，她指出：

在人們所表達出他所知道的主張中，這段話可能即完整地呈現了他所不                                                                                                                

54   根據佛洛伊德，「行動化」（acting  out）是指主體受制於他的無意識願望或幻想，並以一種立

54   根據佛洛伊德，「行動化」（acting  out）是指主體受制於他的無意識願望或幻想，並以一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