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前言與問題意識——從兩個規範性的故事談起
第一節 前言與問題意識——從兩個規範性的故事談起
在社會生活以及與他人的相處之中，無處不感到不自由，各種規範與規則指 引著、拘束著我們的行動，甚至早在出生之前，各種規範或知識體系便已經開始 影響著胎兒的生命。而這些指引或拘束主體行動的規範，有時甚至要求主體犧牲 自身的利益，而成就了各種外於自身的目標。關於主體與規範之間受束縛的關係，
清大哲學所的吳瑞媛教授在接受《理由轉向：規範性之研究》一書的訪問指出：
「所謂的『規範性』，廣義地來說指到所有涉及『應該』的現象，也就是人、事、
物受到特定束縛的情況。」（2015b），在這篇訪問中，吳瑞媛教授即以蘇格拉底 被國家判處死刑，卻自願赴死的故事，作為規範性經驗的說明：「吳瑞媛認為，
我們受束縛的現象非常特別，這顯示了理性主體總是會主動回應規範性的呼喚，
假如我們不釐清這樣的規範性關係，那麼我們將處處不自由。」（2015b），吳瑞 媛教授在這裡似乎暗示著，理性主體總是回應規範性的呼喚，而受到規範所拘束。
確實，在蘇格拉底的例子中，面對國家權威的命令與判決，他顯然是在自己關於 靈魂不朽的判斷下，選擇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成全這個判決的宣判（Plato, 1993）。 如此面對規範性召喚的主體固然是理性的，然而，主體面對規範性的召喚時，這 種受到拘束感受的規範性經驗感受與行動，卻不僅僅限於是如此理性的選擇。
同樣是自願赴死的例子，在這裡想要舉出朱蒂斯・巴特勒曾經在書中提到過 的1，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判決〉（Kafka, 2014），在故事中，主角葛奧格有著一 個行動不便，但卻權威霸道、不信任葛奧格的鰥夫老父親，葛奧格則是一個懦弱 但卻同時重視父親的兒子。在一次爭吵中，父親大聲斥責葛奧格：「我判處你現 在投河而死！」，聽到判決的葛奧格感覺自己被趕出了房間，他衝下樓梯、躍出 大門，他穿越車道跑到水邊，手握欄杆彷彿體操運動員，最後放開雙手落水而死，
在墜落時他小聲地說：「親愛的父母親，我一直都愛你們。」當然，父親的判決 與國家的判決不盡相同，但它們都同樣代表著外在的權威，以及由此而來的規範 性與拘束感。然而，在葛奧格的例子中，我們難以判斷他究竟是被父親刺激而被 迫使去自殺，或是基於證明自身對父母愛的意志而選擇自殺，或許，這兩者的意
1 參見 Butler（GAO: 46-‐49）。
志或多或少都交雜地參與在其中。由此，在此種服從權威規範的行動中，主體是 不是理性選擇的仍舊是模糊不清的，接受或回應規範性召喚的行動，可能不是基 於理性選擇，甚至也不是完全主動、自發的。這種又被驅使又主動的過程，正巧 是我們在規範性行動的經驗，甚至，這種規範的力量能夠驅使被規範的主體去結 束自己的生命。雖然在蘇格拉底的眼中，他的自願赴死並不算是他自己所反對的 自殺行為（Plato, 1993: 6-‐7），但在蘇格拉底以及葛奧格的例子中，來自判決的 規範或拘束力量仍是如此的強烈，同樣地導致了或促發了主體放棄自己的生命，
或者說犧牲自己的生命，此種「自我臣服」（self-‐subjection）於規範的行動。
雖然在《理由轉向：規範性之研究》一書的討論中，主要將規範性的問題以 理由來理解，但本文認為，規範性的問題並不限於理由，或者是透過理由就足以 捕捉這當中的規範性意涵，首先，雖然理由嘗試去給予規範性一個客觀的、穩 固的認識基礎，但實際上，即使負有理由應該去做某件事情，能夠「証成」或支 持該行動，但這也不意味著能夠「促成」該行動，或是行動主體就會產生規範性 的經驗，即感受到拘束感、被促使去「回應規範性的召喚」。再者，反之而言，
產生規範性的經驗，感到束縛去回應一個具備倫理或道德意涵的訴求，也並不必 然都以一個反思理性的主體為前提。在某些情況下，這個被規範所引導其行為、
或感到拘束的主體，並不必然是一個理性慎思的主體，因此，該主體的行動，便 不是理由之間競逐之後的結果。或者說，如果我們也想嘗試去理解那些「沒有理 由」、「不應該」，但卻又感到拘束，或認同而去採取的行動，例如在政客煽動下 的仇恨行動、威權統治下的殘酷暴行，甚至像是葛奧格這樣為了向父親證明自己，
又像愛又像復仇的自殺行動等等。那麼，我們就必須跨出主體的反思意識的領域，
看到主體的另一個面向，尤其是主體自身之中的「非我」或他者。在這種關懷下，
討論規範性的重點便不是在於，去判斷某個規範體系的要求「是否真的提供了行 動的理由」，或是去判斷道德上或宗教上的應該，是不是「真正的應該」（吳瑞媛，
2015a：3-‐4）。而是在於規範如何與主體的身份、行動與意識甚至是無意識產生 緊密的連結2，以及主體如何臣服於特定的權威以及規範體系。
反思、理性的主體形象，影響著對法哲學問題的思考，例如在哈特的《法律
2 若要談論主體無意識的領域，則我們必須納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理論資源。
Aristodemou 便指出，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必須「認真對待無意識」（taking the unconscious seriously），如此，許多法律系統中的概念，例如「罪惡」、「無辜」、「理性」與「現實」、「自由」
與「責任」、「正義」與「懲罰」、「人權」等等，都將獲得新的意義。尤其，精神分析將揭示出支 撐著法律論述的另一面，也就是意識形態、幻想以及無意識的欲望。不論這樣的幻想（fantasy）
是一個國族、共同朋友或共同敵人，這些部分都是法律與政策本身難以企及的部分，如果要有任 何有意義的改變，則我們必須同時改變法律、政策，以及支撐它們的無意識信念以及幻想，參見 Aristodemou（2014: 2-‐4）。
的概念》一書中已經指出，規範性的經驗所涉及的是主體的「內在觀點」，即對 該行為模式的評價持有「批判反思」的態度（Hart, 2010: 76-‐77）。然而，首先，
面對「自我臣服」的問題，如上卡夫卡筆下的葛奧格所顯示的，規範性的經驗並 不全然都預設了一個理性慎思的主體，我們對規範性經驗的討論，便不能只局限 於主體「反思批判」的這種自我意識與意向，仍必須納入主體的身體、情感感受、
個人歷史、意識形態與欲望等等的，非「我思」的面向。此外，過去延續哈特 的法理學傳統的討論，多著重在法律與道德原則之間是否分離的爭辯中
（Dworkin, 2013）。然而，與人類相關的規範性議題並不只限於這些法律體系以 及道德規範，而是可能以語言、文化、慣習、性別、醫學、教育、階級、政治、
宗教與家庭社會角色等等其他形態出現3，這些領域的知識與論述都同樣拘束著 人類的行動，而皆具有規範的意涵。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規範也都界定了身處在 這些規範領域中行動的主體本身，這些論述、規範的體系都是主體行動的背景與 條件，同時也構成主體行動的前提。因此，關於規範性的問題不應獨立於主體與 規範之間關係的探討。再者，更重要的是，這些規範不只指引著主體的行動，
而是更根本地決定了主體的形成與身份。身處在規範之中的主體，實際上有著自 身的歷史與論述中的位置，它可能屬於不見容於規範常規的少數群體、不被規範 所承認，因而更容易遭受到傷害，其生命處境更加岌岌可危。主體的處境並非皆 是原子式、分隔且獨立的個體或生命，正如葛奧格一般，主體反而是永遠處在與 他人相牽連的關係中，被規範的框架以及他人深刻地影響著。
因此，如果規範性是關於主體被規範召喚之下被束縛的感受，那麼我們便
必須釐清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以及這樣的主體處於何種本體論的（ontological）狀態，尤其是主體與他人或他者之間的關係。本文想要透過巴特 勒的主體理論，嘗試去說明各種關於主體與規範之間的議題。第一，主體是先 於這些規範而存在，之後被這些規範所壓抑或引導，又或者說，其實主體本身是 透過這些規範所構成的？如果說主體難以抗拒規範的力量或權力，是否是因為這 些規範正是他存在或身份所依賴的基礎？第二，如果說規範擁有使主體「自我 臣服」的力量或權力，則這種權力需要何種的心理形式（psychic form）？這種 具備規範性的「良心」或「罪惡感」如何地被規範所利用，並規制主體的心理，
造成主體更深刻的「自我臣服」？第三，如果說規範能促使主體的「自我臣服」， 並預先規制了主體的身份，則這些規範是否就終局地決定了主體，主體能有機會 抵抗這些規範嗎？抵抗或改變規範將使主體付出何種代價與透過何種策略？而
3 吳瑞媛教授也曾經指出，各種規範系統都會試圖給予生活指引、定出行為準則，例如道德、禮 儀、法律與宗教信仰（吳瑞媛，2015: 2），但本文認為不限於這幾類而增列，尤其，規範系統本 身不會獨立出現，尚會伴隨著各種權威機構，如監獄、學校、教會、政黨與國家等等。
支撐著規範運作的權威與正當性，如果沒有遵守規範的行為持續上演，能否繼續 獨立地、穩固地存在？這些問題尤其涉及到巴特勒「展演」（performative）的 概念下，對規範權力運作的詮釋。第四，主體的生命在規範的框架之下，並不 是都獲得平等的承認與重視，其逝去也未必被正式地哀悼，且除了規範的框架之 外，生命也需要各種外在條件的支持與保護才得以存活，依賴於他人的生命因此 處在岌岌可危的（precarious）狀態。若主體的存活與其身份無法單純憑藉自己
支撐著規範運作的權威與正當性，如果沒有遵守規範的行為持續上演，能否繼續 獨立地、穩固地存在？這些問題尤其涉及到巴特勒「展演」（performative）的 概念下，對規範權力運作的詮釋。第四，主體的生命在規範的框架之下，並不 是都獲得平等的承認與重視，其逝去也未必被正式地哀悼，且除了規範的框架之 外，生命也需要各種外在條件的支持與保護才得以存活，依賴於他人的生命因此 處在岌岌可危的（precarious）狀態。若主體的存活與其身份無法單純憑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