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權力與心理
2. 規範的理想化與嚴厲的超我
在先前的說明中，我們已經認識到，由於不存在先於規範的主體，我們無法 將外在規範置入到內心的過程，單純看成是由外在懲罰內化成主體的良心，因為
28 因此，巴特勒也強調，主體作為展演中的建構，與存在主義理論下的自我（self）不同，因為 存在主義仍然認為有先於論述結構的自我與行動，參見Butler（GT:195）。
這個主體毋寧正是透過背向自身的行動來逐漸產生的。然而巴特勒更欲指出另一 個不可將良心的運作視為對外在懲罰的內化的理由在於，社會的規制並非只是由 外單方面、機械地施加在主體身上，主體自身的心理（psyche）實際上也參與了 良心的構成或自我臣服的結果。透過佛洛伊德最初對自戀的說明，巴特勒指出，
代表良心的「自我理想」或「超我」的運作，最初與對自身的依戀或自戀相關，
外在的規範事實上並未完全消滅被要求放棄的本能，反而透過本能放棄後朝向自 我的嚴厲宣泄，進行更深刻的規制，造成主體更深刻的自我臣服。
早先佛洛伊德在〈論自戀：導論〉（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Freud, 1914）的探討中即已經指出，良心的產生與力比多受壓抑相關，之後佛洛伊德才 在《自我與本我》（1923）與《文明及其不適》（1930）當中對超我有更深入的 說明。在〈論自戀：導論〉之中，超我（super ego）的前身，即「自我理想」（ego ideal）的概念已經出現29，並且，這種「自我理想」與自戀是相關的。佛洛伊德 指出，當所愛的對象被壓抑時，力比多（libido）的投注將會從對象中撤回，這 種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將返回到自我，並且由自戀的滿足所取代。佛洛 伊德認為，力比多的本能衝動，在與該主體的文化與倫理理念衝突時，將會經歷 病態壓抑的變遷（the vicissitude of pathogenic repression）：
依此，我們並不是認為，該個體僅僅是對於這些理念的存在有智性上的 認知，我們的意思是指，他將這些理念認同為自身的標準，而屈服於那 些向他提出的要求。我們可以說，壓抑（repression）是來自於自我，我 們也可更精確地說，它是來自自我的自尊（the self-respect of the ego）。…⋯…⋯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在他自己之內設立了一個理想（ideal），並藉此來衡 量現實中的自我，然而，其另一個部分並不構成該理想。對自我而言，
理想的形成將會是壓抑的條件因素。這個理想的自我現在成為自愛的標 的（the target of the self-love），這是曾經在孩提時代被現實中的自我所 享受過的。（Freud, 1914: 93-94）
力比多的返回將嘗試把自我看成是可欲望的理想對象，透過「自我理想」的設立，
自我現在成為了力比多投注的的對象，退回到類似童年時代的自戀，只是這個理 想不再等同於自己本身，現在的滿足將來自於符合自我理想的標準與期待，然而，
這個「自我理想」最終將不斷地監視自我與該理想之間的差距，而成為嚴厲的良 心或是之後的超我（1914: 96-‐101）。
29 在《自我與本我》中，佛洛伊德重新將「自我理想」（ego ideal）確立為「超我」，參見 Freud
（1919: 70）。
在上述佛洛伊德的說明中，已指出壓抑與理想認同之間的關係：「對自我而 言，理想的形成將會是壓抑的條件因素。」（1919: 94），基於此，關於規範的壓 抑與力比多間的關係，我們或許不該單純地將努力去滿足「自我理想」、去符合 心中的標準來達到替代的滿足，看成是被規範禁止或壓抑後的結果，巴特勒指出，
這個兩者的關係毋寧是相反的，並不是因為被規範壓抑後，才只能從符合自我理 想、符合社會規範的方式來得到欲望的滿足，而是力比多欲望的滿足支撐了整個 規範壓抑的運作：
對力比多的壓抑必須被理解為，其本身就是一種被注入力比多的壓抑。
因此，力比多並非完全地透過壓抑而被否定，反而是成為它自身臣服的 工具。壓抑的法律並非外於它所壓抑的力比多，而是在壓抑成為力比多 活動的限度內，法律才能發揮壓抑的作用。（Butler, PLP: 79）
巴特勒指出，本能或力比多如果能夠被法律所壓抑，那麼必須先將法律本身注入 力比多的運作，將臣服打造成是一種欲望的滿足，則法律才能夠發揮壓抑的功能。
由此，原本的力比多滿足並未被規範完全消除，而是被引導到規範想要達成的目 標去，「自我理想」將力比多的滿足限定在規範所容許的情況。或者說，是在「自 我理想」重新將阻礙原本力比多滿足的東西（即法律），打造成力比多滿足的對 象後，它才能產生壓抑的結果——規範本身必須先成為欲望滿足的場所，規範才 能壓抑原本的欲望，在這裏，欲望並非完全被根除，而只是透過對規範的欲望來 代替原本欲禁制的欲望。
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打造過程並非必然能達成或完全實現，佛洛伊德曾 指出必須區分「昇華」（sublimation）與「自我理想」這兩個概念，設立「自我 理想」的目的是為了達成昇華的結果，即將力比多投注到性滿足以外的其它對象 去，而只有透過「理想化」（idealization）的運作，這個對象在主體的心中的地 位才會強化與提升，當然，而這種理想化可能發生在自我力比多（ego-‐libido）身 上，也可能發生在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我們可能既將自己理想化而自戀，
也可能將外在對象理想化而賦予過高的評價（Freud, 1914: 94）。
然而，接受理想的權威、設立「自我理想」並不保證能夠符合理想，即達到 昇華的結果，那些無法轉變成朝向理想對象的力比多，之後即轉變為罪惡感。巴 特勒指出，在〈論自戀：導論〉中，佛洛伊德曾舉出的關於同性戀的例子（PLP:
80），在佛洛伊德的說明中，壓抑除了能夠限制自戀的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
讓小孩開始將力比多投注在自身之外的對象外，也同樣限制小孩的同性戀力比多
（homosexual libido），在無法滿足「自我理想」根除同性戀欲望的情況下，這種 同性戀力比多轉變成罪惡感，如同在之後《文明及其不適》（Freud, 1930）中所 看到的，佛洛伊德在談論自戀的主題時，即進一步指出，這種罪惡感最初是來自 於對父母懲罰與失去父母的愛的恐懼（1914: 101-‐102）。在這裏，我們必須理解 到社會規制對「理想化」的利用關係，一方面，正是這種理想化的運作將規範所 欲引導的欲望對象，打造成理想上的欲望對象，另一方面，對受規制的小孩而言，
他也有誘因參與到理想化的運作，因為，是將規範權威理想化、在心中設立「自 我理想」後，才能壓抑自己對權威的攻擊性與反抗，以避免由此而來的威脅到自 身生命的懲罰。
不過，達成理想與消減罪惡感之間的平衡，似乎並不能完全說明規範在心理 的運作，在《文明及其不適》中，佛洛伊德的研究漸漸指出一種難以解釋的現象：
那些越正直的人，反而以更重的罪惡來指責自己（Freud, 1930: 126）。原本在〈論 自戀：導論〉指出的「自我理想」的階段中，罪惡感是來自於未能滿足外在權威 的理想，以及對權威的恐懼而來的，惟在《文明及其不適》佛洛伊德則指出了不 同於此種罪惡感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不再是因為做了壞事而害怕受罰，
而是甚至在沒做壞事的情況下，做壞事的念頭也都無所遁藏而被超我所監督、譴 責，佛洛伊德區分出這兩種罪惡感的來源：
因此我們知道了兩種罪惡感的源頭：一種是源自對權威的恐懼，之後出 現的另一種，是從對超我的恐懼而來。前者堅持要放棄本能地滿足，在 後者的情形，除了放棄本能，同時也企求懲罰，因為那被禁止的願望持 續地留存，且無法隱藏於超我。……因此，即便已經完成放棄了，罪惡 感仍產生。……受威脅的外在不幸，即愛的喪失與外在權威的懲罰，已 經被永久內在的不幸所取代，換成一種罪惡感的壓迫。（Freud, 1930:
127-‐128）
即使放棄了本能，仍舊無法擺脫自身的罪惡感，原本用來幫助自身控制本能的心 理機制，即超我，最終超乎欲望的滿足本身，而成為內心無法擺脫的恐懼來源，
且不斷地攻擊著自我。針對此種現象，佛洛伊德的洞見在於，雖然一開始良心是 造成放棄本能的原因，但這個關係之後卻被翻轉了：「每次本能的放棄現在都成 為良心運作的動力來源，且每次剛達成的放棄都增強了良心的嚴厲與不寬容。」
（1930: 128），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超我運作的邏輯，越是努力放棄反而越趨嚴厲。
就先前良心與克制本能的關係而論，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佛洛伊德更進一步
直接地指出：「良心是本能放棄的結果，或者說，（那些從外在施加在我們身上的）
本能放棄創造了良心，它將進一步要求我們放棄更多的本能。」（1930: 129），
也就是說，在罪惡感的第二個階段中，根據佛洛伊德，反而是放棄本能滋養出嚴 厲的良心譴責。
對於這兩階段之間的矛盾，佛洛伊德認為事實上是可以理解或加以縮小的，
他以放棄攻擊的本能（aggressive instinct）為例，指出其原因在於：「在良心之 中本能的放棄，所接著的效果就是，那些主體用以滿足但卻被放棄的每一分攻擊 性，最終都被超我所接管且增加了超我（對自我）的攻擊性。」（1930: 129），
因此，超我所揮舞的正是來自自我所放棄的攻擊性，於是我們又看到另一種良心 的起源方式。並且，根據這種良心的起源，佛洛伊德並不認為它的嚴厲單純只是 外在權威的延續：「這種良心的起源的觀點，和那種認為良心原始的攻擊性，是 外在權威嚴厲的延續，因而和放棄本能無關的觀點，兩者並不一致。」（1930: 129），
正是在這點上，在探討一個受規範、自我臣服主體的心理運作時，我們即不能只
正是在這點上，在探討一個受規範、自我臣服主體的心理運作時，我們即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