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 二 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本文想要透過探討巴特勒的主體理論，來作為對上述關於規範性與主體之間 的問題的思考，尤其，在巴特勒的理論中，權力與心理同時會是主體形成的重要 面向，而去承認那些不被承認的身份、維繫岌岌可危生命的存活，則是會是重要 的倫理議題。透過巴特勒的理論，本文將指出，關於規範性的討論必須納入主體 的心理（psyche）層面，也就是必須同時納入意識與無意識欲望的運作，才能理 解規範的權力如何使得主體持續地「自我臣服」或自我譴責，來鞏固規範自身的 運作。此外，社會中的禁制本身也透過「拒斥」（foreclosure）的方式，規制著 主體的身份與欲望，預先劃定了可被承認的範圍，而這種禁制的規範性正是透過
「重複演歷」（reiteration）或展演的效應來維繫與建構的。而不同於「主權主 體」（sovereign subject）對主體的想像與預設，巴特勒所提出的主體將處在一種
「外於自身」（ek-‐static）或「剝奪的」（dispossesive）的本體論狀態，這種主體 的身份並非穩固，對自身也並非能夠完全掌握、或融貫地理解，與他人的關係也 並非完全分隔或不受影響，相反地，這樣的「剝奪的主體」（dispossessive subject）
將依賴於外在的規範與他人才得以存在。而根據巴特勒，這樣的主體觀將有助於 我們看到生命的政治處境，以及與他人之間的倫理關係。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巴特勒 1990 的成名作《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出版後，即引起女性主義理論讀者之間，
甚至其他不同領域的討論。在本書中質疑了性別身份的穩固性，她將性別視為「展 演」（performative）運作下自然化後的結果，不只打破了性別的二分，她更是
挑戰生理性（sex）與性別（gender）兩者的區分，身體的生理性不再被視為當 然內在、自然的，而對立於外在的性別社會建構，相反地，她指出，這些被視為
「內在」的身體，同樣是由文化秩序與論述，排除掉其他種人類身體樣貌的可能 性後的結果。在本書1999 年的出版序中，巴特勒提到寫作本書的緣由，以及這 種嘗試將性別「去自然化」（denaturalize）的努力，是來自於想要對抗來自於生 理性的理想形態（ideal morphologies of sex）中所隱含的規範暴力（normative violence），並且想除去在日常生活或學術領域的性論述中，將異性戀推定成是自 然的預設（Butler, GT：xxi）。
在巴特勒的意義下，這些關於性的理想以及預設產生了「規範的暴力」，它 限制了人類的生命，而人們一旦無法合乎這些規範，他們也將被宣判於一種「雖 生猶死」（death within life）的狀態。而就在下一個段落，在她回應讀者對她作 品的提問中，便提到她對規範性（normative）的看法，她認為有些讀者預設在 她的作品中並不處理女性主義思想中的規範面向：
「規範性」在這種批評的聲浪中很明顯至少有兩種意義，由於這是經常 被我使用這個字，我主要是在描述，由特定種類的性別典範所施展的世 俗暴力。我通常使用「規範性」的方式，是同義於「有關於治理性別的 規範」（pertaining to the norms that govern gender）。但是「規範性」這 個字也同樣涉及倫理的証成（ethical justification），它是如何被建立的，
以及由此將衍生出什麼具體的後果。（Butler, GT: xxi）
在巴特勒的回應中，雖然巴特勒並沒有提出一個積極的關於性別的規定
（prescription）要求人們遵守，或嘗試去區分出哪些東西才有資格算是顛覆的
（subversive），因為這樣毋寧又是再度劃分出何種性別才應該被展演的規範暴 力，而這正是她所要避免的。她認為，去質問什麼東西才有資格被稱作「性別」， 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去探究權力的規範運作的問題，並且關於顛覆的判斷也無法脫 離特定具體的脈絡，或者說，關於顛覆性的判準總是會、且應該要失敗（GT:
xxii-‐xxiii）。
因此，巴特勒的理論並非只是在訴諸文字遊戲的性別顛覆、或是忽視了人們 在性別領域之中真實的政治處境，相反地，她對規範以及其權力的探討最終將歸 結到人類生存的可能性，被承認的可能性等等的倫理議題。巴特勒在序中指出她 最關心的問題是：
什麼東西將會或不會構成一個可理解的生命（intelligible life），以及關 於規範性的性別與性向（normative gender and sexuality）的預設，如何 預先地決定了什麼是成為「人類」以及「可存活」（livable）的資格？換 句話說，規範性的性別預設如何地劃分了那些符合人類描述的特定領域？
我們要透過何種方式才能夠看見這種劃分的權力，以及我們要透過何種 方式來改變它？（Butler, GT: xxiii）
在巴特勒的說明中，對規範性的分析即不能脫離，規範如何劃分出可被承認與不 可被承認領域的問題，也就是規範暴力亦或是規範權力的運作，以及在此運作之 下生命所遭遇到的處境。雖然巴特勒在本書中主要是探討關於性別的規範性，但 她對規範權力的探討卻不限於此，而在接下來的著作中有了更寬廣、更深刻的討 論。而本文所欲關注的，正是巴特勒所提出的關於主體和規範之間的關係，以及 要如何要拓展更多可理解、可存活、可被承認的生命領域的政治與倫理議題，不 再讓這些生命處於雖生猶死的狀態。
巴特勒的理論在過去已經被許多文獻做過討論，除了巴特勒對個別領域或特 定議題的主張，已有不少的專書都針對巴特勒的著作做過十分完整的介紹。而由 於巴特勒的理論所牽涉的研究取徑與理論資源十分廣泛，不同的二手文獻都各自 有對巴特勒理論所著重的面向。例如，有些專書將巴特勒所提出的論證與主張，
放置在女性主義理論陣營的脈絡之中，探討了關於性別與展演之間的關係，或是 關注其中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實踐（Salih, 2002；Jagger, 2008），有的則格外強調 巴特勒的理論與黑格爾思想之間的關係（Lloyd, 2007）。當然，巴特勒的理論對 於女性主義與酷兒研究的影響，也同樣有論文集的出版（Breen and Blumenfeld, 2005）。雖然巴特勒在性別理論的領域享有盛名且影響深遠，但實際上，她對於 規範以及主體的思考並不限於性別與身份的問題。有學者便指出，巴特勒對政治 理論的貢獻似乎仍舊未被重視，即使在《性別麻煩》後巴特勒已經出版了九本書，
但因為她早期的著作被過度強調，她仍舊被定位成是一位「性別理論家」，她關 於政治與倫理的理論並不受到重視（Chambers and Carver, 2008a；Sara Rushing, 2010）。然而，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巴特勒的政治理論與傳統的政治理論不同，
而不能僅僅將她單純視為是政治學者，而忽略了巴特勒理論跨領域的多元性，並 以論文集的方式探討巴特勒理論的多種向度，以及其所觸及到的個別議題
（Chambers and Carver, 2008b）。
確實，在美國 2001 年的 911 事件之後，巴特勒便開始思考國際之間關於戰 爭、國家暴力以及政治生活的問題：2004 年出版的《岌岌可危的生命》（Precarious
Life）、2009 年的《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都探討到，在規範暴力以及
國家暴力交雜之下，主體所面臨的脆弱處境（Butler, PL；FW）。這些具體的問 題涉及到，例如美國政府在911 事件後的大規模監禁、軍人虐囚、媒體敘事以 及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在2005 年出版的《說明自身》（Giving an Account ofOneself）中，巴特勒更是探討了關於道德哲學、主體與他者的關係等等的倫理議
題（GAO）。然而，這樣的「倫理轉向」，正如 Chambers 與 Carver 所指出的，並 不代表巴特勒在先前的著作中都未曾探討過關於倫理的議題（Chambers and Carver, 2008a：95-‐96）。同樣的主張，本文在先前《性別麻煩》序言中的引文中 也已經指出，實際上早從《性別麻煩》起，巴特勒的理論便已經蘊含著在規範、權力問題探討下對主體的倫理關懷。然而，本文也想要強調的是，在2000 年之 前的著作中，巴特勒的理論對於「規範」、「性別」、「權力」或「展演」等等概念 較為重視，但在2000 年之後的著作，她才更直接地探討了「倫理」、「他者」與
「責任」等等的概念，這些概念確實是在巴特勒開始思考跨國的倫理關係、戰爭 的暴力與主體的處境之後才逐漸成為重點的。
例如在 2007 年與 Spivak 合著出版的《誰歌頌著民族國家？語言，政治，歸 屬》（Who Sings the Nation-‐State？Language, Politics, Belonging）與 2012 出版的
《分道揚鑣：猶太性與對錫安主義的批判》（Parting Ways：Jewishness and the
Critique of Zionism），前者透過巴特勒與 Spivak 的對話，討論了在當代國家邊界
更加模糊與國界遷移的脈絡下，關於國家主權、無國籍者等等的政治議題。後者 則運用了許多具有猶太淵源的哲學理論資源，來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國家暴 力與錫安主義，並試圖分析猶太宗教與世俗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並更進一步地 思考戰爭與「非暴力」（non-‐violence）、「同居共存」（cohabitation）等等跨越國 界的倫理議題（Butler 2007；PW）。在近期對巴特勒探討的專書或文章中，幾 乎都不可能忽視在國際的脈絡中，巴特勒對政治理論的貢獻，當然，也有學者針 對這些巴特勒後期「非性別」的理論寫作專書，但他同時也指出，我們無法從巴 特勒的政治理論中，完全去除她的女性主義理論，或是完全不論她早期的作品（Schippers, 2014：3）。因為一方面，即使在 2000 年之後的著作中，巴特勒仍 舊有以性別或親屬關係（kinship）為主題的著作（Butler, 2000；UG）。另一方 面，本文也同樣認為，要完整掌握巴特勒近期作品中的政治或倫理理論，尤其是 當中所提出或運用的概念與主張，則必須同時回顧她早期的作品，才能夠知道這 些概念與主張背後的理論脈絡與演變。
例如就本文所關注的主題而言，本文認為，要理解巴特勒作品中的議題與主 張，我們必須對巴特勒的主體理論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而要理解巴特勒意義下的
主體，以及該主體與其他領域，如規範、心理、語言、他者等等的關係，則不可 能忽略巴特勒早期的著作，因為在在這些著作中已經奠定了日後巴特勒對主體的
主體，以及該主體與其他領域，如規範、心理、語言、他者等等的關係，則不可 能忽略巴特勒早期的著作，因為在在這些著作中已經奠定了日後巴特勒對主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