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塞的意識形態主體

傅柯將主體理解為權力的效應，並且權力具備個體化的作用，而將個體打造 成主體、形塑了主體。關於臣服的討論，事實上早先在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Althusser,  1972）中，就同樣考察到權力將個體轉化成主體的面向，只是在阿 圖塞的理論中，造成這個轉化的並非傅柯意義底下的真理，而是意識形態的召喚。

透過討論「生產條件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阿圖塞考察了意識形態如何支持了勞動的再生產，從而維持了資本主義的統治。

阿圖塞指出，光靠薪資這種物質條件本身並無法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必須同 時透過其他生產場所之外的手段：即資本主義的教育系統以及其他種場所與機構，

例如小孩受的學校教育，就是各種關於工作實務的算術、閱讀或寫作等實作知識，

然而，其中更重要的是學習良好舉止的「規則」（rule），對自己工作「使命」負 責的道德規則、具備公民與專業的良心等等，但實際上，這些規則是那些要求尊 重社會技術分工，並且最終是由統治階級所建立的秩序規則（1972:  132）。

雖然阿圖塞並非如傅柯檢視知識生產的面向，但阿圖塞同樣看重權力運作當 中除了經濟的壓迫與剝削之外，非單純物質層次的臣服，且阿圖塞同樣也探討了 教導知識的機制，在這一點傅柯與阿圖塞不謀而合。阿圖塞指出，透過教育，學 生不只學到了關於生產的技術，更重要的是，教育再製了對既存秩序的屈服：

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只需要其「技術」的再生產，而同時也需要對既存秩 序規則屈服的再生產，例如再生產出工人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屈 服，……換句話說，學校（也包含國家機構例如教會，或其他設施如軍 隊）教導「實作知識」（know-how），但是為了確保臣服於統治階級意識 形態或是其「實踐」的主宰地位。…⋯…⋯很明顯地，正是在意識形態臣服                                                                                                                                                                                                                                                                                                                              

限制於特定樣態的知識特權。且由於個體將權力的身份劃界適用到個體的日常生活當中，此種抗 爭並非訴諸某種未來的解放、革命或階級鬥爭，而是某種當下立即的抗爭。這種抗爭所反對的不 是個體本身，而是「個體化的治理」（government of individualization）」（1983:  212），也就是那 些使個體成為主體的條件，例如對個體身份特定的形塑方式、身份上的限制或個體對自身的認 同。  

的形式當中，才成就了勞動力技術再生產的供應。（Althusser,  1972:  

132-­‐133）

除了上述對於知識機構的分析，另一點與傅柯相同的是，阿圖塞也同樣注意到權 力不只是壓抑，而同時具備生產的面向，並且也區分出類似傅柯「法律權力觀」

與「生命權力」的權力分析觀點：也就是鎮壓的「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

以及與此種壓抑權力形態對應的、具備生產效果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阿圖塞認為，首先，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家被視為國家機器而代表統 治階級的利益執行著鎮壓的功能，此種國家機器範圍包含了：政府、行政機關、

軍隊、警察、法院與監獄等等，它們是主要是透過暴力來運作（1972:  142）。但 阿圖塞指出，為了要改善馬克思對國家的理論說明，我們必須注意到另一種現實，

也就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阿圖塞舉出許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機構，例如宗教、

教育、家庭、法律、警察、交易聯盟、通訊傳播、文化，而強調不得將意識形態 國家機器與國家機器相混淆，其最主要的區別在於：「鎮壓的國家機器透過『暴 力』來運作，然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透過『意識形態』來運作。」（1972:  144-­‐145）。  

        然而再者，必須釐清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家機器就完全不依靠意識形態的 運作，或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完全不依靠暴力或鎮壓的運作，而是指其較主要 的運作模式，例如學校、教會或教會仍會使用象徵性的、較輕微的體罰或懲罰，

阿圖塞尤其指出，並沒有純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由此避免了兩者間的全然區 隔（1972:  145,149）。第三，由此，阿圖塞強調的是，其意識形態的概念與馬克 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中將意識形態完全當成純粹的 想像幻覺的見解有所不同，阿圖塞指出意識形態事實上具備物質的（material）

存在，意識形態總是存在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或機器的實踐當中（1972:  165）。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是意識形態運作的場所，在這個意義下，意識形態是需要透 過實踐來運作的想像關係，物質與理念間並非全然地區隔。  

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1972）一文中，阿圖塞所界定的意識 形態是指：「意識形態再現了，個人對其生存的真實處境的想像關係」（1972:  162），

而此種關於個人在意識形態中的處境，有助於我們理解權力如何參與到個體轉化 成主體的過程。依據阿圖塞的觀察，活在意識形態中的個體，將根據由意識形態 所化約出的理念，來作出相對應的行動，但這些理念同時卻被當成是源自於、屬 於個體自己的。例如宗教的意識形態中，相信神的信仰者，他將會去教會做彌撒、

屈膝、祈禱、告解等等，但在這些過程中，該個人會認為是根據自己的意識，自 由地選擇從事這些活動或形成這些信仰，而這些相對應的行動，也都被人為是源 自於該個人意識中的理念（1972:  167）。也就是說，意識形態運作的一個重要面 向，就是將服膺於意識形態運作的物質行動，都歸結到源於某種個人自身的理念 當中。在這點上傅柯與阿圖塞對權力與主體的分析類似，在前述的引文中傅柯即 曾指出：「權力最初的效應之一就是它使得身體、姿態、論述與欲望能夠被指認 且建構成是屬於個體的。」（Foucault,  2003:  29-­‐30），同樣在阿圖塞這裡，正是 透過意識形態所提供的、具備自我意識的主體，意識形態才得以運作，其所欲維 持的權力支配關係也得以維持。

在意識形態中的個體是享有自由、被賦予身份的主體，也由此掩蓋了意識形 態自身的運作。而意識形態也不該被視為是純粹觀念的，它的存在在於意識形態 機器內的各種儀式、實際的行動，也正是因其涉及了實際的、根據自我意識的行 動，意識形態總是伴隨著主體經驗的產生，而被當成屬於主體自身的。在將意識 形態中純然精神層次的理念概念去除後，阿圖塞認為他所保留的概念有：主體、

意識、信仰與行動。而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概念即是主體，而提出兩個相互關聯的 論點：

(1) 沒有不藉由意識形態且不在意識形態中存在的實踐。（there is no practice except by and in an ideology.）

(2) 沒有不是藉由主體且為了主體而存在的意識形態。（there is no ideology except by the subject and for subjects.）

（Althusser,  1972:  170）

透過第一點，我們明白實踐與行動總是涉及意識形態的，透過第二點，阿圖塞認 為必須預設主體的存在才會有意識形態。這兩點的互相關聯在於，在意識形態的 作用下，主體認為是自己自由地形成了這些它所相信的觀念，這導致主體實際的、

實質的實踐行動或物質儀式。在其中觀念與儀式本身又是相互辯證形成的，阿圖 塞引用巴斯卡（Pascal）的「辯證法」例子：「跪下，祈禱，你就會信。」（1972:  

168），意識形態就是這些物質儀式下出現的意識形態效應。

主體的實踐必須藉由意識形態，但在第二點中阿圖塞又隨即指出意識形態都 是藉由且是為了主體而存在的。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形態並非先於主體而存在，

個體也非全然被動，個體透過承認的轉身而參與到意識形態的「詢喚」

（interpellation）過程中，而轉變成主體：

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透過主體範疇的運作，把具體的個人呼叫（hails）或 是詢喚（interpellates）成具體的主體。……正是透過我稱之為詢喚或呼叫 的作用，或者是可以想像成如每日最常見的警察（或其他人）的呼叫：「喂！

站住！」，意識形態以此來「作用」或「運作」，它在個體中「招募」出主 體（招募他們全部），或將個體「轉化」成主體（轉化他們全部）¹¹。（Althusser,   1972:  173-­‐174）

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個體被意識形態建構成主體的過程中，並非是一者先於另一 者的存在，意識形態的存在與個體作為主體（去從事相對應的行動）是同一件事 情。也就是說，在遭遇到呼叫時，在轉身承認是自己的時刻，個體也已經是一個 主體¹²，因為他在這個呼叫或詢喚中認出了自己，或者承認是自己。這個主體認 出是自己的過程，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在主體之中的反映，在基督宗教意識形態的 例子中，阿圖塞認為是一種「鏡像和反映」的結構，人們在上帝當中看到自己，

而承認自己是上帝的子民（subject），由此服從神的誡命。意識形態的結構就是 這種鏡像的結構，個體透過在大主體（上帝）之中認出自己，由此臣服於大主體

（Subject），而成為主體／子民（subject）（1972:  177-­‐188）。

如前所述，傅柯認為由於現代權力之於主體的生產性，主體會是真理知識生 產的效應，而他曾進一步指出，現今主體在對抗權力時的主要問題，便是自我臣 服（self-­‐subjection）的問題，主體自身不該再被看成當然的出發點¹³。而阿圖塞 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1972）一文當中，對此問題更是提供了一 個主體形成的基本場景，在這之中，個體是被詢喚成為主體的，他同時也明確地 表達出「主體」這個概念曖昧不明的地位。阿圖塞認為主體這個術語同時具備兩 種意義：

(1)一種自由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採取行動的中心、其行動的作者 與責任歸屬。

11   interpellate 在杜章智的譯本中譯作「建構」，但本文想保留這個字當中話語以及質詢的意味，

11   interpellate 在杜章智的譯本中譯作「建構」，但本文想保留這個字當中話語以及質詢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