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新意指規範
第 一 節 增生的身體與欲望
如果說社會的規範如此深刻地參與到我們的心理形成當中，而造成主體的自 我臣服，主體要如何離開權力與心理的掌控下，對自我的譴責與持續的臣服，或 者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權力或「能動性」（agency），則會是重要的問題。在《性別 麻煩》（GT）中，巴特勒即已經闡明過，主體與政治行動能動性之間的關係。首 先巴特勒認為，在政治的行動中，正如我們先前在尼采的「形象化主體」與「展 演」的說明中所指出的36，巴特勒認為，在政治行動背後並不需要有一個預先存 在的行為者（doer），這個行為者本身是在行為中，透過行為的一致與連續的過 程來建構的效應，這個主體並不會是先於論述（prediscursive）而存在的，它並 不會有先於論述與文化領域的能動性，即使是意識反身的心智能力、良心或意志，
本身也無法脫離社會的倫理規範而獨自出現，相反地，這種能動性本身也會是社 會的建構（GT: 195）。這一點在上一章之中，巴特勒探討意識結構的起源時，便 已經有所說明。再者，雖然巴特勒認為，不存在先於論述領域的主體，但被論述 所建構的主體，也不等同於完全被論述所決定，而毫無能動性的可能。巴特勒指 出，建構（construction）並不反對能動性，它甚至是能動性所必要的前提，它 讓能動性能夠被述說，並成為文化上可理解的（culturally intelligible）（GT: 201）。
雖然社會規制與對臣服熱情依戀，確實使得我們難以批判規範，或甚至無法在不 危及自己社會生存的情況下批判規範，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毫無對抗規範權力的可 能。
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這些規範在運作上，便根本地倚賴著那些它所要馴 服、否定、壓抑的對象。巴特勒指出，那些規範所要否定、壓抑的東西，事實上 並未被規範所完全消除或掌握，甚至更根本地，規範要倚賴那些它所否定的東西 才有可能維繫規範的運作。黑格爾苦惱意識中所欲否定的「身體」、佛洛伊德理 論中被壓抑的「本能」與尼采壞良心之下被貶低的「生命」，雖然在倫理或規範 的情況下被壓抑或規制了，但卻仍存活了下來。以下透過巴特勒對這三者的探討 將指出，要求不斷放棄自身的規範，最後反而弔詭地產生了反身主體性的經驗，
在進入對能動性的探討之前，巴特勒尤指出，壓抑的規範本身的極限，規範或其
36 請參見「第一章第三節 1. 主體的編造與展演」的說明。
「壞良心」的心理運作，並無法完全地消除、或決定它所要規制的對象，這些對 象將會是規範運作下不可避免的存在。在壞良心的運作中，雖然它是社會規制的 手段，但這種的反身適用規範的意志卻被保留下來了，或者是說，作為主體能動 性一部分的心理結構被保留了下來。另一個原因在於，訴諸傅柯對身體或欲望與 權力的解讀，身體或欲望在權力的規制中非但不會消失，因為權力的運作依賴於 論述的增生，以及將權力自身情慾化，身體或欲望反而會與權力一同增生，同時 這些論述場域反而提供了反抗或重新意指（resignify）法律與規範的可能性。
在黑格爾的苦惱意識中，它持續的自我貶低與苦行中視自己為無物，它將自 己化約成剩下肉體、動物性的功能，並且如同前所說明的，身體成為應該被根除 的部分。一方面，一切的行為皆應歸功於彼岸的不變者，也就是上帝，它所有的 行為只是要對上帝表達感恩之意，他並不視自己為一個主動行動的主體：「它所 有的行動皆該歸功於另一方，它的生命成為一種無盡的債務。」（PLP: 49），然而 另一方面，它也因此弔詭地不再完全地承擔他行為的責任，透過牧師的中介與教 導，它減緩了意識對自身行為的沉重責任。巴特勒指出，向牧師提供關於身體不 堪、欲望等等的細節都被當成償還懺悔的貢獻，身體層面的自我放棄
（self-‐abnegation）行為，被提升成為一種淨化身體的宗教實踐（PLP: 51）。
在宗教的儀式中，苦惱意識宣告拋棄自己作為行動者的地位，但這種自我放 棄的過程並非是永久持續的，或者說它內在根本的矛盾在於，它總是生產著它想 要放棄、想要證明自己不具備的東西——也就是自身的行動。這個意識並不將自 己當成是行動的源頭，但在它放棄自我、純然貢獻的儀式中，它是自己意志著這 些行動的。巴特勒尤其指出這種矛盾的結果：
作為它自身行動的淵源，自我的放棄必須重複地被實踐，且永遠不會終 局地達成，這是因為，放棄的展現（demonstration of renunciation）本身，
就是一個自我意志下的行動（a self-willed action）。…⋯…⋯這個自我成為持 續放棄的履行者（performer），藉此，這個履行的行動（action）抵觸了 它原本想要指出的無能（inaction）的宣稱。（Butler, PLP: 49）
正是在想要展現出自身毫無能動性或主體性的儀式中，這個苦惱意識反而不斷地 生產出屬於自我的意志、實行了屬於自己的行動。由於它無法完全消滅自己的身 體，甚至在拒斥身體才能接近不變者的意義下，它也需要自己的身體來持續進行
拋棄的行動，身體是被當成一種應該排除的東西而保存了下來37。
在黑格爾的部分，他也曾批評這種狹隘的、否定自身行動的苦惱意識：「它 實際上的做的，因此成為毫無作為，成為一種對自身悲慘（wretchedness；Ungluck）
的享受情感。」（Hegel, 1977:135；德文頁 172），如果說這種苦惱意識最後只成 就自己的毫無作為，或是拋棄自身成為主體的可能性，則為何在看到自身的不幸 時，反而能夠帶來情感上享受的滿足呢？巴特勒進一步指出：
這種愉悅與痛苦的交互混雜源自於對自我的放棄（renunciation of the self），
這種放棄從來無法完全實現的，最後成為一種持續地努力，伴隨著對自 我愉悅的確切主張（the pleasurable assertion of self）。……這逐漸成為一 種負面的自戀（negative narcissism），它專注在自身之中最被貶低與汙穢 的部分。（Butler, PLP: 49-50）
這個要被貶低的自我，正是屬於自身的肉體部分，在各種貶低身體的苦行當中，
苦惱意識體驗到、且維繫了自己的存在的理想狀態。正是因為已經認同於法律，
在放棄自身的過程中，它矛盾地體驗到自身存在的愉悅，在這個意義下，法律的 禁制、對法律的臣服，反而成為額外的愉悅滿足的場所。
然而，巴特勒指出，黑格爾在此一反如先前章節解釋的模式，而並未徹底地 批評這種倫理規範，因為在黑格爾的描述中，苦惱意識在透過牧師的勸導下，將 重新獲得與彼岸連結的可能38。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的苦惱意識並沒有真正 地、完全地擺脫自己行動的可能性。在苦惱意識章節結束之前的解釋當中，若他 最後沒有訴諸牧師的中介，則如同我們在「懷疑主義」的意識那裏所觀察到的，
由於自我否定的行動，基於其本身仍是一種行動，所以終究會指出自己本來所要 否定的自我其實存在。在否定的行動中，苦惱意識終究會發現或保存了自己作為 行動者的能力，而保留了能夠轉身對抗這個倫理誡命的可能性，或者如巴特勒所 言：「每個要去壓制身體、快樂與能動性（agency）的努力最終都正好只是確保 了主體的那些特徵。」（PLP: 53），外在的權威與社會的規範並非消滅了主體的能 動性，相反地，為了能夠讓主體更深刻、持續地臣服，它利用主體的能動性來服 務於它，造就主體的自我臣服，然而，這同時也替主體能動性的出現鋪了道路，
37 關於「身體」與主體的關係，請參照前註 26。
38 正是透過牧師的中介，個別的苦惱意識得以進入到一個更普遍的意識整體當中，巴特勒指出，
自我意識透過將自己承認成是宗教社群意志的一部份，來造就之後自我意識到精神（Spirit）的 轉變，參見Butler（PLP: 53）。
讓能動性的出現成為可能。
此外，尼采在《道德系譜學》（1967）中，也同樣對基督宗教與其所散佈的 罪惡感做出批判，擁有壞良心的人，將透過宗教所施加的罪惡感加重對自己的折 磨：
在上帝面前的罪惡，這種思想成為折磨自身的工具。……他將自己的動 物本能詮釋為在上帝面前的罪惡。……他意志去升起一種理想，即神聖 的上帝，好在祂面前感受到自身毫無價值的確定性。（Nietzsche, 1967:
92-‐93）
各種無法放棄的本能，最終使得自己產生了罪惡感，宗教的道德支持了某種禁慾 理想，想要根除自己身上的動物本能與欲望，或更根本地將自己確認為毫無價值。
但是，尼采也認為，這種禁慾理想反而替人類帶來了意義，給予人類生存的目標 與其痛苦的解釋。類似於固執依戀對於生存的保證，尼采指出：
禁慾理想（ascetic ideals）會對於人類而言有許多的意義，然而，這表現 出的，正是人類意志的一個基本事實——對空虛的恐懼（horror vacui）。
它需要一個目標，它寧願去意志虛無，也不願放棄意志。（Nietzsche, 1967:
97）
確實，臣服於那些貶低自身的規範，至少保存了自身的意志，顯現出自主的外觀。
尼采指出，比起受苦本身，「毫無意義的」受苦反而才是對人類的詛咒，而禁慾 主義則給予受苦解釋與意義，使得人們有存活的意義，而生命本身也藉此被拯救 了（1967: 162）。然而，伴隨的代價卻會是對生命的厭惡，尼采指出，這種意志 最終將厭惡一切感官，或甚至理性本身，它只渴望根除各種可變的、死亡或欲望，
這也將導致對生命本身的厭惡，它逃離且背叛了人類生命中的快樂與美好。不過，
尼采也強調，雖然禁慾壓抑了生命的可能性：「但它是且將持續是一個意志（but
尼采也強調，雖然禁慾壓抑了生命的可能性：「但它是且將持續是一個意志（b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