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科技的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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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打字或是在一面光滑玻璃上來回觸碰，透過數位媒介的中介，經由實體 或虛擬鍵盤敲打的文字轉化為內建字型，同時浮現於螢幕上。相較於傳統紙筆手 寫的字跡，數位字型直接抹除人類手寫的獨一無二性。儘管在數位媒介書寫的過 程中，也必須透過雙手撰打，受數位媒介的透明直接性（transparent immediacy;

Bolter & Grusin, 1999）影響，數位媒介本身的中介導致人類原初的書寫形式跟電 腦的運作介面完全分離，人和手的實體存在顯得比傳統紙筆手寫薄弱不少，甚至 完全消匿於螢幕上的字裡行間。經由不同技術物中介的寫字過程，所得到的感知 差異，乃是人的身體與可提供書寫功能的技術物互動所產生的感知變化。這種感 知上的差別，即傳統紙筆手寫經過筆和紙的中介，強化人跟手的實體存在；反之，

打字經過數位媒介的中介後，則是抹除人與手的實體存在。

21 世紀初期，數位媒介鋪天蓋地，傳統紙筆手寫與數位媒介書寫的相關比 較研究近十年間發展迅速（e.g., 陳京軍、許磊、程曉榮、劉華山，2016; Dahlström

& Boström, 2017; Feng, Lindner, Ji, & Joshi, 2019; James & Engelhardt, 2012;

Longcamp, Zerbato-Poudou, & Velay, 2005; Mueller & Oppenheimer, 2014; Vincent, 2016 ） 。 我 試 將 文 獻 涉 及 書 寫 技 術 主 要 之 別 分 自 兩 個 向 度 討 論 ： 工 具 性

（instrumentality）與感受性（sensibility）。

二、書寫科技的工具性

人須仰賴技術物才得以讓日常生活步上正軌，因此對常人而言，每個技術物 都有它們作為人手邊工具的條件，即技術物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Rafaeli

& Vilnai-Yavetz（2004, p. 94）對「工具性」的定義為「該技術物能有助於工作表 現，或順利協助完成某任務的性質」。例如，學生為了完成期末報告，手邊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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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一台電腦。在此背景下，電腦作為工具的面向之一，即是為了能讓學生完成 期末報告。

工具性、實用程度（usability）向來是人判斷技術物使用價值的重要指標之 一（Nielsen, 1994; Rafaeli & Vilnai-Yavetz, 2004）。同理，書寫技術作為一種技 術實踐，日常生活中人在乎實用程度不言可喻。資訊革命以降，電子與數位媒介 無所不在，從人際互動到公家與私人機構的辦公環境均已數位化，工作現場的文 書流程與互動也跟著網路化，甚至伴隨當前的環境因素而加速。

例如，2020 年起全球受武漢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又 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歐美地區受到重創，許多科技企業為避免員工因通勤上 班增加傳染風險，提出全年、甚至永久「在家辦公」（telecommuting, work from home, WFH）的替代方案（Friedman, 2020, May 8; Reuters, 2020, May 13; Yurieff, 2020, May 8），也就是直接透過數位媒介遠端連線上班。因此，許多原為確保真 實性、以紙筆原件為重的書面文件，也在遠端連線的環境下轉為數位文件檔案的 傳送模式。原初書面文件的經手方法，也從傳統紙筆手寫改為電子簽核。

除了現今辦公工作環境的巨變，數位媒介的觸手同樣也伸入教育現場。比如，

作家朱宥勳回憶1990 年代末期，臺灣剛邁入資訊化時代，中小學教育開始推行

「資訊融入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Instruction）。因此，

學生課表開始出現電腦課、校園行政作業全面電腦化，這些改變也同樣影響當時 首次接觸電腦的資深小學教師：

最大的噩夢發生在學期末：他們必須將全班學生的成績和評語，一筆一 筆輸入電腦。本來學期末是快樂的暑假時間，那年卻成為無間地獄。打 字慢、打錯的機率高、不小心就沒存到檔重來……這批數位新移民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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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執教生涯最大的危機。那學期過後，退休潮就開始了。是的，不是因 為年金改革、不是因為直升機家長、不是因為被學生用手機拍上網公審。

是因為他們害怕電腦打字（朱宥勳，2019 年 9 月 18 日，段 6；粗體底 線為本文標註）。

以上引文描述，足見1990 年代末期電子媒介甫入臺灣教育現場，彼時打字是種 十分新興的書寫方式。今昔對比之下，我們從歷史更能明瞭現在打字作為一種再 普遍不過的書寫方式，絕非所想像的理所當然。

直至 2010 年前後，部分國家如芬蘭（Blair, 2015, February 5; Kerin, 2015, February 3）、美國（Hosie, 2017, November 9; Konnikova, 2014, June 2）的小學書 寫教育，相繼推廣學童使用電腦鍵盤打字取代傳統紙筆手寫為主要的習字方式。

此外，澳洲中小學教育針對學童以傳統紙筆練習手寫體（cursive）的時數也大幅 減少，從 1960 年代平均每天 45 分鐘的練習時間，下降至現今每天不到五分鐘

（李岳霞，2015 年 3 月）。資訊時代的沉浸互動，讓「棄筆從鍵盤」逐漸成為未 來成人書寫方式的主要趨勢。

以教育心理學與認知科學而言，由於比較傳統紙筆手寫與鍵盤打字的實證研 究未有定論，因此常遭外界（如新聞界）人士質疑。例如Longcamp et al.（2005）

測試38 位介於三到五歲的孩童，將他們分為打字組與手寫組，各自實行書寫字 母測試。研究結果發現，手寫組的孩童事後對於自己手寫下來的字母認識效果比 打字組好。Kiefer et al.（2015）則比較傳統紙筆手寫與數位媒介打字，發現兩者 對測試者的大腦感覺運動表徵（sensory-motor representations）有所差異，其中前 者明顯具正面影響。換言之，兩份研究均認為對學齡前兒童而言，傳統紙筆手寫 比電腦打字對訓練讀寫能力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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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專精科學、環境與文化領域的自由記者 Brandon Keim 於《科學人》

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 Mind）發表〈手寫的科學〉（“The Science of Handwriting”）

一文。行文間雖援引Christina Haas 與 Anna Mangen 兩位支持傳統紙筆手寫學者 之說法，不過，Keim 最後根據自己所做的實驗，認為無法證實兩位學者的假說。

因此，他在文末下了一個曖昧不明的結論：「……用手寫字感覺很好，甚至還很 對」（...that writing by hand felt good, even right; Keim, 2013, September/October, p.

59）。

Trubek（2016／黃楷君譯，2018，頁 201）分析 Keim 覺得「手寫感覺很對」

的原因，她認為主要是「我們的背景和習慣性聯想」的緣故。因為目前成人的讀 寫能力養成，主要奠基於國民基礎教育要求親手執筆練習書寫的結果，沒有明確 的經驗證據能證明傳統紙筆手寫與「感覺很對」連結在一起。嚴格而言，我認為 Trubek 的論證把「感覺問題」直接簡化為全然文化形塑的因果關係，實際上並沒 有詳盡說明人的感受與用手書寫之所以促成「感覺很對」的完整脈絡。再者，這 些質疑均以工具性為討論基礎，隱約意味著書寫科技純粹只是為了達成最後目標 的一種工具，人對它毫無情感及意義可言，但「手寫感覺很對」理應為「感受性」

問題，不應輕易地以文化化約論（cultural reductionism）的觀點忽略帶過。是故，

我們理應詳細檢視不同書寫工具對於人的感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