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初如何有字？回顧書寫與媒介科技的思想遭逢
第三節 數位時代的書寫媒介科技相關比較研究
一、 鉅觀層面：書寫媒介科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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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鉅觀層面：書寫媒介科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鉅觀層面的相關研究發表時間大致介於198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之際，也 就是電腦科技剛開始影響人類日常生活的時候。誠如我在概述書寫媒介科技的研 究發展歷史已經提到，彼時電腦科技甫入人類的日常生活，故電腦在經驗世界造 成的現象還不像現今如此交錯繁複。不過，媒介科技學者已經提早察覺到電腦將 改寫人類未來的生活樣態，因此研究者普遍大多以結構視角整體探討電腦科技與 人類之間的關係，其研究基礎採取「科技－社會文化」系統分別各自探討。我認 為，這一類研究大致（而非斷然）分作兩種視角，一種是軟科技決定觀點（soft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e.g., Bolter, 2001），另一種是社會建構觀點（e.g., Haas, 1999）。
本文所指的軟科技決定觀點與一般科技決定論之意涵有些不同。嚴格來說，
決定論（determinism）又分為軟決定論（soft determinism）與硬決定論（hard determinism; Marx & Smith, 1994）。軟決定論主張，科技作為整體乃是改變社會 文化的首要推動力，不過它也肯認政治、經濟領域與人類社會的行動能力（agency，
或譯為「能動性」）在科技變遷的過程裡具有一定影響力（Lister et al., 2009, p.
340）。換言之，軟決定論沒有否定原本科技決定論的主張，且同時接受社會建 構論的觀點。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軟決定論乃是科技與社會關係下的折衷主義
（eclecticism）路線。
硬決定論則與一般科技決定論的立場較為相近，它認為科技是形塑社會文化 的主要框架，並且科技具有自我擴增（self-augmentation）的特性（Ellul, 1954/1964）， 其自我擴增乃是人類施加於科技本身的特徵，即人類行動也屬科技的一環。換句 話說，硬決定論下的「科技」不僅指涉狹義的「硬體科技」（hard technologies），
如具備物質條件的機械設備等，同時也包含廣義存在於日常生活裡無形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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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soft technologies），例如官僚科層系統（bureaucracies）、醫療技術（包 含醫護人力資源）、教育制度等。
回到書寫媒介科技的範疇，我認為採取軟決定論較具代表的學者為 Jay David Bolter。他在 Writing Space（2001）一書裡，闡述數位媒介科技（按照他的 脈絡，以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為主）作為新興書寫空間對現今人類社會文化的影 響。他主張數位書寫媒介科技的問世，使人類進入「晚期印刷時代」（late age of print），「晚期」指涉在社會文化脈絡下，大眾對傳統印刷科技的使用方式與態 度上出現急遽明顯的轉變（p. 3）。
Bolter（2001）闡述這些轉變主要有三：首先，數位媒介科技打造出水平發 展的網絡文化（network culture），逐漸削弱以垂直發展為主的階級文化（pp. 203-205）。換言之，經由數位媒介科技中介的書寫文化，開始消解菁英與大眾文化 階級的邊界，人人都能在網際網路空間找到屬於自己的文化社群。第二，他從後 現代觀點出發，認為數位媒介科技具有抵抗標準化（standardization）與同一化
（unification）的特質（pp. 205-208）。例如電腦與網際網路促成作者與讀者之間 的角色流動，讓大眾都有成為作者的可能。因此，數位科技挑戰過往書寫的正典
（canonic）傳統，使數位科技成為書寫科技的新典範。第三，數位媒介科技重新 定義傳統書寫科技脈絡下的文化理想型（cultural ideals; p. 208），亦即顛覆前兩 點所述的階級文化與正典傳統。再者，數位科技有個相當重要的特性，它能將傳 統書寫科技的文化內涵「再中介」（remediates; p. 209）於自身之中。
「再中介」指的是新媒介科技具有取代舊媒介科技的書寫功能，新科技能夠 借用、重新組織（reorganize）舊科技原本具備的特色，並改造舊科技的「文化空 間」（cultural space; Bolter, 2001, p. 23; Bolter & Grusin, 1999），也就是改變舊科 技原初呈現的書寫形式。例如，中世紀時期修道士必須經由標準抄寫方式完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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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手抄本（handwritten copy）。直到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問世，印刷科技取代手 抄技術，《聖經》的書寫科技典範也從手抄轉向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再中介」
原本的手抄技術。雖然《聖經》文本沒有改變，但是形塑《聖經》文本的文化細 節（如手寫字跡變印刷字、排版格式的變動）均伴隨再中介過程而更動。
從Bolter（2001）認為數位書寫科技對人類社會文化的三種轉變來看，他以 較為樂觀態度看待透過數位書寫科技完成的人文著作，將改寫鞏固已久的菁英與 大眾文化二元論。單純以書寫媒介科技（並非指涉整體科技）的視角觀之，他對 書寫科技革新的理解帶有些許決定論的味道，即書寫科技的數位革新有一日將鬆 動人類既有社會文化的宏大想像。
數位書寫科技真如Bolter 所言，能消解人類文化階級的既定界線，或許有待 時間的見證。不過，這些轉變論點主要有兩個盲點。首先，Bolter（2001）筆下 的書寫科技變遷所受影響的對象，主要指涉人文視野下的書寫文本。也就是說，
在Bolter 的討論裡，由於侷限於人文主義的思維框架，故我們無法窺見新舊書寫 科技的交織對其他領域（如自然科學的書寫科技使用）的實際影響與情況，因為 書寫科技的使用並非只發生在人文領域，而是所有知識領域必然皆涉及書寫科技 的使用議題。
其次是，Bolter（2001）所說的三種「轉變」實際上是去脈絡的說法。他已 先行預設數位書寫科技具有放諸四海皆準（one size fits all）的文化特質，即數位 書寫科技本身隱含的文化內涵（尤指西方文化）放到世界各地都會具有一樣的效 果或影響。然而，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是鑲嵌（embedded）結構（Ihde, 1990），也 就是說，社會文化的異質特徵實然也具有改變科技發展的可能。
換言之，Bolter（2001, pp. 19-20）雖明確肯認社會文化具有形塑科技的可能 性，然而，受限於他以西方文化為中心，其書中的例證並沒有完全呼應前述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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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試圖從社會建構論重新審視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如Christina Haas
（1999）欲細緻處理新舊書寫科技之間的複雜關係，她將研究焦點放在美國地方 的文書處理，一探美國社會肌理如何形塑書寫科技的使用方法。Haas 深入田野，
長期記錄三種不同機構使用書寫科技的方式：市府工程企劃案的合作過程、市府 經理（city manager）29的施政願景、中止妊娠診所（abortion clinic）的文件資料 處理為研究個案，並援用社會科技變遷（sociotechnical change; Bijker, 1995）觀 點作為這些個案的詮釋方法。
Haas（1999）發現在實際工作環境裡人選擇新舊書寫科技的使用狀況，並不 如常人所想像的如此扁平。他們懂得在不同書寫任務的條件下，選擇適合的新（或 相對較舊的）書寫科技完成不同任務。以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某家中止妊娠 診所的書寫科技個案為例，診所會提供首次掛號病人兩份相同尺寸大小的「藍皮 書」（blue sheets）。一份是首次看診前須填寫的病歷資料表，另一份是胎兒成 長歷程摺頁。病歷資料表的製作方式是先以打字機打製一份原稿，再透過黑白影
29 美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架構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大型城市為主的「市長－議會制政府」
（mayor-council government system），此結構下的市長（mayor）擁有實質的治理權力，也是臺 灣採用的地方政府組織制度。另一種則是以小型自治市為主的「議會－經理制政府」（council-manager government system），該結構下由自治市議會指派的市府經理（city 灣採用的地方政府組織制度。另一種則是以小型自治市為主的「議會－經理制政府」（council-manager）為市政管 理者。Haas（1999）田野調查的地區位於美國愛達荷州（State of Idaho）的艾希頓市（City of Ashton）， 它是一個小型自治市，根據2010 年人口普查（美國每 10 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2020 年尚無資 料）結果，艾希頓市僅有1,127 人。有關美國地方政府的組織規範，詳見 Saffell, D. C., & Basehart, H. (2009).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ies (9th ed.). New York, NY: McGraw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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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機（photocopier）大量複印而成。胎兒成長摺頁是由俄亥俄州官方衛生健康部 門印製、發行的小手冊，內容包含全彩的胎兒成長歷程圖表，以及施行中止妊娠 手術前的相關須知與警告。
以書寫科技的功能觀點來看，Haas（1999）發現兩種藍皮書之功能與目的不 同。病歷表的製作方式相當簡易且成本低廉，其應用的書寫科技（打字機、影印 機）也相對老舊。病歷表用於記載病人個資與門診記錄，其資訊流通對象限於中 止妊娠診所的醫護人員。也就是說，作為醫療組織內部的非公開書面資料，病歷 表的重點不在印刷精緻度，而是資料內容本身。反之，胎兒摺頁採用的書寫科技
（利用電腦排版、彩色印刷機）較為細緻、新穎，手冊溝通的主要對象為有中止 妊娠意向的孕婦。換言之，小手冊所應用的書寫科技主要目的是為了與大眾溝通，
因為它是一份作為公眾宣傳的實體刊物。由此可見，人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下，
會選擇採用最適該情境的書寫科技製作不同類型的書面資料。
Haas（1999, p. 210）從上述個案點出常人對整體（不限於書寫）科技變革理 解上的兩大迷思，第一，新科技會理所當然直接取代舊科技；第二，普遍而言，
以效率與功能論，新科技均比舊科技更有優勢。這兩個迷思均忽視社會文化脈絡 如何建構科技的重要性。換句話說，本文欲探討日常生活裡人與不同書寫科技的 互動過程，除了人與物的關係之外，同時要考量周遭環境如何共同影響人與物的 互動關係，也是本章第二節提到STS 的核心概念。
再者，我認為Haas（1999）的個案研究拓展常人對於書寫科技的理解，並能 透過個案強調特定社會文化情境如何形塑書寫科技的使用脈絡。承接上述的中止 妊娠診所個案，就以臺灣的社會脈絡而言，並無「中止妊娠診所」（abortion clinic）
的概念，與該機構概念最為相近的是婦產科診所。也就是說，國外中止妊娠醫療
的概念，與該機構概念最為相近的是婦產科診所。也就是說，國外中止妊娠醫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