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伯和(1889-1945)出身於成都傳統士族，自小熟讀中國傳統經史，並向族輩 長者學習琴藝，開啟了對於音樂的興趣。二十世紀初，清政府廢除科舉，廣設西 式學堂，葉伯和於 1903 年進入四川高等師範學堂就讀，成為中國早期接受西式教 育的學生之一。在學堂中，葉伯和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風琴，遂立下了到國外學 習音樂的志向。1907 年葉伯和與父親、二弟也趕赴當時仕人學子留日的風潮，同 時赴日留學。喜好音樂的葉伯和，違逆父親希望他就讀日本法政大學預科的期望，
自行選擇考入東京音樂學校。東京音樂學校成立於 1887 年，是日本第一間音樂專 科學校，以培育西洋音樂教師與音樂家為主要目標，是當時日本唯一的音樂學校。
當時由中國赴日學習音樂的學生，多是進入該校就讀。葉伯和入學時，同時在校 的還有 1901、1905 年分別以公費入學的蕭友梅、李叔同，以及 1906 年入學的台 灣首位留日音樂家張福興。1912 年葉伯和隨父弟返回成都，298 全心投入成都的音
298 關於葉伯和返國年代，大部份資料都參考顧鴻喬所編的年表，著為 1912 年，但在周軍平於〈音 樂教育家葉伯和〉中，稱葉伯和在日學習兩年後，於 1909 年返國；而朱舟於〈葉伯和《中國音樂 史》評述〉中，則著為 1911 年歸國。據葉伯和《病中得家書》序，他於「紀元前三年」（民前 3 年，1909）於東京患病，時年 20 的葉伯和，在《二十自述》中仍期勉自己「努力勿徬徨」，故周軍 平所述葉伯和 1909 年歸國，可能性較小。據《成都市金牛區誌》所載，葉伯和於 1911 年辛亥革命 後，應成立於 11 月 27 日的四川省大漢軍政府之邀，主持軍政府財政工作，1912 年 4 月 27 日軍政 府與重慶軍政府合併，葉因無意從政，隨即去職，由此推測葉伯至遲於 1912 年初已經回國。據其 婿閔震東所述，葉伯和是於民國初年歸國，與顧鴻喬的年表相同，因此本文採 1912 年之說法。參 見周軍平，〈音樂教育家葉伯和〉，《成都文史資料第二輯》（成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都市委
樂教學與推廣，直至去世。
葉伯和在《中國音樂史》書中以及之後論葉伯和之相關文章亦延用此錯誤。參見 Leon Lansberg,
"Seven notes in Chinese music; Only five are used: Mr. Lansberg writes of the melody and harmony of
15 日的《紐約先鋒報》(The New York Herald)。這篇譯文內容並不長，文中認為舜 帝時的《大韶》是中國最早可被考證的樂曲，而據孔子所言「在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判斷此時的蕭韶之聲精美非凡。但這一系列自黃帝以傳的音樂傳統已 經亡佚，「今日中國音樂又從何時發源耶？此節更奈人尋索」，該文以此做為中國 音樂發展的結論，對於後來歷代的各種雅俗音樂則完全沒有描述。在樂制方面，
該文認為「中國音樂，按樂理原訂七聲，及考實際，祇用五聲」，而律制則依據三 分損益法。由《新教育》的譯文看來，這篇文章對於中國音樂的談論十分片面，
且最後批評當時的國歌，聽起來與西方音樂無異，反而是坊間的歌曲「茉莉花」，
更具有中國音樂風味。302
若要將該文視為外國人對於中國音樂的了解，無怪乎葉伯和讀了會有所不滿，
但他並不滿足於批評該文的片面之詞與偏頗，而是體認到當時外國人士對於中國 音樂的了解不足，因此需要經由本國人著述的中國音樂史，以向外國傳播正確的 中國音樂。葉伯和在自序中提到，曾與長於外國語的朋友預約，書成後代勞翻譯，
但「配不配介紹給外國人看？那就希望當代的音樂家史學家明以教我！」303 由此 一單純的初衷開始，葉伯和在三年後出版了這一本《中國音樂史》上卷，並於 1929 年於《新四川日刊副刊》刊載下卷內容，距他讀到蘭士卜的譯文開始進行中國音
the celestial kingdom and explains why as a matter of fact it has no national anthem—Some historical data regarding the songs of China and their composers－How different emperors influenced the music of the land", The New York Herald Magazine 1918/12/15: 15.
302 該文之內容事實上是以當時袁世凱政府頒布新國歌為引，想要介紹中國的傳統「國歌」，譯文省 略了插在原文版面中間的「中國新國歌」翻譯歌詞，該歌詞第一段是當時袁世凱北洋政府採用的國 歌《中華雄立宇宙間》，但第二段歌詞卻引用了民國初年的國歌《五族共和歌》。原文來源見註 301，
譯文請參見蘭士卜(Leon Lansburg)，〈中國音樂之外論〉，《新教育》，no.2（1919）：217-218。
303 葉伯和，〈自序〉，《中國音樂史》，2。
樂史撰寫計畫，已整整十年。而此時，在 1987 年下卷內容重新被發現之前，一直 被認為是第一本中國音樂史著作的鄭覲文《中國音樂史》，也才於同年初出版。
雖然是中國第一本《中國音樂史》， 但葉伯和這本著作在早期的中國音樂史 相關作品中，在 1987 年下卷被發現之前，卻未曾被談論。王光祈 1931 年撰寫《中 國音樂史》序言中，以鄭覲文《中國音樂史》及童斐《中樂尋源》為中國早期的 音樂史著作；蕭友梅 1934 年《舊樂沿革》中，多處直接引用王光祈《中國音樂史》
與許之衡《中國音樂小史》內容；楊蔭瀏 1981 年《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自序中，
將鄭覲文、王光祈、許之衡等人的中國音樂史著作做了一番評比。這些晚於葉伯 和的中國音樂史著作，對於早先的相關論述，皆有相當程度的蒐集與回顧，但完 全沒有論及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304 雖然 1922 年只出版了上卷，但是相對於 1920 年代羅伯夔等人的短篇論述，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應算是具有學術規模 的文獻資料，但竟不為這些音樂學者所知。
葉伯和 1912 年返回成都後，除了潛心於西洋音樂教學，同時也撰寫白話詩歌。
1920 年，胡適出版了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305 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 重要的指標。在同一年，葉伯和也出版了以白話撰寫的的《詩歌集》，但是不同於 胡適的《嘗試集》所受到的萬眾矚目，葉伯和的《詩歌集》並未受到太多的關注，
與他的《中國音樂史》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成為歷史的陳跡。葉伯和的這兩部
304 袁同禮 1928 年的〈中國音樂書目舉要〉中，曾列出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上卷；1935 年呂 驥以筆名「穆華」發表〈中國音樂文獻書稿〉，關於中國音樂史的書籍幾乎有完整的蒐羅，包括鄭 覲文、王光祈、許之衡、缪天瑞、童斐、孔德等人的著作，獨不見葉伯和，由此或可推測，葉伯和 的《中國音樂史》在出版後的十五年之內，已不為人所見。參見袁同禮，〈中國音樂文獻書稿〉，《音 樂雜誌》，卷1，no.1（1928）：12；穆華，〈中國音樂文獻書稿〉，《音樂教育》，no.1（1936）：104。
305 胡適，《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1920（民 9））。
可稱為中國音樂及文學史上開創性的作品，卻沉沒在歷史洪流下近六十餘年無人 問津。推測其原因，除了因葉伯和個人發行，在數量上較為稀少之外，相較於同 樣由個人發行的鄭覲文《中國音樂史》於上海出版，以成都的地理條件，在傳播 及影響力上皆遠不及北京與上海，應是造成此書未能廣為流通的主要原因；306 而 長年的戰亂更使得該書散佚在歷史塵煙之中。
但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亦非完全消聲匿跡，而是如同歷史上一些失佚的 古籍一般，化為出版目錄與書目提要中的寥寥數語，顯得十分神秘。1955 年出版 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中，僅著錄著「中國音樂史 葉伯和著 民國刊一冊」，
未有其他出版相關資訊；307 1984 年出版的《中國音樂詞典》，在〈中國音樂史〉
條目中同時並列葉伯和、鄭覲文、王光祈及田邊尚雄等四人的同名著作，條目中 註明葉伯和的著作有上下兩卷，但只簡述了上卷內容，「下卷未見」。308 長期以來，
這本只有上卷卻也難以取得的中國第一本音樂史309，只能以簡短的文字存在於書 目之中。
1987 年，顧鴻喬為編寫成都市《藝術志》，訪遍葉氏親友及四川境內各圖書館、
306 參見龍月心，〈〝不禁轉載〞的《詩歌集》〉，《科技文萃》，no.2（1995）：168-169；許敬，《艱難 的新生—《草堂》及葉伯和考論》（溪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28-31；陳永，〈對葉伯和的再 認識〉，《音樂藝術》，no.4（2007）：67。
307 參見張次溪，〈辛亥以來記述中國戲劇(京劇)書錄(附音樂書目)〉，《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張 靜盧輯注（北京：中華書局，1955）：389。
308 參見繆天瑞、吉聯抗、郭乃安編，〈中國音樂史〉，《中國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1984）：
507。
309 據顧鴻喬所言，《中國音樂史》上卷僅存一冊，收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圖書館。參見 顧鴻喬，〈葉伯和和他的《中國音樂史》－－紀念葉伯和誕辰一百周年〉，《音樂研究》，no.4（1989）：
31。
檔案室，積極尋找下卷蹤跡，終於 1929 年的《新四川日刊副刊》第 25 卷中，發 現刊載於 587 至 593 期的下卷內容；310《音樂探索》並隨即於 1988 年第 1 期重新 刊載下卷內容 311。下卷內容雖然簡短，但做為二十世紀初中國音樂史撰寫之肇始，
這份史料的發現，可謂是當代中國音樂史研究的一大事件。1993 年，台灣貫雅文 化合併上下卷，並加入葉伯和之其他文字創作，以《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為題 重新出版 312，使這中國第一本音樂史，在沉寂了 60 餘年後，能夠重新展現其原來 面貌，成為當代中國音樂史研究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標誌，同時也開啟了之後對於 葉伯和之諸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