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對於中國音樂實踐的了解，鄭覲文肯定比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中國音樂 史的作者，更有資格談論中國音樂。他本身擅於琵琶、古琴，對於樂器、樂律、
曲譜與其歷史皆有所研究，並終生以中國音樂之實踐為職志。然而音樂實踐上的 優勢，並沒有為他的《中國音樂史》帶來助益。這本《中國音樂史》在當時，即 未受到太大的關注，李恩績在〈鄭琴師的妙奏〉一文中提到：「後來鄭琴師還著過 一部關於中國音樂歷史的書，內行人看了，沒有批評；只說：『總算難為他的。』」241
文題名為〈對於大同樂會擬仿造舊樂器的我見〉，《蕭友梅全集》中將「擬」刪去而未有說明，未知 為輯校之誤，或另有考量。關於蕭友梅之觀點，亦請參見本文第四章〈蕭友梅《舊樂沿革》〉一節，
168、174。
240 鄭覲文，〈序〉，《中國音樂史》，2。
241 李恩績，〈鄭琴師的妙奏〉，《愛儷園夢影錄》，北京：新華書店，1984，頁 287。李恩績似乎對 筆下的「鄭琴師」沒有好感，以揶揄的文筆批評其琴技不佳、愛占小便宜、食古不化的無知。
顯示出對於鄭覲文在撰寫中國音樂史能力上的質疑，而楊蔭瀏在近50年以後，亦 直言批評該書「不問真偽，摭拾古人之言，雜湊成書，充滿復古神秘思想。」242
然而鄭覲文自己對於這本《中國音樂史》則是頗有信心，在《申報》所載之 中國音樂史出版訊息中，列出該書的五項特點：
(一)自有樂迄今體制變遷得一貫之統系；(二)自古難題皆得根本解決；(三) 全體皆以實騐中來絕無泛義； (四)上自國家大樂下至民間雜樂以及戲劇土 風，凡有音樂價值者，無不蒐羅詳盡；(五)雅俗大小，凡百樂器，現今尚 能搜出與仿造者，一律收入，具備說明。243
此五項特點，亦編寫於該書的〈凡例〉之中。綜觀全書，在一貫之樂統、現存音 樂與樂器之蒐羅方面，或許還有所成就；然而就「自古難題根本解決」、「全體皆 由實驗中來」這兩點來看，明顯地有所誇大，或許這些特點，是存在於作者對於 撰寫音樂史所設定的目標之中。
鄭覲文在凡例中，亦闡述他對於這本音樂史寫作的標準，著重於與音樂直接 有關知內容，以呈現中國音樂歷來的主要發展脈絡為目標，例如：
本編於各體內容與其優點，無不盡量達出，有澈底之解決。
本編著重實際，與他種歷史專事考古者不同，凡非於樂理、樂法、樂材、樂藝 有事跡或實用關係者不贅。
本編自秦始以具有重心之樂體為本位，如清樂燕樂等，則詳載其內容，其與體 格無關者……一概從略。244
單就鄭覲文對於音樂的獨立性思維而言，其音樂史觀點的確與過去傳統的樂志或
242 楊蔭瀏口述，李妲娜筆錄，〈音樂史問題漫談〉，《音樂藝術》，no.2（1980）：12-18。
243 參見〈中國音樂史出版〉，《申報》，第 20042 號，1928 年 12 月 31 日：第 21 版。
244 鄭覲文，〈凡例〉，《中國音樂史》，1-2。
音樂文獻中做為禮樂制度的功能性音樂有所不同，然而這個特點僅存在他的撰述 計畫與理想中，在《中國音樂史》的實際內容裏，並沒有被有效地系統論述，更 顯得是鄭覲文對於該書的理想化空想。
排除鄭覲文對於歷史寫作方法上的無能為力之外，他對於中國古代音樂的觀 點卻在今日顯得真知灼見。在序文中，鄭覲文提到曾有人問他：「今者科學昌明，
要有新知識，古代學說均在推翻之列，君何必自苦乃爾！」鄭覲文回以前述「音 樂為造化大法」之說外，還說道：「況古人既發明於前，後之學者一到相當之程度，
還是不肯放過，不如現在多費一分心力之為愈。」245 鄭覲文此話顯示出他十分肯 定中國數千年來的音樂發展成果，而這也是當時守舊派人士的觀點，雖然當前西 方文化入侵之速，傳統文化看似全面傾覆，但以歷史經驗看來，古代文化必定有 其價值存在，之後的學者只要有「相當的程度」，就會明瞭此點，仍是會回頭著手 研究古代音樂的。
鄭覲文此言如同預言一般，在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今日看來的確有其前瞻性，
古代學說並沒有被科學昌明的新知識完全推翻，而是轉變成為當代用以了解過去 與詮釋現代的歷史研究對象。而鄭覲文當時在中國音樂史上所多費的一分心力，
雖然未見得有助於後來的音樂發展，但他做為音樂理想的實踐者，各種音樂上的 積極做為，為二十世紀初中國音樂紛亂未明的態勢，提供了各種的可能出路，如
「大同樂會」，就是他眾多的音樂實踐與試驗中，於當代中國音樂發展有所貢獻的 成果。
245 鄭覲文，〈序〉，《中國音樂史》，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