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伯和撰述中國音樂史的新眼光，除了受到西洋音樂研究的影響，在變遷時 代的論述中，也呈現出日本音樂研究觀點的影響。無論是傳統的音樂史料，或是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音樂史論述，對於「漢代印度音樂的輸入」，或「唐代中國音 樂的輸出」這兩個論題的談論都十分有限。而在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裏，不 但將「中國音樂的輸出」做為唐代部分的第一節論述，而省略了唐代綜合西域各 國音樂的豐富內容，更認為漢代「印度音樂的輸入」是中國音樂從五聲音階轉變 為七聲音階的關鍵：
中國從漢朝起，便是用的印度音樂，樂曲一部分是仿印度音樂作的，樂 器一部分是從印度來的，就是七聲音階制度，也是照印度製訂的，所以 說此時中國的音樂，完全是受了印度音樂的影響。332
但此一說顯得武斷，自秦漢起中國音樂雖受到西域音樂傳入的影響，但七聲音階 的使用與印度是否有關 ，則 有待進一步商榷。葉伯和在這一節中引用《通典》等
331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80。
332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63。
文獻中關於天竺的記載為例；在「改訂音階」一節，亦以《隋書》中記載鄭譯採 用蘇袛婆琵琶七聲為例證。朱舟批評葉伯和花了那麼多工夫，而且看起來沒有說 服力，但他的傾向就是要將七聲音階與印度音樂聯繫起來。333 葉伯和如此肯定中 國七聲音階是由印度傳入，實受到日本音樂觀點的影響。
葉伯和書中引述「西洋音樂史」文獻的論點：「世界音樂，發源於印度，一支 傳到猶太、埃及、希臘、羅馬。一支傳到中國、日本、高麗。」334 這句話同時出 現在 1909 年加藤長江的《日本音樂沿革史》335，由此或可推測葉伯和的此一觀點，
或是直接受到該書的影響；而日本關於世界音樂發源於印度的觀點，在更早之前 神津仙三郎在〈音樂沿革大綱〉中已出現。336 日本的音樂研究比中國更早受到西 方文化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初期對於西方音樂與日本音樂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的規 模。日本於明治時代同樣遭逢西方文化與本國文化的衝擊，但堅決西化的日本政 府，於 1875 年派出伊澤修二、神津仙三郎等教育官員前往美國考察音樂教育，《音
333 參見朱舟，〈葉伯和《中國音樂史》述評〉，15。
334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61。1993 年重新出版的《中國音樂史》中，將這句話校改為「世界音 樂，一部分是由印度傳到中國的。」未知是校對時的錯誤，或是另有原因。參見葉伯和，《中國音 樂史 附詩文選》，38。
335 加藤長江的原文為「世界に於ける音樂の濫觴は實に古代，印度に萌芽し，是れを埃及に傳へ，
埃及は更に希臘、猶太に傳へ夫れより，一支に普及し一方支那三韓に及ぼしたり。」加藤長江編，
《日本音樂沿革史》，9。石倉小三郎在《西洋音樂史》中，亦曾談論印度音樂之古老與流傳，但並 未見葉伯和所引用的原文。除了有可能是葉伯和採用其他西洋音樂史書籍外，由葉伯和與加藤文句 上的相似度，或可推測，該引文有可能是來自加藤的書，而文中稱引述自「西洋音樂史」有可能是 筆誤。
336 「インゲルの説に拠るに、欧州の音楽は之を希臘より伝え、希臘は之を埃及より伝え、埃及 は之を印度より伝えたりと云えり。而して本邦の音楽は、之を支那より伝え、支那はまた之を印 度より伝えたり。」伊澤修二編，〈音楽沿革大綱〉，《音楽取調成績申報書》（東京：文部省，1884
（明治 17）），101。據吉田寬，〈音楽沿革大綱〉是由神津仙三郎所撰寫，參見吉田寬，〈神津仙三 郎『音楽利害』(明治二四年)と明治前期の音楽思想 : 一九世紀音楽思想史再考のために〉，《東京 音樂研究》，no.66（2001）：20。
楽取調成績申報書》即為該次考察之報告書。由神津仙三郎撰寫的〈音樂沿革大 綱〉，主要論述西洋音樂史，但此文不僅單純參考西方音樂史書籍，神津在面對日 本與西方音樂文化的差異與衝突時，他參考恩格爾(Carl Engel, 1818-1882)337 對於 世界各國音階的考察，自己演申出新的觀點：印度音樂經由埃及西傳至歐洲，而 經由中國東傳至日本。這個觀點除了可做為日本進行音樂教育西化的正當依據之 外，同時也將日本與歐洲的音樂發展放置於同樣的高度上。338
神津仙三郎「東西音樂同源」的論點，成為日本音樂史研究東亞音樂流傳的 主要脈絡，開啟了日本當代比較音樂學研究。二十世紀初，日本對於東亞的軍事 企圖日益強烈，挾帶著維新後的現代文化與學術研究上的優勢，興起了對於整個
「大東亞」研究的風潮，在音樂研究上，如田邊尚雄、岸邊成雄等人，皆將東亞 音樂流傳的考察研究對象直指印度，詳究印度音樂與西域各國、中國、韓國、日 本之間的流傳與影響，此間神津仙三郎的論點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339
漢唐時代的樂志中，皆記載著西域各國流傳至中國的各種音樂與樂器，這段 時期中國音樂經歷外來音樂的影響不證自明。但葉伯和輕略史書上諸多音樂流傳
337 恩格爾即註 39 引文中的インゲル，恩格爾考察世界各國的音階，發現中亞國家的五聲音階，與 印度最原始的音階相似，因此採用英國語言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認為歐洲語 言有可能源自於印度雅利安語系的觀點，推測歐洲音樂也有可能是源自於印度。參見 Carl Enge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music, comprising researches into popular songs, traditions, and customs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6), 66.
338 關於印度音樂的影響，恩格爾文中只提及西方音樂與印度音樂的可能關係，並未涉及中國與印 度音樂之間的流傳關係，但神津仙三郎在〈音楽沿革大綱〉中，將他個人對於印度音樂東傳的演申，
也假託為恩格爾的觀點。參見吉田寬，〈神津仙三郎『音楽利害』(明治二四年)と明治前期の音楽 思想 : 一九世紀音楽思想史再考のために〉，21。
339 參見田邊尚雄，《東洋音樂論》（東京：春秋社，1929）；田邊尚雄，《東洋音樂史》（東京：雄山 閣，1929）；岸邊成雄，《東亞音樂史考》（東京：龍吟社，1944）。田邊尚雄的這兩本論著曾於 1933 及 1937 分別由繆天瑞、陳清泉編譯成中文，請參見本文第三章〈「日本觀點」下的中國音樂史－田 邊上雄的《中國音樂史》〉一節。
中國的記載，以及古代樂律文獻中紛雜的考證資料，而明確地以印度音樂七聲音 階傳入中國，做為整個變遷時期的主要脈絡，究其意圖，除了想要以「真正音樂」
的證據，來解釋這段時間音樂在根本上的變化外，日本音樂史觀中「印度音樂起 源論」的影響，應亦為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