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在樂器上的深入論述與演變考察，《中國音樂史》書中對於中國傳統音 樂論述最為重視的樂律，並未深入考究。田邊尚雄發揮其物理專長，詳細計算三 分損益之數值，但未著墨於鄭覲文、許之衡等人所指的「中國樂律難解之問題」，
而是著眼於樂律算法的起源。然而田邊尚雄甚至未如恩格爾、艾利斯等人詳列各 國音階加以比較，而是如金文達所批評，以疏鬆之立論為判斷。例如書中判斷京 房以絃計算六十律乃是受到畢達哥拉斯學說的影響，僅以京房與畢達哥拉斯所處 之年代先後為依據，並以下列似是而非的論述為說明：
294 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史》：195。
京房之研究，當時被稱為中國第一大家，其實驗方法研究之途徑及其結果，
大體與畢達哥拉斯一致。乃彼之研究中完全否認由西方文化之輸入，而謂 為獨立之研究，其觀念為免偏狹。當時為西方文化駸駸傳入中國之時代，
京房乃大學者，豈不知之；即使此種研究本為京房所發見，然若無西方文 化之地盤，亦未必能突然而起也。295
而對於之後蔡元定、朱載堉之律學更是一語帶過，在宮調系統方面亦沒有多做說 明。顯然地，以中國音樂史上律學與宮調已發展成複雜體系的狀況，要從比較音 樂學對各民族音階考察比較的方法，來做深入的探討，似乎不太適用。而日本音 樂在律學上，向來以中國律學為依據，無獨立之日本律學系統，296 因此要從律制 上證明日本對於東洋音樂的承繼與發達，幾不可行，這或許也是田邊尚雄於書中 簡略處理律制論述的原因。
另一方面，從書中章節篇幅的安排，可以看出田邊尚雄對於民間音樂逐漸興 起的宋元明清時代，並沒有太多興趣，敘述非常簡短。這一方面除了突顯田邊尚 雄對於唐代以前雅樂的偏好及價值判斷外，另一方面亦呈現出二十世紀初比較音 樂學研究，應用於具有高度發展音樂文化的侷限。宋元以來逐漸勃興的民間音樂，
以及大量留存的音樂文獻，使得這個時期的音樂研究對象，從傳統的雅樂樂制研 究與復興，轉變為音樂實踐上的各種現象與活動。這種深入文化生活的音樂實踐 現象，分佈於不同的地理位置與社會階層，以戲曲理論、琴學等各種樂器或樂種 的複雜理論與實踐為基礎，而非如唐代以前之音樂研究，只專注於雅樂復古之樂
295 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史》：189-190。
296 王光祈於《東西樂制之研究》中說明：「本書所論東西樂制之中，而獨無日本樂制者，則以日本 所用樂制，多自中國輸入。讀中國樂制，即不啻讀日本樂制也。」王光祈，〈讀者敬白〉，《東西樂 制之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28（民）17）：1。《東洋音樂史》中，田邊尚雄對於日本音樂之 談論並不多。《日本音樂講話》(1926（昭和 1）)中〈日本の音階〉一章，談論樂律部份，大部分皆 為中國樂律，而《日本音樂史》(1932（昭和 7）)中，則完全未談論樂律，顯見樂律於日本音樂史 並非重要之項目。
律與樂器型制等理論研究，因此無法僅以二十世紀初比較音樂學所憑藉的文化傳 播、文化一元論或音樂進化論等理論，單就樂器或樂律之比較來進行考察。綜觀 這些於民間蓬勃發展的各種音樂類型，無論在價值上、研究方法上，皆難以配合
「以日本為中心」的東洋音樂史論述，因此僅能以寥寥數頁的簡單陳述，來完成 一本「音樂通史」該有的歷史跨度。《東洋音樂史》對於此時期日本音樂的論述，
亦同樣地簡陋，更證明田邊尚雄的雅樂導向。
小結
就《中國音樂史》而言，全書中關於中國音樂部份，論述皆顯得片面不完全，
顯示出欲從比較音樂學的考察方式，用以呈現已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音樂史發展，
顯得緣木求魚。更遑論以「與中國聯繫」為章節標題的印度音樂。田邊尚雄對於 印度音樂的論述，一樣以樂器之傳播為主要論述內容，而後論及樂律及樂曲，其 中偶而列舉中國、日本、朝鮮音樂文獻中，關於天竺音樂之論述。然而相對於中 國音樂的部分，該書在印度音樂的論述更顯簡陋，從《東洋音樂史》中羅列關於 印度音樂研究的文獻皆為西文，可以看出田邊尚雄對於印度音樂的了解，應也是 從西方學者的研究文獻而來，是從世界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角度所做的調查記錄，
完全未觸及印度音樂的悠久歷史傳統以及文化背景。
然而若回歸《東洋音樂史》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脈絡，田邊尚雄將西方的印 度音樂研究，與中國、日本、朝鮮之音樂文獻相結合，從中追查音樂從印度流傳 至東亞的痕跡，跨越了各國文化的侷限，試圖以世界史的角度架構整個東亞音樂 文化流傳的歷史，對於亞洲音樂的當代研究實為一新領域。二十世紀初比較音樂 學的諸多論點，隨著全世界局勢的改變，逐漸為新興起的民族音樂學所淘汰，然
而亦是經過比較音樂學的歷史發展，今日之民族音樂學方能奠基其上。就音樂學 之發展而言，李慶認為《東洋音樂史》雖然有其不足之處，但有三點不可否認的 功績：「第一、開闢了這一研究的新領域；第二、從世界音樂史的角度，對東洋音 樂的地位加以界定；第三，以具體的研究，為以後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榜 樣」。297
在《東洋音樂史》中，田邊尚雄對於當時方興起的比較音樂學方法，以及應 用於亞洲音樂研究之模式與目的，有相當篇幅的介紹，特別是第一章中關於日本 當時所引介的相關研究學說，以及〈本講義の目的〉一節。然而經節譯而成的《中 國音樂史》，卻未將將這些基本方法論述的部份譯出，對於以「學習日本西化方式」
的日書漢譯目的而言，這本《中國音樂史》實未達到其效果，另一方面也更突顯 了當時中國對於比較音樂學，甚至音樂學研究了解的缺乏。
297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三部、轉折和發展(1945-197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4）：386-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