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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樂實踐上的美學判斷

在〈總序〉中,葉伯和強調必須以科學的新眼光來觀察審定音樂史,因此他 在文中往往採取超然的立場,對於音樂史中的發展變化不帶個人批評。然而在下 卷中,以「耳所聞目所見」為主要論述對象,在他所熟悉的琴學與戲曲文化中,

卻也不免呈現出個人的批判與喜好,跳脫之前超然的態度,同時也間接反映出音 樂史中的比較與美學論題。在談論琴曲時,葉伯和描述他將鋼琴曲《月光曲》改 編成古琴曲,「完全可以表達其細微處」,此外他也以鋼琴彈奏古琴曲給國樂家聽。

這種實驗性的樂曲改編想法,在當時顯得相當前衛,但對於這兩種樂器的交流,

葉伯和卻做出這樣的結論:

琴曲是能譜在鋼琴裡面,然則西洋樂譜又何嘗不能譜入七弦呢?但我以 為,七弦琴的制造和曲譜都不及現代的鋼琴和五線譜,所以最好還是把 琴曲重新整理,改做五線譜,用鋼琴彈好了。347

言下之意,琴曲改編成鋼琴曲並無困難,而要將鋼琴曲改編為琴曲,則困難叢生。

這段文字是葉伯和首次在書中表現出中西比較之下的想法,但針對七弦琴不及鋼 琴之處,卻沒有更具體的說明,僅以琴曲的角度說道:「琴曲中包羅很廣,西洋樂 曲所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十之五六。」葉伯和所指的「能做到的」,可能是音域、

346 參見葉伯和,《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61-62、66-67。

347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61。

音響、音色等音樂元素的表現性,受到西洋進化論觀點的衝擊,葉伯和直接地將 他所熟悉的中國樂器與西洋樂器相互評比,雖然演奏改編樂曲的能力,並不能全 面地代表樂器的優劣,但從葉伯和的字裡行間,仍不免流露出高下之判。

在「聲樂」一節,葉伯和首句即開門見山地,以罕見的負面批評言詞說道:「現 在所存的聲樂,如各種俗句都無甚價值,詩詞的唱法又早失傳,只有崑曲才能代 表了。」348 而在該節最後,他說明了原因:「中國現代的什麼二黃、西皮劇、梆 子劇、高腔劇,都非歌劇,因為打擊樂器使用太多,歌詞無文學價值,只有崑劇 才具有歌劇的雛形……」。349 在中國傳統文人的眼光中,崑劇一直被認為在藝術 成就高於其他種類的戲曲,葉伯和對於崑劇的肯定應也是來自如此的價值觀。然 而他在末句又將崑劇與歌劇做了比較,崑劇只具有歌劇的雛形,無異認為中國音 樂的發展遠不及西洋音樂。而此間反映出來的更多是,葉伯和在面對二十世紀初 傳統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相互衝撞交融時,所產生的美學上二元並論的矛盾與窘 境。

結語

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相較於其後的中國音樂史著作,其內容簡短而片面,

反較像是「中國音樂史綱要」。做為第一本《中國音樂史》,葉伯和的撰述方式也 非全無依憑,他結合了西洋音樂史的進化史觀及音樂美學、日本音樂史的世界音 樂傳播論點、以及中國傳統音樂觀點,將所蒐集到的有限材料,逐次編排在他從

348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65。

349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67。

西洋音樂史所學習到的撰述架構之中。然而除了採用傳統中國音樂觀點的部分為 讀者熟悉之外,以這部音樂史的規模,要承載西洋音樂史數百年來的體系脈絡,

以及日本音樂史自維新以來的世界音樂研究,難免處處露出斧鑿鑲嵌的痕跡,產 生許多過於理所當然的武斷。350 例如「訂正樂譜」一節,將樂譜發展分為三個時 期:古代五聲音階用「宮商角徵羽」,隋唐後為七聲音階,用黃鐘、大呂、太簇等 十二律,宋以後改用工尺譜,這是葉伯和為了求得樂譜的發展階段,將律呂系統 與記譜系統混為一談;而關於印度音樂於秦漢時期傳入中國的影響,使得中國音 樂由原來的五聲音階轉變成為七聲音階,葉伯和僅以《隋書‧音樂志》中的文字 敘述為據,就進行演申推斷,除了有可能受到日本世界音樂研究的影響外,看得 出他試圖以此文來證明,「變遷時代」的變遷關鍵是來於外來音樂的影響,這一影 響讓中國音樂產生了根本上的變化。這也突顯出他在史料的判讀與使用上有所偏 頗與欠缺。

然而就中國的第一本中國音樂史,或更具意義地說,第一本以新的學術方法 所撰寫的中國音樂論述而言,《中國音樂史》的各方面都足以反映出,中國音樂歷 史與當代音樂學思潮的初次碰撞:音樂發展的進化觀點、世界音樂與比較音樂研 究、以音樂本身為主體的論述架構等,甚至包含了音樂分析與詮釋的新觀點。葉 伯和的《中國音樂史》雖然內容甚簡,但葉伯和傾其全力,將他所學得的西洋音 樂史方法,灌注於中國音樂身上,期望藉由新的方法,能夠從中國數千年來的音 樂沿革中,萃取出中國音樂的真正價值,以示全世界,然終因個人能力以及地理

350 關於葉伯和《中國音樂史》中所出現的問題與錯誤,可參見朱舟,〈葉伯和《中國音樂史》述評〉, 13-15(該文僅就上卷進行評述,該文撰寫於 1987 年 8 月,其時下卷內容尚未公開);梅雪林,〈葉 伯和《中國音樂史》下卷述評〉,《音樂探索》,no.1(1995):26-27。

環境等諸多侷限,而功敗垂成。在葉伯和之後,下一本參照西方音樂史方法撰寫 的中國音樂史,是王光祈 1934 年出版的《中國音樂史》351,在這差距的十數年間,

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正逐漸地消失沉寂,中國音樂史的新研究,在王光祈警 世鐘般地呼喊中,捲土重來。此間或可一問:若葉伯和的《中國音樂史》能夠於 當時發揮影響,之後中國音樂史的撰寫與研究,是否會是一番不同的景象?

就個人特質而言,相對於同時代如蕭友梅、王光祈等身負時代使命、慷慨激 昂的音樂學者,葉伯和本身更像一位純粹的藝術家與詩人。撇開《中國音樂史》

中所呈現出來的那個矛盾且未臻周全的葉伯和,從他在成都所做的各種音樂教育 與推廣活動中,才能真正看到他的熱情與執著。葉伯和自 1912 年返國後,除短期 避禍於重慶外,一直居於成都,這段期間他規畫音樂教育、成立音樂與文學團體352、 開辦文學雜誌,並撰寫詩歌與教學用歌曲,甚至連自宅都成為當時聚會的主要場 所,顯見葉伯和在成都當時的藝文界中扮演著領導的角色。然而除了為數眾多的 詩歌、小說之外,葉伯和並未在刊物上發表其他論述性的文章,唯一的論述性著 作即為《中國音樂史》。對於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疾聲呼喚,葉伯和的藝術家性格,

使他目光略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洋文化各種扞格不入的思考,而以最直接的 實踐--創作與演奏,來反映這個時代的精神,這個精神,是中國音樂史最後階 段的描述:「中國音樂從此加入世界音樂」。

351 王光祈,《中國音樂史》(北京:中華書局,1934(民 23))。在王光祈之前尚有鄭覲文與許之衡 撰寫的中國音樂史,但這兩者皆以傳統中國音樂的觀點來撰寫,未運用西方音樂史之研究方法。

352 葉伯和成立或參與的社團眾多,且不分中西。返國第二年(1913)開辦京劇科班,1922 年成立成 都草堂文學研究會,1924 年任成都通俗教育館音樂部主任時,組織了中、西樂隊,且開辦六種中 西樂器補習班,1928 年協助籌劃成立成都音樂協會,1931 年擔任海登樂社顧問,並提供自宅為團 練場地。參見顧鴻喬,〈葉伯和編年事輯〉,《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149-155。

《中國音樂史》下卷以〈西洋音樂初入中國〉為最後一節,敘述從利瑪竇引 進西方樂器開始,到《律呂正義》記載西方音樂樂理,而後以中國當代音樂景況 為結論。這段「現代音樂史」雖然只寫了寥寥數百字,但反映出葉伯和肯定當時 中國全面改革西化的態度,就音樂史而言,西方音樂的傳入與逐漸興盛,並不是 古代與當代的斷裂,而是中國音樂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階段。葉伯和在結論中提到 數十年後寫作「現代音樂史」353 想法,而這也代表著他對於中國音樂未來發展的 期望:

中國自國體變更後,有一些人知道現在的中國有提倡美育的必要,是以 近年到國外去學音樂的人也多了,專門教音樂的學校也有了。並且也有 人提倡整理國樂,也有人能彈西洋名曲,使用西洋的樂器,也有人將中 國的舊曲譯作今譜,只是還沒有偉大的作品出世。數十年後我想必有成 績表現,等到我做現代音樂史時,或者有很多的材料供給我了。這是我 最後的希望。354

353 中國首次對於「現代音樂史」的撰寫為 1936 年《中國現代藝術史》中李樹化撰寫〈音樂〉的 部分,文中綜論中國固有音樂的要素,與當時新音樂發展的傾向,介紹當時之音樂作者、作品及音 樂機構,此外特闢一節討論譯歌,反映出當時大量引進西洋樂曲的現象。參見李樹化,〈音樂〉,《中 國現代藝術史》(上海:良友,1936(民 25)),1-62。

354 葉伯和,《中國音樂史 附詩文選》,72。

第二節 做為反省的中國音樂史-蕭友梅《舊樂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