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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發生的變化是趨於加強社會權力而削弱個人權力，這種入侵就不是那種趨於 自動消失的邪惡，反而會愈趨恐怖地增長。」412
由此可見，彌爾論自由的重要任務，是要在權力者與代表民意的活躍者合 而為一之際，為少數的權利請命。如此一來，干涉其他人的自由的唯一原則是：
「人類唯一能個別或集體地干涉其中任何成員的行動自由，可被許可的目的只有 自我保護。即能夠對於文明群體中的任何成員施以反其意志之權力，唯一正當的 目的是防止對他人的危害。若說為了那人自己，不論是物質上或是道德上的好處，
都不構成充足的理據。人不能以這會對他比較好、會使他更幸福，或別人認為是 智慧的，或甚至是正當的為理由，被迫去做或不去做一件事。」413 而不涉及他 人的部分，個人有絕對的主權：「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要對社 會負責。僅僅涉及自身的部分，其獨立性在權利上是絕對的。對於其自身、對於 他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個人是最高主權者。」414
在群己界線問題中，彌爾仍舊依據效益的判準：「我將效益作為一切道德 問題的終極訴求；但這必須是最廣義的效益，以人類作為一個進步存有的永久利 益為基礎。」415 由上述問題意識與效益原則得出的自由定義是：「唯一名符其 實的自由，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好處的自由，只要我們不試圖 剝奪他人自身的自由，不試圖阻礙他們取得這種自由的努力。」416 可見對彌爾 來說，公共自由的最終判準仍舊是效益原則。
彌爾與伊比鳩魯之比較
自由與效益可以說是伊比鳩魯與彌爾哲學中的兩大核心問題。即便彌爾宣 稱其伊比鳩魯思想起源，但兩者之間仍有根本上的差異。
412 Ibid., 84.
413 Ibid., 80.
414 Ibid., 80–81.
415 Ibid., 81.
416 Ibid.,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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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於自由，兩者聚焦的範圍不同：伊比鳩魯強調的自由是個人的自足、
417 以及對抗必然性的道德意志，418 而自由狀態就是一種如神一般的存在狀態。
419 彌爾聚焦的是解決民主政治中以「民意」作為暴力統治的問題，故需要劃定 適當的群己關係，進一步探討此種關係之中各種自由的權利與界線。
彌爾的自由走到最後會產生一種群己界線與個人快樂之間的分裂，個人快 樂必須在與此界線牴觸之下犧牲；若發生這種情況只能訴諸道德義務、或是一種 全然冷酷無情的效益計算犧牲自己。他背後的預設依舊是霍布斯之後人會無所限 制地追求欲望。然而，伊比鳩魯的預設剛好相反：人可享受的範圍本來就是有限 的，在有限的範圍內享受，才可以得到最大快樂，若是超過反而會導致不快。因 此自由的界線劃定，是從個人欲望的合理範圍開始。群己的界線與個體快樂之間 不必然產生衝突。
至於效益，伊比鳩魯認為是可能使人達到快樂的手段，這點與效益主義無 異，但兩者因為對快樂的層次定義、以及應用範圍的差異，導致呈現出來的快樂 有著極大的差異。
在定義快樂層次方面。首先，伊比鳩魯主義以動態－靜態來定義快樂的層 次，前者指的是一切針對外在欲求的滿足，後者則是「身體無痛苦，靈魂無煩擾」
的狀態——一種不帶痛苦的滿足。另一方面，本論文也發現伊比鳩魯也有一種依 照快樂的純粹度來定義階層的模式。至於彌爾是以高級－低級來定義快樂層次，
前者是一種心靈、知識、文化的追求，而後者純粹是身體的享受。
這兩種不同快樂劃分方式截然不同：伊比鳩魯主義純就個人快樂或欲望狀 態，彌爾卻是一種精神－物質的劃分，顯然是笛卡兒心物二元論風行之後的模式。
雖然有些高級快樂可以導致靜態享樂，但高級快樂不論如何，都可能是採取外在 欲求的動態快樂模式來進行；另一方面，伊比鳩魯主義的靜態快樂也不脫感官知 覺的運作，420 故不能以笛卡兒之後的精神－身體區分來看待其快樂層次區分。
至於適用範圍方面，伊比鳩魯討論的是個體，因此愈能分辨自身欲望狀態、
維持快樂，在這種條件下達成自由，就愈合乎效益，其主要範圍適用於個體與友 誼。而彌爾則著重在公共面向的討論，因此適用範圍在於如何使最大多數人達到 最大快樂。前三章已伊比鳩魯的快樂如何延伸至友誼、社會、政治，並說明這是
417 伊比鳩魯連結自由與自足的看法，參 Ep. Men. 130–131。
418 伊比鳩魯對必然性（anagkē）的對抗，除了倫理學書信之外（Ep. Men. 133–135），也可見於 其學派的賢人圖像，參 DL 10.117–120。
419 伊比鳩魯對神存在狀態的描述，可見 Ep. Hdt. 76–77、Ep. Men. 123–124。
420 參 DL 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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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而合理的推論。另一方面，彌爾的快樂層次與個體效益與為群體犧牲的可能 矛盾，造成了規則效益主義與行為效益主義的困難。421 這種困難在伊比鳩魯主 義之中或許可以消解，伊比鳩魯依循的是所有個體快樂原理，而不是最大快樂原 理：對自己最具效益的行為與德性互為充要條件，規則多半涵蘊德性，因此多半 時遵循規則是對的，即使改變規則的但書存在。422
由此延伸，兩者達至效益的手段就有所不同，伊比鳩魯是透過小型社團的 建立，彼此關注個體欲望狀態、改變不當信念，而達到道德進步；這種小型社團 雖然在共同體之外，卻與共同體有著密切關係；他們對共同體的影響，是一種隱 性的影響。然而，彌爾達到最大快樂的模式卻相對顯揚：透過教育、輿論、公共 政策，使得最大快樂得以可能，即便情感的分析在他的效益主義中佔有重要地位，
卻只是作為整體社會規範構成的原因分析，而非調節的焦點。423 簡言之，彌爾 著重效益的理性論述、推廣，但人的情感穩定性在構成合乎效益的社會中不佔太 大地位。424
彌爾對效益與群己權界的公共呼籲在十九世紀有其重要意義，然而，其中 卻很少看到情感對於政治的意義。再者，雖然彌爾自己有意識到，但實際操作上，
仍可能會有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效益，犧牲少數人的疑慮。425 相較之下，伊比鳩 魯重視個人欲望狀態、在正義討論中重視所有相關個體的快樂（而不是「最大」）、 加上在共同體中不受注目地發揮影響，彌爾的政治理論可能並不那麼合乎伊比鳩 魯的政治學說。
421 Mill, Utilitarianism, 34–36 的討論凸顯了這個問題。
422 但《基本要道》中對正義的描述，仍舊保留了改變規則的但書：若是這項規則不足以達到保 障相關人等互不傷害，或違逆相關人等的感受。
423 例如《效益主義》第五章中，彌爾討論正義的模式，便是著重道德情感作為正義的來源是否 合乎效益的問題。對他來說，正義是一種需要以社會同情心節制的報復感，它的施行仍舊合乎效 益原理，這也是他該章論證的重點。參 Mill, Utilitarianism, 75–115。
424 雖然針對效益主義僅考慮行為後果，使人變得鐵石心腸的批判，彌爾提出一種消極性的辯護：
認為這是所有提出道德判準的倫理學都必須面對的。但此一辯護似乎沒有妥善為在合乎最大多 數人最大幸福下，被犧牲的少數人的感受給予安置。參 Mill, Utilitarianism, 37–38。
425 基本上，論自由劃分群己權界的問題意識就是要免於一種假效益，真壓迫的多數暴力，但這 個問題仍舊會由最大效益原理所引發。相關討論可見Rosen,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from Hume to Mill, 2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