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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正義與心靈寧靜
前一節討論了伊比鳩魯正義的基本特性，指出任何規範必須符合其中個體成 員的直接感受才是正義，並且在不傷害的問題下，說明了伊比鳩魯的正義所包含 的心理向度。本節擬進一步討論正義與心靈之間的關係。因為賢人似乎不需要外 在規範，僅受自身內在的快樂驅動行事，但正義是一種外在規範，那麼賢人是否 會受到正義約束？301 筆者認為二者的關係仍要看規範是否指向正義的實質意義，
也就是其中個體成員的感受。若是共同體規範能讓群體內部感受順暢、欲望疏導，
那麼賢人與規範之間的關係會是一致的，即便動力內外不同。但若規範無法呼應 其中個體成員的感受，那麼重點就是如何使之回歸正義的本質；筆者認為他們首 先仍會透過隱性的社會影響力，來達到這種效應，但是否採取更近一步的手段，
就要視其實踐智慧而定。
無法呼應其中成員的感受，除了處境改變使得原先適用的情況不再適用外，
另一個可能就是協定受到破壞。破壞協定的對象可以分為其中個體小規模的破壞，
或是掌權者的破壞。如此延伸出第二個問題：對伊比鳩魯而言，一個共同體要如 何面對協定破壞？對個體是如何懲罰的問題，對掌權者則是如何改革的問題。
即使不同的情況，伊比鳩魯皆是從心靈的角度切入。首先人會有內心的自我 審查：沒有人可以破壞協定而不被發現，且與此同時不會陷入沒有確信的恐懼之 中。但這是否過度樂觀？筆者認為不是，而是因為伊比鳩魯關注更基本的問題：
感覺、感受、欲望，真實；若是一個共同體之中的個體如此趨向，要蒙蔽所有人 極為困難。受騙者之所以受騙常因為感覺不敏銳以及欲望混淆，之所以人可以鑽 漏洞、傷害彼此、破壞協定，在於誤以為這樣的好處比較大。然而，一旦社會中 人的感受敏銳、又清楚自身的欲望，便會發現靠破壞協定而獲利所要付出的成本 更高。在欲犯罪者心中，逃脫的可能性會隨著周遭之人的敏銳度而下降。
接下來筆者要討論第一個問題，賢人與正義的關係為何？
追求個體寧靜的賢人與共同體規範
301 伊比鳩魯的賢人會不會犯法的相關討論可見 Roskam, Geert, “Will the Epicurean Sage Break the Law if He is Perfectly Sure that He Will Escape Detection? A Difficult Problem Revisite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42 (2012):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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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鳩魯的賢人追求的至樂是身體無痛苦，心靈無煩擾的寧靜（ataraxia），
這種個體性的寧靜包含內在與外在兩方面。即使這是個體性的至樂，我們也不能 忽略個體與群體之間相互影響的可能。首先，自然學告訴我們感官知覺來自接收 物向外散逸的原子，如影像（Ep. Hdt. 48–53），這表明在一個互相關聯的宇宙中，
沒有事物可以不受影響、獨立自存。其次，在倫理學上，人對事物的接收能力，
會隨著快樂層次愈高而愈敏銳，如對賢人的描述：「但他會更容易受到感受
（pathesi）影響——因為它們不會阻礙他邁向智慧。」（DL 10.117）易受感卻不 會阻礙邁向智慧，應該是因為他們理性能力可以處理（DL 10.117）。由此可知，
即便賢人喜愛居於鄉間（DL 10.120），卻因為感受能力強，而不可能自外於周遭 成員的苦樂。
即便如此，第二章討論友誼群體的建立，如果這種群體穩固，應該就有助於 他們維持寧靜，那麼何須更大的共同體呢？我們可以想像賢人在友誼社團中隱居、
隔絕於外在世界，302 這樣易受感的賢人在其他成員的包圍之下，應該就不會受 到共同體好壞的影響了吧？然而，友誼社團中的個體仍需要滿足必要的欲望（維 生、避苦、幸福），因此其中必定有成員跟共同體交往（處理必要的買賣、法律、
行政問題），303 而這些人在外接收到的資訊、受到影響的感受，也不可避免會 影響隱居團內的賢人，因此賢人即便隔絕於外在世界，仍舊會受到共同體影響，
無法獨善其身。
假使賢人真的可以受到社團成員遮蔽，隔絕於社會國家的影響，維持寧靜，
那也很奇怪，因為這樣的「賢人」顯然無法作為社團的教師、成員的表率。
因此，賢人與共同體的正義之間應有更積極的關係。首先，正義構成快樂生 活的要素：「快樂的生活離不開理智、美好和正義的生活；理智、美好和正義的 生活也離不開快樂。如果缺乏了其中的一樣，比如缺乏了理智，那麼雖然一個人 還過著美好的和正義的生活，他已經不可能過上快樂的生活。」（KD 5）
更進一步，這不僅僅是一般性的快樂，更是關乎至樂：「正義最大的果實是 寧靜（dikaiosynēs karpos megistos ataraxia）。」（Usner 519）這段肯定的表述，
直接將伊比鳩魯者所追求的寧靜視為正義的結果，也就是說，外在共同體的規範 有助於個體達到內在至樂。也就是說，正義有助於賢人所追求的境界。這段文字 的反面論述是：「正義的生活最能免於憂懼，而不義的生活充滿最大的騷亂。」
（KD 17）由這兩段伊比鳩魯格言可以指出，外在共同體的穩定對人內在生活有 所影響。
302 雖然根據拉爾修的紀錄，伊比鳩魯在雅典頗為活躍。參 DL 10.9–10
303 Brown, Eric,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picure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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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關聯如何可能？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安全感：「任何能夠幫助達到獲得免 除他人威脅的安全感的目的的手段，都被看作是自然的好。」（KD 6）由此可知，
免於威脅的安全感是自然的好，因而不管處於哪種快樂層次之人都有此追求，賢 人自然也是如此。即便賢人在極端處境下也不會失去幸福（DL 10.118），但在外 在威脅或困境增加的情況下，需要依靠大量智慧處理困境（DL 10.121），維持快 樂可能需要勞心費神，這當然不是一種好的選項。304 因此身處在一個好的共同 體遠較差的共同體更好。外在安全充分的情況下，賢人可以好好享受獨處的寧靜 生活：「一個人如果獲得了免除他人威脅的安全感，那麼，在充分的支持和優裕 的財富的基礎上，他可以獲得遠離人群而寧靜獨處的真正安全感。」（KD 14）
至此，我們可以看見，正義雖然是外在的共同體規範，它卻與人的內心狀態 相關，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人不僅有追求快樂的條件，更有可能追求寧靜。反之，
若失去這種相互交往的益處，人的內在生活便可能走向危殆不安。
如此一來，人對進入契約的需求，似乎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 狀態與社會契約論一致。霍布斯認為人性是趨樂避苦，且人會無限制追求欲望，
但他並沒有如伊比鳩魯看到欲望的自然界線，並且人僅能以自身自由（且這種自 由僅是可以不斷擴張自己欲求範圍的權力）作為交換交換進入國家，契約作為保 護免於「死亡恐懼」的界線，而在契約之中需要絕對服從君王。
但霍布斯的觀點與伊比鳩魯相反，屏除了內在自由的可能。正義的行為不僅 是合乎外在互不傷害帶來的利益，這種「利益」最終指向的是個體內在的苦樂。
因此對伊比鳩魯來說，賢人所遵從的並非外在的法律規範，而是其內在效應，因 為這些規範的指向與內在的快樂一致，正如伊比鳩魯認為：「內在免於騷亂者，
也不會對他人造成麻煩。」（SV 79）
因此若是規範合乎正義，賢人不僅會遵守（因其與自身快樂相符），還會盡 力鼓勵人遵守；若常人無法為欲望設下界線，賢人會以法律規範作為遵守的要求，
305 這不僅是以守法作為依歸，而是因為賢人的感受能力強，可以體會人的軟弱，
並且了解什麼對人來說是快樂的，他們：「⋯⋯知道如何組織事物防範外在威脅
⋯⋯，是對一切可能事物最為熟悉、或至少不會不熟悉不可能事物者，但他若無 法與這些在此無法受管理之事物混雜，他也會排除一切沒有益處之事。」（KD 39）因此，若是規範指向合乎正義，共同體一切管理、交互利益合宜，人遵守法 律更易趨向快樂。
賢人與正義之間的關聯，說明了他與所在共同體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但這 種關係是否表明賢人會追求榮譽？「有些人追求名譽，認為這可以帶來免除他人
304 這是由需要的事物是容易獲得的，難以獲得的事物不必要推想而來。參 Ep. Men. 131–132。
305 例如伊比鳩魯呼籲性成癮的青年至少在法律所不禁止的情況下性交，見 SV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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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的安全感。如果這些人的生活當真是安全的，那麼他們就獲得了自然的好；
但是，如果他們並不感到安全，那麼他們就沒有獲得自然本性推動他們去追求的 目的。」（KD 7）由此可知，即使賢人與正義之間緊密相連，卻不會因此過度追 求在共同體中的地位，過度追求安全反而是一種不安，無助於寧靜。
至此，我們看到了正義不僅是外在的規範，還有其內在性價值：正義必須要 與我們的基本感受一致，這是賢人之所以遵守規範的原因。
由此我們可以延伸一個重要討論，對伊比鳩魯主義而言，應該以什麼觀點看 待文明共同體的形成？306 是一種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如赫爾馬庫斯似乎 有種漸趨安全的演進意味（Porph. Abst. I.10–11）；還是一種原初主義（primitivism）？
如盧克萊修的描述中，人的發展似乎離自然愈來愈遠（Luc. DRN. 5.820–1457）？
或是文明發展應當適可而止？對此問題的回應，可以作為看待群體規範與個體之 間對當關係的重要依據。首先，文明的發展不一定使我們更加安全，正如盧克萊 修的描述中，許多更奇怪的威脅與恐懼來自文明（例如戰爭、威權，瘟疫大流行）。 因此，筆者認為適可而止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項。但「進」或「止」的依據是什
或是文明發展應當適可而止？對此問題的回應，可以作為看待群體規範與個體之 間對當關係的重要依據。首先，文明的發展不一定使我們更加安全，正如盧克萊 修的描述中，許多更奇怪的威脅與恐懼來自文明（例如戰爭、威權，瘟疫大流行）。 因此，筆者認為適可而止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項。但「進」或「止」的依據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