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用理論背景

言語行為理論最早由 Austin（1962）提出，目的在研究語言如何用於

「行」，而非用於「指」。在傳統著重於「描述世界」的真值條件語義學基礎 上，Austin 嘗試進一步納入話語的「行為」功能，並認為話語不具有「可驗 證性（verifiability），無所謂真假，話語的進行本身就是實施某種行為（如：

警告、勸阻）；之後更提出言語行為三分說，認為言語皆涉及以言指事的「言 內行為」（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的「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以及 以言成事的「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三部分。

隨後，Searle（1969）沿用並改革 Austin 的理論，他認為語言的使用本 身即是受規則制約並且有意圖的行為；與 Austin 不同的是，Searle 不分言內 行為與言外行為，認為話語由「命題內容」與「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

兩部分所組成，前者的功能為描述（describe）事態的真值內容條件，後者 為指出（indicate）言語行為的非真值條件，是句子命題意義的功能，並將 言語行為分成了五大類：闡述類（representative）、指令類（directive）、承 諾類（commissive）、表達類（expressive）及宣告類（declarative）。並於 1975 年提出「間接言語行為」（indirect speech act）及「推理論」（inference theory）， 進一步揭示語言可以透過在特定語境下的隱含用意來實施行為。在間接言語 行為中，語言形式並不對等於語言功能，字面意義也不對等於話語意義，乃 透過另一種言語行為（如：“教室裡頭真熱呀！”的陳述行為）來間接實施言 語行為（如：“請後面同學把冷氣開強一點。”的指令），表達說話者真正意 圖。Serale 同時提出話語的字面意義，具有促進聽話者進行推理的要素，使 說話者透過字面意義與語境，遵循一定的原則進行推論得到話語的間接意 義。然而，Searle 儘管指出了話語意義與字面意義的不同，但是並未解釋聽 話者如何能夠察覺兩者之間的差異，以及聽話者如何推斷話語意義。

繼 Searle 之後，Grice（1975）對於說話者如何用話語傳達意圖，以及 聽話者如何從話語的表面形式推理出「言外之意」相當關心。在 Grice 提出 的「會話理論」中，便將話語意義分為「自然」（natural）意義與「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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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natural）意義兩種；其中前者為不隨語境改變的字面意義或表述意義

（what is said），而後者則為聽說雙方基於合作原則，在特定語境中透過語 用推理而傳達的意義或隱含意義（what is implicated）。其中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CP），是 Grice 所提出包含了數量準則（quantity maxim）、質量準則（quality maxim）、關聯準則（relation maxim）以及方式 準則（manner maxim）四項準則的溝通原則（1975：308-309），他認為一般 來說，溝通雙方都會遵守合作原則以期透過會話達到溝通的目的，同時也預 設對方會遵守此原則；當這些原則被公然違反（flouted）的時候，就表示說 話者在字面意義之外還隱含了其他意思，使聽話者的推理機制就此啟動，驅 使聽話者根據常識或者預設推論出話語的隱含意義，亦即特殊／非規約隱含

（particular／non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Grice （ 1975 ） 同 時 將 字 面 意 義 以 外 的 會 話 隱 含 （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再分為一般／規約隱含（generalized／conventional implicautre）

以及特殊／非規約隱含（particular／non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兩種。其 中規約隱含不依賴特定語境，為遵守合作原則中某條準則時表達的意義，例 如在宴會開始前，如果因為受邀賓客來得不踴躍，主人說了句“該來的都沒 來”，那麼已到場賓客聽聞後解讀出的隱含意義恐怕為自己是不該來的人，

然後便紛紛離開了。而非規約隱含則必須依賴特定語境才能推導，是違反合 作原則時所表達的意義。以例句（107）的對話為例；由於 B 並非針對 A 提 出的問題進行回答，違反了合作原則中的關聯準則，表示說話者有其他隱含 意義，啟動了聽話者的推理機制。而特殊隱含的推理又完全依賴語境假設，

隱含義隨著語境而改變，因此在例句（107）中在（a）的語境假設中推理出 的是隱含（b），而在（c）的語境假設中推論出的卻是相反的（d）。

（107）A：你沒再借錢給他吧？

B：我又不是你！（筆者造句語料）

（a）語境假設 1：B 認為 A 是大方的人，一定會借錢給他。

（b）隱含意義 1：B 沒有借錢給他。

（c）語境假設 2：B 認為 A 是吝嗇沒同情心的人，一定不會借錢給他。

（d）隱含意義 2：B 借錢給他了。

在 Grice 提出的自然（表述）與非自然（隱含）的框架中，有一些特別 的語言形式，例如“therefore”、“but”與“so”，在歸類時出現了困難。這些詞 彙在字面意義上都編碼著特定意義（如：因此、但是、所以），但是又與命 題的其他表述內容不太一樣。例如在 Grice（1989：21）所舉的例句（108）

中，“therefore”的編碼意義與因果或推理有關，但是其確切詞意則必須靠所 處語境才能決定。針對例句（108），Grice 認為“therefore”在此不應該直接以 因果義解釋為說話者「說」（say）“Bill 是個哲學家，所以他很勇敢”，而傾 向於將“therefore”在此語境中的語義功能解釋為說話者「暗示」（indicate）

“Bill 是個哲學家”與“Bill 很勇敢”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的功能。因此例 句（108）應該解釋為“Bill 很勇敢，而且他是個科學家”²⁰。

（108）Bill is a philosopher, and he is, therefore, brave.（Grice，1989：21）

像“therefore”、“but”與“so”這類的詞語，它們雖然編碼了某種基本意義，

但其意義仍然會因語境不同而有著些微的差異，因此不能歸為自然（表述）

意義。這種語言現象一方面編碼在語言不依賴特定語境的規約性意義中，另 一方面又必須透過在特定語境中語用推理方能確定其意義；雖然隸屬於規約 性（conventional）隱含，但是這些較高階言語行為（如：“therefore”的評論、

“but”的轉折、“so”的解釋）又不觸及話語的真值（Grice，1989：362），不 屬於真值條件命題的一部分。這些矛盾使這類規約性隱含成為一種特殊的語 言現象。而 Grice（1986）為了將這類詞語與全由語境決定的特殊／非規約 隱含做出區別，也只得將其歸類為一般／規約隱含。

針對這類詞語在歸類上的困難，Grice 也企圖透過不同的言語行為來解 釋。Grice 將做出斷言或要求別人進行某行為的話語表述定義為「中心／基 層言語行為」（central ground floor speech acts）；為了與話語表述的基層言語

20 原文為：Now I do not wish to allow that, in my favorate sense of ‘say’, one who utters (10) will have said that Bill’s being brave follows from his being a philosopher, though he may well said that Bill is brave and that he is a philosopher. I would like to maintain the semantics function of the word ‘therefore’ is to enable a speaker to indicate, though not to say, that a certain consequence holds.（Grice，19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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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做出區隔，另將“therefore”、“but”或“so”所傳達的言語行為歸屬於「於 非中心／高階言語行為」（non-central／high-order speech acts）。至於這些高 階言語行為的內涵為何，Grice 在其回顧後記（Retrospective Epilogue）

（1989：359-68）中將其定義為一種說話者的評價（comment）行為。舉例 來說，“therefore”在例句（108）中的功能即為傳達說話者「評論」－「一個 斷言（assertion）是從另一個斷言而得出的結論」（Grice，1989：362），藉 此暗示“Bill 很勇敢”是根據“Bill 是個哲學家”得出的結果。此外，Grice 也將

“but” 、 “so” 與 “moreover” 的 言 語 行 為 分 別 定 義 為 評 論 命 題 具 有 轉 折

（contrast）、解釋（explain）與附加（add）關係。

關聯理論的學者對於 Grice 以言語行為來解釋這種語言現象提出批判。

首先，這些語言形式的功能，如“but”的轉折或“so”的解釋，很難將其歸納為 言語行為，即使將其視為言語行為，也很難指出他們與真值條件在語義本質 上真正的差異（Blakemore，2002：48）。如果將這些語言形式的功能的設定 為表現言語行為，那麼將難以區分言語行為中命題內容和言外之力的內容竟 為何。再者，儘管 Grice 提出的會話含意（conversation implicature）以及合 作原則（CP）對語用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但是他並未建構出聽話者 推導會話含意的推理機制，或者如何選擇恰當的語境預設；另一方面，在實 際溝通中並無合作原則的存在，當然也就沒有準則違反的問題，溝通事實上 屬於「認知」活動，而認知基礎應當是話語之間的關聯性（Sperber & Wilson，

1986）。

雖然 Grice 的理論無法完整的解釋像“therefore”、“but”這些他定義為規 約隱含的功能，但是 Grice 觀察到說話者真實意圖與話語表述內容之間的差 異、提出了「隱含」概念，同時強調語用推論和重建隱含預設的重要性，這 些都對於包含關聯理論在內的語用研究發展有著長遠的影響。

本文所探討的漢語副詞“又”與上述 Grice 勉強歸類為規約性隱含或高階 言語行為的詞語（如：“therefore”、“but”）有著相同的特性。例如“他今天 又來了”中的副詞“又”，其編碼意義雖為重複，但是真實意圖中是否暗示了 說話者對此狀況重複發生的「不悅」，同樣必須根據語境才能決定。另外，

作為情態副詞的“又”具有表達說話者評價的語用功能，其出現於反問句及否

定句中時，其存在與否也同樣不影響命題真值（Biq，1988）。上述這些特點 都與 Grice 提出的高階言語行為相符，所以同樣也面臨了 Grice 在歸類與解 釋上的困難。而這些問題都在 Sperber and Wilson（1986）從認知角度提出 的關聯理論中得到了較完整的解釋，而 Blakemore（1987：144）提出的「引 導碼」更詳細地解釋了這些 Grice 歸類為規約隱含或高階言語行為的詞語

（如：“but”）在交際溝通中所扮演的角色（江庭宜，2009）。因此本文採用 關聯學者的論點，以兼顧明示與推理的模式來分析情態副詞的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