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競逐與地方行銷的都市政治

簡言之，本文關注在政策與空間實踐過程，由誰主導、創造或拆毀什麼樣 的景觀、以及在什麼樣的過程決定了空間的功能、使用與象徵意義。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理論建構

一、 城市競逐與地方行銷的都市政治

全球化城市競爭下的社會編納與排除

在英美的城市發展經驗中，都市意象再造工程伴隨國家治理體制與都市機 能的轉化而來。1980 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化措施，國家不再被視為解決各種 社會問題的手段，而是問題根源（Tickell & Peck, 2003）。因此，縮小國家職能 與規模、縮減社會福利支出，轉而強調民營化、為競爭力創造空間，並擴大私 部門、解除管制、刪減公共支出、市場原則下財富重分配、破壞工會、調降稅

率等一組新的措施出現。亦即，國家職能的轉變伴隨經濟的全球化，再定義了 生產與市場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邊界。多國企業的跨國運作促成新的國際分工，

製造業從已開發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管制與自由化政策解除國際間投資 障礙，創造前所未見的全球自由移動的資金，各個城市爭相競逐資金的進駐。

過去作為城市經濟活力要素的傳統製造業，被金融、法律、會計、顧問、廣告 等生產者服務業所替代（Short & Kim,1999）。

失去原有工業生產機能的城市，在後工業經濟的轉型下，必須填充空洞化 的空間，迫使過去政府在福特主義積累體制中，扮演干預福利政策、公共建 設、勞資仲裁等重分配的角色，轉向企業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的治理

（governance）（Harvey, 1989; Hall & Hubbard, 1998）。企業城市的行動邏輯與公共 政策的正當性依據，在於強調城市在相互競逐中勝出，必須吸引流動的資金、

觀光客、新住民的進駐，以利服務經濟的發展，公共空間必須扮演重要觸媒，

以滿足都市的活力再造。在此競爭策略下，城市空間成為經濟競爭的單位與行 銷的對象，關鍵在於城市如何提供滿足特定顧客與目標群體的消費需求，以及 城市作為商品可以包裝、市場化與販售（Broudehoux, 2004:26）。

這些策略藉由適切的時機與不同的行動者結盟組合，尋求各種城市可以在 資本的生產與消費的迴路中佔據某一優勢的位置，都市意象的重塑或者奇觀

（spectacle）的創造即為重點策略，以利於營造創新、有趣與安全的遊玩消費城 市（Harvey, 1989）。各類巨型計劃（mega-projects）建立了全球--在地接合的機 制，結合品牌建築，創造了都市新視覺意象，重新安置城市的位階。其結果即 為都市空間的奇觀化與商品化，重新界定了公與私、內與外、容納與排除的邊 界（Mouleart, Swyngedouw & Rodriguez, 2005）。伴隨治理的私有化趨勢與國際或 區域的企業菁英管控權力的增加，形構了新的菁英結盟，引發國家與市民社會 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政治經濟上的弱勢群體卻更加被系統性的排除、去權

（disempowerment）。這些計畫的排他性過程所形成的片斷化社會，使得新的領 導權式的企業城市願景得以建構，將都市區域營造為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意象，

空間的干預攸關各種排除與極化過程，創造了缺乏社會凝聚力的都市空間，容 納了菁英少數卻排除多數（Mouleart t, Swyngedouw & Rodriguez, 2005）。

但都市意象再造政策宣稱並非僅為了中產或上層階級豪宅的進駐，而是全 面性的結合消費、休閒、娛樂、工作等需求，以滿足消費階級的生活品味與需 求，餐廳、購物中心、開放空間、文化設施等新複合式地景與公共空間必須相 應結合，以滿足全球流動的觀光客與白領管理階級菁英的需求，城市的競爭力 即在於如何獲得這些資本的青睞。結果就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地景的清理與新 的高級化（gentrification generalized），其主要作用者為政府、企業或兩者的夥伴 關係，都市政策與規劃的干預成為主要工具（Smith, 2002）。

換言之，城市為了成為全球流動網絡中的節點、保持節點地位不墬或想望

成為進入節點的一員，必須迎合跨國銀行、投資公司等高級人力的需求，進行 制度與環境上的改善，這種過程將加速都市中心的去工業化，刺激了都市生活 空間的供需法則，帶來空間與社會的兩極化，其空間極端的結果就是仕紳化與 族裔聚集化（ghettoisation），成為在全球尺度擴散的新都市殖民主義（new urban colonialism）（Atkinson & Bridge, 2005）。

地方行銷的都市政治與政策

在城市競逐的新空間與象徵經濟的都市再結構中，意象的製造與傳播至為 關鍵，聯繫上文化的生產與消費（Scott, 2000）。在城市與市場品牌的競逐中為 了脫穎而出，必須挖掘與動員一切的歷史建構的文化產物以及特殊環境品質，

成為都市治理策略之一環。具地方獨特性之歷史與傳統、空間遺產、生活風 格、文學傳統等，藉由各種文化事件、書籍、展覽所傳播，建立區辨標記，以 宣稱其獨特性、真實性（authenticity），蓄積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龐大機 會（Harvey, 2001）。同時，這類都市意象再造有時可以成功的編入社會團結、

市民榮耀與對地方的忠誠感（Harvey, 2001；Harvey(王志弘譯)，2003），宣稱具 有強大的社會與論述成分，如集體記憶的詮釋，一旦建立即不斷發揚，以便私 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創造壟斷地租。

換句話說，特定地點的意義及其意象的論述建構與傳播是有意圖的、組織 化的過程，牽涉地方政府、企業菁英、政治集團等一組行動者，以城市間競爭 勢在必行為由，建立政策的正當性依據，以達成吸引觀光客、投資者或地方發 展的特殊願景等目標與任務。同時，這個過程也是都市空間視覺再現的論述建 構，利用空間隱喻與特定建築象徵，塑造地方特色的過程。這是地方（建築、

規劃、都市設計與都市發展）行銷活動與集體認同與記憶建構的文化政治間的 交互作用（Colomb, 2012：26）。

在城市行銷的都市政治中，政治領袖關注如何吸引企業與稅收，與特定團 體為了都市成長而結盟，政治領導者支持特定組織，亦可能遭致其他組織的強 力反對（Marcus, 2005:249）。因此，地方行銷的政治即為圍繞著意象再造計畫的 特殊目標而動員的行動者網絡，政策即為論述實踐的社會建構與再生產（Hajer, 1995）。在一網絡中的行動者，包括研究者、新聞媒體、企業組織、地方行銷顧 問、經濟或觀光部門政府官員、地方或全國性政治人物等，干預在政治議程或 建構政策敘事，並非均質而集體行動的組成。其中，媒體在以定義何謂好的城 市與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推動上扮演重要角色（MaCann, 2004:1909; Colomb, 2012:30）。

因此，在都市政治的分析上，必須注目是什麼樣的行動者組合，藉由論述 實踐干預了都市政策。關鍵即在於何謂論述，論述為特定概念、意念的集合體 及其分類範疇，由特殊的一組實踐生產、再生產與轉化，並在過程中賦予實質 與社會現實的意義（Hajer,1995: 44）。論述攸關公私部門行動者在論述生產中的

動員，以及語言的策略如何被關鍵作用者利用，形構政策之內容、語調與爭辯 等正當化行動。其中建構性論述（constitutive discourse）為藉由各類技巧與媒體 生產的一組文字、口說與視覺再現，包括宣傳廣告、廣播或線上媒體、摺頁、

影片、網站、演說、公共活動、展覽、導覽書籍、官方安排的旅遊等（Colomb, 2012:32），必須透過批判的分析過程，觀察論述如何被關鍵行動者所使用，以形 塑政策。

東亞城市的都市治理特殊性

上述研究多以歐美城市的政經經驗出發，從東亞城市的政經脈絡來看，

1960 年代以經濟成長優先，必須限縮民主發展，並在新的國際分工中達成經濟 目標為典型的發展主義國家邏輯。然而，經濟成長中形成新的社會階級與勞工 意識，中產階級逐漸要求政治民主與公共事務的參與，工會與工人則要求合理 的工作合約，這些抵抗迫使強力的發展型國家進行政治改革，漸漸走向民主，

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Douglass, Ho & Ooi, 2008:1-2）。

邁入 1990 年代，經濟的危機提供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機會，加速進行新自 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勞力密集型產業逐漸往工資低廉的國家集中，其他國家與 城市則尋求高科技與都市為基礎的服務產業的發展。過去高度干預的發展型國 家轉為信奉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後威權國家，更加依賴自由市場或私部門的能 力，以及對外國資本的的需求。由於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內部的矛盾亦隨之 增加，這些經濟體同時致力於穩定的政權意象以及文化榮耀感，並追求合乎世 界體系下理想的現代化經濟容景，其另一面即為對社會的排除與壓制

（Broudehoux, 2004:28）。同時，在減少管制的原則下，亞太城市開始吸引全球 流動的金融資本，重構都市核心以符合全球管理與服務功能，巨型計劃替代既 有都市空間規劃，意圖打造全球城市意象（Marshall, 2003）。這種想要成為全球 城市的空間改造，引發市民社會對失去歷史與綠色空間的危機意識。在選舉制 度的改革下，政黨為了獲取選民支持與執政的正當性，與市民社會進行不同的 合作策略。過去由上而下的威權領導，轉為益形複雜的合蹤連橫，都市政治與 都市空間的生產即反映了國家、資本與社會間的相互作用（Dauglass, Ho & Ooi, 2008）。

民主化下市民社會的興起以及相對應的都市空間形式為不同於歐美城市的 觀察重點，亦即，市民空間（civic space）即市民社會的孕育，市民社會無關公 與私的產權界定，關鍵在於國家與商業利益的夾擊之間，市民空間能否擁有高 度自主性，並包容不同人們的生活（Cho, 2002）。因此，市民主體的空間生產

民主化下市民社會的興起以及相對應的都市空間形式為不同於歐美城市的 觀察重點，亦即，市民空間（civic space）即市民社會的孕育，市民社會無關公 與私的產權界定，關鍵在於國家與商業利益的夾擊之間，市民空間能否擁有高 度自主性，並包容不同人們的生活（Cho, 2002）。因此，市民主體的空間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