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空間實踐：首爾個案發現

奇觀…“絕非是一個安全置放於地方中的意象，它是一種對世界的陳述，

並且總是與其它的陳述方式進行競爭，有時則會遭遇不同而頑固的社會實踐形 式的抵抗。”（Harvey, 2003:215-216；2007:235）

…具有紀念性的建築，將擁有權力的意志與權力的獨斷性，隱匿在宣稱表 達集體意志與集體思想的符號與建築表皮之下。（Lefebvre, 1991:143）

David Harvey（2003）研究 19 世紀中葉的巴黎，稱其為現代性之都，現代 性神話之一即為與過去的斷裂，將世界視為白板，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 下，將新事物銘刻在空間上，如果過程發現過去橫阻其間，便將過去的一切予 以抹滅，因此，現代性總是與「創造性破壞」聯繫在一起。打造巴黎現代性的 關鍵人物為奧斯曼，以未曾見過的大規模、大尺度規劃，清除了過去擁擠、狹 小、雜亂、骯髒的密密麻麻街道，替代以筆直、寬廣的放射性大道，意圖藉由 空間的改造重建社會秩序。這些空間必須在物質與視覺上展現國族國家與資本 階級的權力，奧斯曼以公共建築、街道、雕刻等視覺象徵，結合宮廷典禮與葬 禮，以及外國顯貴的造訪、閱兵等儀典，創造都市奇觀，展現國家的權力，獲 取統治正當性的認同。同時，帝國奇觀與商品化與資本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深化 的流通力量完全符合，大道不僅是創造就業，也促進商品、金錢與人潮的流 通。百貨公司、戲院、咖啡館與其他娛樂場所成為構成大道奇觀的重要部分，

展示了資產階級的富裕。

然而，大道強烈的階級區隔與排他性，成為社會衝突與矛盾之源，抵抗性 空間的行動匯聚為巴黎公社，激發了工人、學生、市民起而保衛巴黎的行動，

其對手就是專制國家，嘗試重建巴黎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空間。Harvey 關於 巴黎現代性的鋪陳關鍵即在於權力與資本主義造就的一切，終究會被自身的危 機所擊潰，並透過空間的實踐展現出來。

全球化年代的首爾，在 2000 年代的第一個 10 年，進入另一階段的政經發 展。經歷了金融危機，人權律師出身的盧武炫選上了總統掌握大權，保守勢力 尋求收復失土的機會。首爾作為首都以及千萬人的都會，成為權力菁英展演與 兵家必爭之舞台。同時在 1986 年孕育的民主土壤下，政黨輪替逐漸成為政治常 態，市民社會力量亦轉向都市社會運動或政策倡議與監督，開花結果為多元的

社團組成。在此時勢下，李明博、吳世勳代表的首都政治權力菁英一方面與過

洞的計畫

Zaha Hadid 換喻風景

棄市長一職參選總統，高建市長完成市長任期（1998-2002）之後，歷經總理一 職，成為最有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但未成行。李明博市長於市長任期（2002-2006）結束後，當選總統，繼任的吳世勳市長亦然，意圖循李明博路徑，以競 選總統為政治目標。特別是李明博與吳世勳視市長職務為累積政績、爭取大位 的意圖特別明顯，扭曲了市政，或者說成為「沒有市民、只有市長」的市政

（趙明來，2011）。

在兩任市長推動的代表性公共空間計畫，相較於市民空間的營造，尤重視 符合城市行銷的邏輯，將公共空間視為如同商品的包裝、市場化與販售策略一 般，為滿足經濟競爭的單位與都市活力再造的觸媒，關鍵在於如何滿足特定顧 客與目標群體的消費需求。作為商品，為了在競爭市場上突出，將其他城市所 沒有的國家民族的敘事與前所未見的名牌建築作為策略，宣稱具有公共文化的 獨特性，以及為了市民的榮耀與城市的進步而營造。

這些兼具城市意象與公共文化之塑造與行銷的工程，即需要以特定論述為 基礎的空間實踐，市府及其行政集團在研究、規劃、傳播、行銷等組織化動員 中，扮演主要行動者角色。但同時，策略上將「市民」視為結盟對象，不論是 利用各類宣傳或無關政策論辯的活動，提供市民參與活動機會，或者成立「市 民委員會」，建立參與或決策的正式管道，但在市長的意志主導下，市民委員會 淪為民主治理的修辭。

這是首爾都市政治特殊性，首都市長的政策主導的企圖，在與市民團體的 意見相抵觸時，採取不妥協的治理手段。這些個案的關鍵並不在於企業城市討 論的公私合夥或由資本菁英所主導的城市發展，雖然在東大門設計廣場計畫 中，當遇到反對開發之聲時，利益直接相關之商圈代表挺身支持市府計畫，以 對抗持保存立場的市民團體。或者，清溪川復原計畫中對未來高層商辦城市的 想像，有利於周邊之地主或相關利益集團。但這些在意象工程的論述與空間實 踐中並非主要作用者。亦即，這些意象工程為將城市競爭力、都市振興、市民 榮耀與公共文化綑綁在一起的政績積累工程，宣稱並非為特定資本或商業利 益，而是為城市整體、為了市民，表現權力的堅強意志。

然而，針對這組以公共性為名的一組論述進行頑強抵抗的即為市民社會，

這是韓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果實。1987 年 6 月抗爭可以說對市民社會的蓬勃發展 起了關鍵作用，過去在威權與強人政治下，壓抑市民社會參與政策與監督國家 的空間，6 月抗爭後，反獨裁政權的社會力，在自主性市民社會的浮現下，轉 向組織為享有共同價值的各類市民團體，展開監督、批判國家權力以及促進社 會改革的工作。本文四個個案中，皆有市民團體以聯合組成連帶的方式，發表 聲明、抗議活動、提出替代方案等抵抗性論述的生產，試圖阻礙市府獨斷作 為，力促修訂或論辯政策方向，要求開放的市民參與決策過程。若說在都市政 策或都市意象工程中牽涉不同社會行動者關於都市認同與價值的論述競逐，都

市政治菁英具有主導的關鍵力量，在強勢作為下競逐並無規則可言，但社會蓄 積的不滿終究在權力遭遇危機時，重新獲得論述與空間實踐的機會。因此，政 策與計畫形構的社會實踐中，即應重視在一歷史的社會中不同社會主體的論述 建立與競合關係是如何被建立與實踐。

二、 歷史與文化的空間實踐

文化與歷史作為資源與手段，在意象再造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四個案例 的普同性原則即為歷史作為特殊的語言與形式，藉由建構、拼貼、挪用等操 作，以滿足特定權力利益。

在公共文化的展示上，這四個案例皆為在老城區，市府新置入的計畫皆必 須面對不同社會主體對基地累積的歷史、空間、生活、生計等多重地點認同，

這些計畫並未如 David Harvey 所言之都市現代性與過去採取斷裂的態度，而是 藉由歷史論述的建立與傳播，宣稱計畫關係到集體記憶的詮釋與社會認同，創 造為可參觀的文化景觀，但當不能滿足象徵計畫的要求，則又建立拭去歷史的 正當性，引發認同矛盾與論述的抵抗。

伴隨民主化對發展主義的反思，以及全球化日益頻繁的文化交流，首爾對 於文化復興與自主性追求的運動即為 90 年代追求之「首爾性（Seoulness）」。 1994 年為慶祝首爾建城 600 周年，藉由強調歷史的延續性、韓屋保存與傳統文 化活動等，將歷史的節慶化作為當代國族主義復甦的一種形式，結合了首爾文 藝復興運動與首爾全球化兩者併進，成為首爾再意象化的重點（Short & Kim, 1999）。

清溪川復原計畫、東大門計畫的運動場保存爭議、光化門廣場的歷史意象 皆是這個首爾性（Seoulness）論述的延續。清溪川計畫宣稱復原清溪川的歷 史，但以人工水路表現為可看的水景，卻銜接朝鮮聖君的治水歷史，以獲取歷 史正統與為民治水的象徵政治。光化門廣場以恢復朝鮮六朝大道軸線為名，以

「大日本」論述建構拭去日據時期行道樹的正當性基礎，最終將偉人銅像、象 徵國家歷史的花卉等覆蓋廣場，以廣場作為國族建構與民族榮耀的空間，弱化 廣場作為民主表達與集會的論述空間。東大門世界設計廣場則是選擇性的保 留、遷移尚有爭議的歷史建築與遺址，以清理出品牌建築所需要的空間。

歷史是接合象徵政治的材料、是文化區辨的意象、是國族象徵的建構、是 排除其他歷史的歷史，歷史並無真實性（authenticity）可言，只有操弄，以符合 權力菁英欲看到的景觀。

市民團體想像的歷史則是清溪川作為自然河川與治水的歷史，如何銜接今 日生態城市的實質與象徵作用；廣場作為人民在歷史過程中現身打造出的歷

史，如何銜接今日廣場的民主政治與市民的自主性；在新的使用置入下如何與 舊的紋理共存書寫新的歷史則為東大門世界中心基地的想像。因此，對市民團 體而言，這些空間計畫應是對於城市生態、民主、多元觀點的歷史書寫。歷史 如果不是僵固的符號象徵，成為保守國族主義者與文化商品製造者的附庸，也 不是政治人物或權力菁英書寫的白板，歷史如果是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認同、記 憶與情感對地方依附的一部分，關於歷史論述與空間實踐的分析即必須觀察歷 史如何銜接上市民社會的抵抗性空間書寫。

歷史的論述與空間實踐即關乎過程中市民權的宣示與接近城市的權利

（right to the city），且是“多個”公共性（publics）的建構。若歷史作為有意義 的文化生產，我們可以聯繫上哈維在分析了壟斷地租的矛盾之後，指向希望的

（right to the city），且是“多個”公共性（publics）的建構。若歷史作為有意義 的文化生產，我們可以聯繫上哈維在分析了壟斷地租的矛盾之後，指向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