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化的公共空間

象徵經濟下的都市景觀

在新的文化經濟下，創造遊客願意造訪的利基成為都市的發展目標。在此 目標下，目的不明確或難以辨識的、混亂的都市景觀被認為缺乏可讀性

（legibility）。亦即，城市若要能被觀看或體驗，即必須創造可看性

（viewability）或可參觀性（visitablity）（Dicks, 2004:1）。這種城市的可讀性或者 意象性（imagibility）在 Kelvin Lynch 關於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的研 究中，透過市民認知圖繪的解讀，理解每一個體在尋路（wayfinding）的過程 中，對外在實質世界擁有一個一般化的心智圖像，這個意象為結合當下的感覺 與過去經驗記憶的結果，作為詮釋資訊與指引行動的依據」（Lynch, 1960: 4）。 可讀性即指人們在移動時地景如何被閱讀以指引方向，並歸納出路徑、邊緣、

區域、節點、地標等意象組成的五個元素。今日的可讀性在網路世界與個人數 位工具的蓬勃發展下，尋路方式已大不相同。相對的，都市意象的效果愈加重 視吸引參觀者的視線，營造「可讀的象徵與訊息」成為都市空間的設計重點。

因此，城市被一區一區切割出來，經由標示清楚的精心設計，形塑為具辨 識性的編排（confirured）區塊，創造新的都市秩序（Boyer, 1995）。這些區塊即 刻意營造為主題化的觀光景點或度假聖地，不論是建築物、主題環境、文化遺 產全都是觀光凝視的重點，在此封閉的環境內，各種設計與考量全是為了滿足 視覺上的刺激（Urry & Larson(黃宛瑜譯), 2016），將在地歷史及生活方式等文化 意義規劃為一項展品呈現給消費者，文化展示不再侷限於博物館或美術館內，

而是轉移到都市景觀、巷弄與街道設施、建築、公共座椅、牆壁、物件與藝術 作品等之設計上，形成一組一組可讀的象徵與訊息（Dicks, 2004）。文化展示可 說無所不在，地方益形重要（place-intensity），表現或銘刻在各類實質環境之 中，將都市空間演變為“會說話的環境”，或者說，世界被分為無數個目的 地，各自宣稱其獨特的文化生活世界（同上, 2004）。然而，特定文化、歷史、

認同與美感等“資源”被選取與淨化之後，進而在商品化與市場化過程中，影 響了其他社會群體的生計或生存空間，或是在高級化過程中特定社會階層被排 除在發展之外。因此，這類城市行銷計畫在特定價值的建構過程，針對不受歡 迎的文化與歷史的論述或空間，進行的各項排除、拆遷或壓制等行動

（Broudehoux, 2004）。

關鍵即在於價值由何而來，攸關意象與產品共生下發展的象徵經濟

（symbolic economy），統合了金融、勞動、藝術、表演與設計的物質實踐

（Zukin, 1995）。象徵經濟的生產帶有一種框架景象的能力，將一切文化活動連 繫上具有民粹主義意象的節慶、運動會與購物中心的商業活動。文化不再是資

產階級的、公眾成為文化消費的大多數，改變了城市的公共文化。這種文化框 架具有社會控制的重要意涵，甚至正當化不平等的經濟關係。

在象徵經濟下都市空間的置換與安排，具有兩條併行的生產體系，一是空 間的生產，另一則是象徵的生產，前者攸關資本投資與文化意義間的合縱連 橫，後者則建立了商業交換的通貨，也是一種社會認同的語言（Zukin, 1995）。 關鍵即在於在資本與城市官僚聯盟下的權力集團，以公共文化之名穿透城市的 公共空間，決定了城市文化與空間的歸屬，以及誰可以使用以及可以看什麼。

亦即，意象再造下的公共空間營造，並非進入儀式化愉悅的神聖空間，文 化是藉由意象與記憶成為控制城市的有利手段，界定了「誰的地方」；在多元文 化下，文化也成為社會差異與都市恐懼的衝突場所。因此，在當代社會中，面 對越來越多樣與動態的公眾，相較於傳統的政黨與社會階級，文化在創造城市 意象、框架城市視野（vision）的能力越來越重要。傳統的城市形象操弄由企業 菁英所主導，結合慈善事業、市民驕傲，以及建構身為貴族階級認同的欲望，

興建宏偉的博物館、公園以及世界級的建築等美學力量的運用，決定了什麼、

以及誰應該在都市地景中被看得到（同上, 1995）。

公共空間的營造透過視覺環境的管理，都市菁英依據特定的文化原則與符 碼打造了視覺的凝聚感，生產象徵經濟，將恐懼美學化、虛構了公共文化、以 及公共空間的私有化，並以保障城市安全感為由，排除了社會弱勢階層，成為 權力控管的空間（space of surveillance）（同上, 1995 ; Colomb, 2012）。因此，框架

（framing）景觀的權力就是文化的象徵與實質空間的控管能力，保障了公園、

廣場等公共空間的秩序，以利房地產資本的投資。亦即，城市的文化展示被城 市菁英或地產利益階級所控管。

但城市的文化展示並非皆是負面的，城市中文化差異的動員與展現，促成 來自各地不同的人們聚集混雜在一起，創造了城市的社交性，體驗多元文化

（Young, 1990:239），而非僅僅是消費注視下堆積的視覺表象。或者文化展示動 員下的地方敘事、記憶與人文意涵，具有對抗全球流動的普同化地景的潛能，

營造為具有人類學的地方（Dicks, 2004:16-17）。

歷史或地方敘事的再現，在地方認同的形成抑或主題化行銷環境的塑造 上，皆扮演重要角色。它可能透過舞台布景場景（scenographic tableaux）的建 構，以特定時間、地方與生活方式的設計美學作為視覺意象指涉，給參觀者一 種異地時空的感受，強化造訪動機（Boyer, 1992）。或者，歷史的場景化不僅在 於視覺意象的控管，而是以多感官擬仿的展示方式，將更加真實感的座位、標 誌、聲音與氣味表現出來，營造全感官體驗的生活世界（Julier, 2000）。博物館 亦然，不再強調物件展示櫥窗的重要，結合更多影像、媒體互動將參觀者置入 擬仿的場景中，將複雜的螢幕、燈光與環繞聲音響取代靜止的全景畫，愈加著 重再現的美學，而非歷史的詮釋（Dicks, 2004:167）。然而，這些藉由文化展示

的技術中生產的符號或意象，有可能脫落於在地居民的認同，將居民放置在邊 緣位置（同上, 2004）。

文化展示化下的公共建築，則不論傳統的文化機構如博物館、美術館、圖 書館，或新興的會展機構、具政治象徵的議會等，作為高度可見的空間文化形 式，符合紀念性奇觀的塑造原則，以累積城市的文化資本，同時扮演地方行銷 與形塑市民認同的作用。亦即，公共建築如同過去博覽會，不僅是單純的權力 表現，亦必須兼顧引發矚目、建構社會基礎與提供經濟觸媒的作用（Seligmann, 2008: 46-48）。但新的文化圖像（cultural icon），宣稱創造城市文化活力，使城市 在全球城市網絡占據一席之地的同時，對於文化圖像的認同存在國家與市民認 同間的差異（Kong, 2007）。

在象徵經濟下，公共空間與建築、或具特定歷史意義的地點，作為城市振 興的媒介，在滿足特定消費者的需求與都市意象下，排除了其他景觀，框架了 新的都市視野，呈現為有利於參觀的公共文化。

文化展示中的權力與公共性

梳理現代公共展示的身世，過去在封閉的私人領域進行的展示活動，轉移 至開放的公共場域，與權力將文化機構視為向社會銘刻與傳達訊息的工具化有 關。這些歷史與自然科學博物館、立體圖景（diorama）與全景展示

（panorama）館、藝廊、國家或國際博覽會、拱廊與百貨公司等稱之為「展示 綜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的出現，與歷史、生物演化、藝術美學、人類 學等新興知識的論述形構與流通具密切關係，並伴隨新的視覺技術的發展

（Bennett, 1995:59）。亦即，展示牽涉權力將一組知識，藉由空間與視覺的再現 技術，傳達給人民。

不同於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做為馴訓人民的壓制性力量與代表性空 間，展示複合體的空間範型則是水晶宮（Crystal Palace），敞視建築的目的在於 權力可看到每一個人，後者的設計則是每一個人皆可看到彼此以及琳琅滿目的 商品，兼具奇觀與監控的作用。在展示複合體中，透過物件與身體再現的秩 序，使人民站在權力這一方觀看自身，成為知識的主體與客體，瞭解權力以及 權力所欲看到的，並將這種權力的凝視內化為自我監控的原則，以規範自我

（self- regulation）（同上, 1995:60-63）。亦即，博物館利用一組新的文化技術，讓 文化造物（cultural artefact）成為國家重塑社會行為規範的機制。

博物館中建立的裝置與秩序乃藉助於歷史進步、科學理性或人類學分類等 代表科學或客觀的論述，作為物品分類的原則。這些多由博物館科學家、館長 等專業職能所擁有社會地位（social position），在父權與種族主義的論述中，操 作文化與科學的論述（同上, 1995）。權力的能力即在於組織事物的秩序，並創 造一個地方使人們與此秩序產生關聯，權力的修辭即鑲嵌在展示綜合體中，此

即國家進步的成就以及資本作為偉大合作夥伴下的結果（同上, 1995:65-67）。亦 即，博物館位居人民可看到的市中心，作為實質的與象徵性的展現與訴說

（show and tell）權力的化身，佈署於新的公共與開放空間，透過修辭將人民編 納在國家設定的過程中（同上, 1995:86）。

展示綜合體與城市空間的改造緊密相扣，巴黎成為 19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博 覽會時代的城市，在帝制羅馬下將巴黎打造為宣揚帝國的景觀，伴隨永久紀念 性建築的華麗外觀與節慶儀式，塑造統治正當性的氛圍。更藉由萬國博覽會頌 揚了現代的誕生，帝國景觀與資本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深化的流通力量完全契 合，大道景觀不僅創造工作機會，也促進了商品、金錢、人潮的流通

展示綜合體與城市空間的改造緊密相扣，巴黎成為 19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博 覽會時代的城市，在帝制羅馬下將巴黎打造為宣揚帝國的景觀，伴隨永久紀念 性建築的華麗外觀與節慶儀式，塑造統治正當性的氛圍。更藉由萬國博覽會頌 揚了現代的誕生，帝國景觀與資本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深化的流通力量完全契 合，大道景觀不僅創造工作機會，也促進了商品、金錢、人潮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