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空間的社會實踐

透過上述討論，可以定義文化展示的操作在於具有特定權力的社會行動 者，藉由論述（知識、分類與社會）與視覺文化技術（展示櫃、開放展示、全 景、擬仿、公共建築等），創造了新的空間組織與視覺效果，以及新的社會關係 或不同主體位置（被動的接受者或主動的論辯者）的生產。亦即，展示綜合體 高度依賴都市、景觀與建築規劃設計之實踐，傳達特定意義或訊息，以發揮可 讀與可看的作用。本小節即探討空間實踐與意義傳達間的辯證關係，或者說

「空間說話」的機制，關乎空間與語言實踐的理論建構。

建築類比為語言：脫落於社會的建築語言

在探討建築與語言關係的理論中，一種是將建築類比為語言，如將古典主 義建築的建築元素的原則視為如同語言（Summerson, 1963:7-8），或者將建築視 為一組語言，透過這組語言的學習組合，習得設計的能力（Simitch & Warke, 2014）。關乎建築（architecture）與建造物（building）的差異，「建築作品

（works of architecture）」可跨越歷史長河傳達無限多層次的意義，為一種「“厚 實的”詩意語言（“thick”poetic language）」（Simitch & Warke, 2014: 6）。亦即，

這類建築具有語言的作用，具有意義傳達的系統與複雜性，建築設計亦必須歷 經漫長而複雜的生產過程，包括關於概念與歷史、理論、技術以及再現等之間 的複雜關係。

設計者只要掌握形成此此複雜關係的關鍵字，即可掌握使用建築語言的基 本能力。舉例而言，「概念（concept）」為發展視覺語言與批判思考技術不可或 缺的基本要素之一，概念根植於簡單的抽象思考，為了具備生產價值，概念最 後必須歸結為可以跟更廣大閱聽眾分享與觀察。但在另一關鍵字「對話

（dialogue）」的解釋中，對話作為概念性的工具有助詩意建築語言的發展，但 對話指建築師的創作可以引發與評論家、合作者、客戶、使用者、歷史學家和 非正式的觀察者，將該作品放在與其他作品與經驗的脈絡中進行批評與討論。

唯有透過對比、豐富（enrichment）、再定位（redirection）、指示（indexing）等語 言系統，使每個人都可變成建築師（同上, 2014: 132-137）。亦即，建築語言的生 產一方面需要抽象的概念，但亦必須可以與廣大閱聽眾分享。但在建築的對話 中，又認為建築作品的討論必須在一般人亦懂得建築師的語言後，始有對話的 可能性，亦即，最終這類語言的實踐，即必須依循建築師的語言規則。

另一類關於建築與語言關係的理論，則是將語言視為建築的隱喻，或者說 建築本身即為隱喻，源自語意學或結構主義者的提議（Forty, 2000:80）。將建築 視為隱喻，源自於對現代建築普同性原則的不滿，認為近乎清教徒式的純淨幾 何主義與機能理性，抹滅了建築作為溝通（communication）媒介的可能。藉助

於 Ferdinand de Saussure 結構主義符號學與 C.S. Peirce 語意學等作為理論基礎，

視建築為符號系統，為傳達訊息的媒介，設計即在於表達一種訊息，使大眾可 接收與傳達意義，能否相互理解一致是設計的課業。語意的（sematic）價值可 從復古主義和折衷主義中獲致豐富的語言材料，接合斷裂的歷史，提供接收者 理解建築語意的機會，主張建築應轉向承載意義的民粹與庸俗主義（Jencks, 1984）。

在「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下的各類後現代建築或新歷史主義建 築，以裝飾、象徵、參照意義等作為與大眾溝通的媒介。但放在經濟模型轉化 的歷史脈絡，即從福特主義轉換到後福特主義，從大量生產轉向客製化、彈性 化的生產模式轉變下，產品必須滿足特定消費者需求的市場利基（niche

marketing）。這些具有形式主義（formalism）論述的建築獲得了表現的機會，其 使用與生產無關乎建築的社會意義，而是客製化產品的一環（Dunham-Jones, 1997）。

上述兩類關於建築與語言關係的類比，皆注意建築與社會的關係，一是視 建築如同語言系統，社會大眾需要學習建築的語言始能產生對話。然而，建築 作為一種專業，如同其他專業，其論述並非開放於所有人，而是依循所佔有的 社會位置，進行建築論述的生產。唯有被認為具有合法建築師的建築才被評論 者、建築史與建築專業者視為具有意見論辯的價值。或者在“唯有建築師可生 產建築、建築為一種藝術、建築有必要生產藝術”的建築意識形態三段論證過 程中一般人完全被排除（Larson, 1993:5）。或者另一類將建築視為與社會溝通媒 介，但在商品與消費文化下，成為迪士尼化或主題化的虛構真實，至於建築如 何承載意義，並與社會完成雙向交會的生產過程，顯然不是後現代主義的關心 重點，尤其在競爭激烈的建築市場，作為溝通媒介的歷史拼貼或擬仿，成為建 築師身份的文化區辨，遠離形式與社會變革的辯證思考。

建築與語言作為社會實踐

此外，上述兩類類比皆忽略了伴隨建築生產的語言本身，與現代建築的傳 統有關，現代建築被視為如同其他藝術領域，是一種視覺或感知藝術，因此，

建築設計為創意發明的心智工作，無法以語言明確表達意義與豐富多變的感覺 經驗領域（Forty, 2000:13）。但將建築視為純粹視覺藝術的觀點已遭受質疑，認 為建築其實為一複雜的社會實踐系統，包括建築意象圖繪的生產，亦包括建築 師、業主或評論者生產的論述。或者說，建築師在實務工作上依賴大量的說話 與寫作，但繪圖作為建築表達的媒介受到研究的重視，卻鮮少討論語言，因對 於語言的掌控經常遭受其他語言使用者的爭論（同上, 2000:13-14）。

然而，不論在建築學院內的教學活動或建築實務的真實情境中，皆伴隨大 量的說話作為媒介（Cuff, 1992）。一個設計方案的形成依賴各類文本的生產，設 計者與業主或其他專業顧問、營造廠之間的對話，留下大量會議紀錄與往來文

件，亦包括必須依循的規劃與建築法規、設計需求書、設計準則等文本。因 此，建築設計其實為一協商的過程（同上, 1992）。面對複雜的社會，設計不僅 是賦予形式的實務（form-giving practice），也是在實際對話中共同會意（making sense）的過程，因為圖繪與對話的共識形成過程中，充滿了受傳統與意識形態 影響的矛盾與衝突。因此，設計是一種溝通行動，但亦同時為社會的再生產

（socially reproductive），設計的完成同時伴隨著身份、權力及文化的社會與政治 關係的複製（Forester(江明修、劉梅君譯)，1995：156-166）。或者說，建築作為 文化媒介的形式，不是先前存在的意識形態或意念的再現，而是在設計過程的 協商中被建構（Mattern, 2002）。

從這個認識觀點，可以界定建築不僅是視覺的（visual）、更是言說

（verbal）的活動，建築如同語言亦為社會實踐的一環（Markus & Cameron, 2002）。從這個觀點，建築不是藝術、也不是技術或投資的對象，而是社會造物

（social objects）（Marcus, 1993）。作為社會實踐的語言與建築，除了物質的生產

（material production），牽涉大量社會能量的耗費，以及土地、資本與技術的投 資，但亦關乎建築意義與社會關係的生產，亦即與為何建造、由誰建造、與什 麼樣的歷史或社會制度的變革，或者建築的使用變遷等一組問題相關。因此，

在構思、使用與理解建築上，語言扮演了核心角色，透過語言人們始能連結關 於建築的想法，表達空間經驗與分享意義。因此，伴隨建築的物質生產的另一 面，即為各類語言形式的生產，不論是學術論著、課本、媒體產品、旅遊與展 示簡介等描述性文本（descriptive text），抑或競圖條件書、建築法規、可行性報 告、建築設計準則等規範性文本（prescriptive text），皆隱含了作者的意圖與價 值，表現在語句的長度、語調、局部的詳細闡述以及有待被解讀的“靜默”論 述（Markus & Cameron, 2002）。

因此，對建築的理解與分析，需要一個描述文本特性與社會脈絡關連的語 言學，或者說，需要空間如何被生產與詮釋的語言學，以重新界定語言與建築 的關係。其中，論述分析作為語言學的一種形式，在社會研究領域，受到 Michel Foucault 代表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影響，將論述視為真實的社會建構、一種 知識的形式；但在語言學領域（lingustic），將論述視為一種社會行動或互動，

由人們在真實社會情境中的互動所形成（Fairclough, 1995），為「使用中的語言

（language in use）」，包括說話與寫作，是在特定社會脈絡下使用的語言。這兩 種對論述的解釋並非絕對對立的，具有相互交會的可能，從前者的觀點，視真 實與知識為不斷由社會行動者藉由各類實踐而建構，則後者使用中的語言為建 構真實的關鍵工具，研究使用中的語言即不能將其移除於社會真實與歷史脈 絡，而是將語言視為洞察真實，以及不斷被建構的資源（Markus & Cameron, 2002）。

真實的建構關乎社會脈絡下權力的運作，批判的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即關注文本服務於什麼樣的或誰的利益，並以何種方式運作的問題，

分析語言選擇的模式，以理解真實的特殊建構是如何被再現的，以及在脈絡中 運作的權力與利益關係（Fairclough, 1992）。接合批判性論述分析與空間實踐，

建築是包圍與組織空間的物質實體，建造物本身不是再現，但建築或者說設計 者經常以文本為基礎進行再現。亦即，設計的文本再現並非先前存在真實的中 性描述，而是以特殊的方式選擇語言建構真實的結果（Markus & Cameron, 2002）。例如建築計畫書即為知識/權力關係建構的文本，藉由將空間與使用者 分類等語言功能建構的真實，最終呈現為建築空間的組織方式以及空間名稱的 分類標籤上，使得建築成為一種社會分類裝置，決定了空間的功能、形式以及

建築是包圍與組織空間的物質實體，建造物本身不是再現，但建築或者說設計 者經常以文本為基礎進行再現。亦即，設計的文本再現並非先前存在真實的中 性描述，而是以特殊的方式選擇語言建構真實的結果（Markus & Cameron, 2002）。例如建築計畫書即為知識/權力關係建構的文本，藉由將空間與使用者 分類等語言功能建構的真實，最終呈現為建築空間的組織方式以及空間名稱的 分類標籤上，使得建築成為一種社會分類裝置，決定了空間的功能、形式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