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趨向正式契約或關係治理的相關評估指標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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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1998)即曾以此網絡為研究對象，驗證衛生福利制度發展下何者為影響 公 私 協力 執行 成效 的重要 指標 。其 以系 絡特 徵(context features)及治理結構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為測量變數，測量CCN計畫中25個協力體系是如何進行 治理，以及協力體系在此兩變數上，不同重視程度所導致的不同影響。而此協力 過程主要涵蓋下列幾點主要原則(Alexander, 1998：312-313)：選擇並支持一共享 願景；建構奠基於共享願景下的共同任務；協力體系中各參與者的角色、責任及 關係的確定；課責的發展與執行，包含協力體系達成願景與任務的進度報告。

根據Jack & Phillips(1993)所提出的公私協力組織(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rganizations, 3POs)，在醫療照護服務的提供上，若要能發揮協力成效必須遵守 下列幾點原則，包括：協力願景的明確界定與承諾；協力的成功來自於有承擔風 險的行動能力、衝突管理能力的發揮、醫療社群的核心價值、醫事團體參與公私 協力的經濟誘因與支援成本利益分析、以及治理結構與適當計畫的設計。總的來 說，即是重視彼此的夥伴關係，令關係增值(value-adding)，並重組彼此的資源，

關注醫療服務接受者的需求。由此觀之，政策執行要能具備成效的首要因素，因 來自於協力關係成效是否良善所致。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測量部分將留待第三章 第一節中有關問卷測量指標發展部分進行討論。該部分的討論與說明將分析兩個 重點，一者，為什麼以Wheeland(2003)的測量題組為本研究協力關係成效的測量 題組；再者，即是說明此測量題組的發展演變及涵蓋的概念為何。

二、 影響趨向正式契約或關係治理的相關評估指標建構

複雜的契約制定，越會針對雙方在契約履約的過程中，明確規範出雙方的角 色與責任、監督履約的執行，以及不服契約規定時獎懲機制。最重要的是，契約 中會載明議決的成果或產出，並希冀受託者能加以重視與落實。但站在網絡關係 的角度出發，這樣的議決過程中，有時多來自於委託方的單方利害關係人的觀點，

而缺乏網絡中多元行動者觀點的審議過程。多數對於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相關 研究，多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觀點進行討論。

Parker & Hartley(2003)針對交易成本、關係契約與公私協力所做的研究指 出，政府與私部門間的協力關係，其實是在一個資訊不足的場域中所進行的交易 關係。而運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觀點有助於瞭解公私協力的優勢與弱勢，主要來 自於這樣的經濟觀點已獲得近二十年的研究積累。在Reeves(2008)所做的研究中，

跳脫以往單純從交易成本經濟學觀點對於協力所做的研究，而借鏡社會與心理學 觀點，探究政府與私部門的合作關係是否有所謂的關係契約存在。該文雖嘗試跳 脫經濟觀點而從社會與心理途徑來觀察協力現象，然而該文仍提及以交易成本觀 點來觀察公私協力將能有較佳的瞭解。Masters, Miles & Orr(2004)透過對於風險 認知與信任概念的調查，討論這兩個概念係如何影響組織選擇市場取向，或是層 級節制的治理機制。而該研究的理論架構也是奠基在交易成本的基礎上，在交易 成本的架構中討論信任與風險偏好的角色。從以上有關契約關係的研究中發現，

不論是單純的走出經濟學的觀點討論非經濟面的協力關係，亦或是建構在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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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取向的模型，討論公私協力的運作。兩者的共通現象，均是以交易成本經濟學 為基礎。而從交易成本的相關文獻，我們可以整理出有以下幾點因素，主導著交 易成本的高低。分別是不確定性的認知、績效測量困難性認知，與風險認知等 (Parker & Hartley, 2003; Reeves, 2008; Masters, Miles & Orr, 2004; Poppo & Zenger, 2002)。

前此也曾提即，即便是採取交易成本經濟學觀點進行契約管理研究的學者，

也有觀察到組織間交換的治理，有時隱含著超過正式契約的範圍。當契約關係形 成後，日後的契約執行是一種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關係，這樣的互動是鑲嵌在社 會關係中的。而在這個以社會關係為基底所進行的契約管理，其所產生的交易成 本將相較於正式契約在擬訂過程中所衍生的交易成本來的低(Dyer, 1996; Dyer &

Singh, 1998)。在組織管理的研究領域中，對於彈性的規範、資訊的共享以及承諾 等的研究，其實是能有效防止交易雙方在過程中所可能潛在的投機行為(Bradach

& Eccles, 1989; Jones, Hesterly & Borgatti, 1997; Adler, 2001)。因此，倘若合作的 雙方能適當的運用此些社會過程的機制與元素，將會有效的減緩正式契約中所要 防範的危機行為，如特定資產的投資、績效的難以測量，以及不確定性。透過社 會治理的治理機制，可同時減少交易行為本質中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危機。

透過以上的討論，本研究認為，委託與受託雙方之間對於正式契約擬訂的複 雜程度，將取決於交易成本經濟學中所提出的三種不同因素。分別是不確定性的 認知(uncertainty)、績效測量困難性認知(measurement difficulty)，與風險認知 (general risk)等。這三種因素的認知程度會影響正式契約的複雜程度，亦即對於 未來的不確定性越高，越有可能的投機行為時，將會促使契約的擬定趨向複雜；

對於績效測量越困難，也越有可能在契約制定時，就嚴格規定必須提供的數量與 服務品質；最後，對於風險認知越高，為了降低履約後的風險，在擬訂契約時，

也會想盡辦法制定出一個可以防範於未然的契約，因此，契約將越趨近於嚴謹、

複雜而沒有彈性。

相對的，本研究也認為，為了要制定出這樣一個客製化的嚴謹契約，勢必會 提升彼此在契約管理上的交易成本，因此，契約管理者很有可能在意識到這些成 本後，轉而趨向於關係治理的治理機制。所以，上述三種因素雖來自於交易成本 的觀點，雖會影響契約擬定的複雜性，同時，本研究也認為，這三項因素也會影 響管理者趨向關係治理機制的程度。如同本研究在一開始的引言即指出，如何思 考將影響一個人的說話，而所說的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Lao Tzu ,1972)。態度與 行為間的關聯也獲得相關研究的支持(張潤書，2000：265； Berelson & Steiner, 1964)。同樣均是面對產生交易成本的三種不同變數，但有些管理者將會採取正 式契約的擬定，而有些人則會採取關係治理的方式。可能原因來自於他對於與公 私部門間合作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此影響其對於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行為。

不確定性是影響契約簽定雙方在考量要趨近於正式契約，或是關係治理的 影響因素之一。不確定性意指在交易的過程中對於非預期的變化(Noordewi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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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90)。因為交易的過程中，其實雙方均是處在一個不完整的資訊場域中，這 些不完整的資訊場域很有可能會導致交易環境的改變，已與當時簽約時不同。因 此，為了防止這些不確定性的環境導致交易條件的改變，契約管理者有的趨向於 更為嚴密的訂定契約，有的則偏向於更從社會關係的角度，採取較為寬鬆的制度 規範，以增加未來面對不確定性所產生環境改變時的應對空間。因此，形成本研 究所欲驗證的假設如下：

H7：對於不確定性的預期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更為嚴謹的正式契 約。

H8：對於不確定性的預期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關係治理的機制。

對於交易關係中績效的測量困難是另一個形成交易成本變高的因素。市場 機制要能成功的發展，需要有能力評估產出的結果與所支付的成本是達到一致 的。當績效的測量是困難時，則很有可能會誘使受託方採取投機行為，以低於契 約價格的成本執行委託事項。在這樣的情況發生時，依據本研究前此的討論，為 了避免因為績效測量的困難而產生的投機行為，則契約管理者將有可能採取正式 契約的方式加以嚴格訂定測量指標；另外，契約管理者也很有可能會採取關係治 理的方式，透過社會關係的網絡互動，開誠布公的資訊分享管道，以共謀問題的 解決。因此，形成本研究以下研究假設：

H9：對於績效難以測量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更為嚴謹的正 式契約。

H10：對於績效難以測量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關係治理的 機制。

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其對於人性的假定除了有限理性外，

還包括投機行為。而這兩項假定即構成交易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危機。也因為這 個風險，則交易過程的雙方會因為在理性自利的趨使下，而選擇握有他人所沒有 的資訊，以便在這個不完整的資訊場域中，令自己掌握較多的籌碼，以利自身與 他人談判之用(Parker & Hartley, 2003)。以往對於風險認知的研究，多將對象集中 在公部門，然受託者本身也面臨著這些理性自利以及投機行為的狀況(Yang et al, 2010)。因此，本研究對於風險認知的探討，屬於雙方在交易過程中一般性的風險 認知調查。與前此假設的提出相同，對於風險的認知，有可能會使契約管理者偏 向正式契約的嚴格擬定與降低所感知到的風險；但也有可能會使契約管理者偏向 採關係治理的方式，藉由社會關係基礎的互信互賴與資訊分享，已達到風險的降 低。形成本研究以下研究假設：

H11：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更為嚴謹的正式契約。

H12：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關係治理的機制。

H12：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關係治理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