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替代與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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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委託代理在目前的操作上已出現許多缺失與困境，但在某些面向上仍有 其存在的價值；相對，公私協力雖有其理想價值，但某些特性也不免為政策執行 帶來潛在風險。如同學者所言，正式契約與非正式的治理關係，其實兩者是相輔 相成的，勝過於單一的治理機制(Poppo & Zenger, 2002: 712；McQuaid, 2000: 11)。
正式契約的規定雖然會顯得較不具彈性而僵化，但也因為如此能夠防止代理人的 投機行為，使得委託代理關係較具透明化(黃源協，2005b：140；Poppo & Zenger, 2002: 712)。相對的，公私協力的長期契約與信任元素，可能會令受託者產生營 私舞弊的自利行為(Walker & Davies, 1999)。以關係治理為基礎的公私協力與委 託代理之間應該不是相互排斥的，這樣的觀點似乎可以從Martin(1999: 57)針對英 國最佳價值與強制性競標的研究得到驗證。最佳價值不是要完全排除強制性競 爭，而是建立在強制性競爭的基礎上。而其中最佳價值的概念與公私協力相同，
講求信任與長期契約關係；強制性競爭與委託代理相似，均奠基在交易成本經濟 學之上。針對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討論，以下將進一步透過檢閱目前相關研究 所指涉三者的關係，提出變項間的假設，以及提出融合經濟與社會-心理理論的 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型，藉以型塑出本研究未來量化驗證的評估架構。
第三節 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替代與互補
本節主要討論正式契約及關係治理的意涵，及兩者與績效間的關聯性。重點 將聚焦於討論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間的關聯性，究竟在治理模式上僅能單純擇 一，亦或是兩者可以相互補足。僅能單純選擇一種治理模式的原因為何？而能採 取整合模式又是基於什麼樣的觀點？以上這些問題將在本節中有進一步的討論。
同時，藉此作為本研究理論模式的塑模基礎。
一、 正式契約
Llewelly(1931:737)形容正式契約是一種高度可調節的架構，這個架構可說幾 乎沒有完全正確的指出實質的工作關係，但卻粗略的描繪出合作雙方關係的變 化、多樣性，對於雙方有疑慮時，提供臨時指導方針，以及當工作關係付出實現 時，對於最終結果要求的規範(Poppo & Zenger, 2002)。正式契約中會指出，在未 來執行特定行為時，應有的允諾與義務。契約越是複雜，越是針對承諾、義務，
和爭論的解決過程越有詳細的規範。例如：複雜的契約中，會明確規範出受託者 的角色和責任、監督和不服從的懲罰等。更重要的是，決定的成果或產出，將會 被重視且加以落實。根據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觀點，管理者的任務是在治理安排中，
以縮減成本為考量，並確保在這個支出成本下能獲得所要的品質與數量的要求。
交易成本來自於尋求買方或賣方，以及交易過程中對於洽談、議價、協議中 所衍生的成本，而之所以有這些成本，主要原因來自於我們是存在於一個不完整 資訊的場域中(Cowen & Parker, 1997: 37；Reeves, 2008: 971)而在交易過程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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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交易成本的觀點，可能存在有三種交易危機，而這些危機亦即是契約制訂時 要加以考量且防範的，分別是：不確定性、績效測量的困難與風險認知等(Poppo
& Zenger, 2002；Masters, Miles & Orr, 2004; Parker & Hartley, 2003)。Vlaar,Van Den Bosch, & Volberda(2006, 2007)即曾在研究中指出，組際關係間所制定的正式 契約，將可減少偏誤、情感的表達、更為聚焦，進而有助於建立良善的組織間關 係。在組際學習的相關研究中，也以路徑分析的實證數據，驗證了組織間的正式 契約關係，係有助於彼此對於資訊的分享的(Lui, 2009)。而這些會影響交易行為 的外衍變數，將於下一節評估架構的建立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於此不贅。根據 以上討論，本研究形成以下研究假設：
H1：詳盡規定的正式契約是正向影響協力關係成效的。
二、 關係治理
治理的核心概念即為規劃制定(planning)(Bryson, 1995)。「治理」的概念界定 為係導入計畫合夥人、經濟、政治、社會事務制度的一種管理過程，且其中原則 包括參與、公正、平等、效率、透明化與課責等等。治理即是計畫制定的涵義在 於，計畫本身可以作為引導政府合夥人的行動方向，提供達成目標的執行方案 (Catanese, 2004; Woodbury,1953)。晚近，Ali Farazmand所提出的健全治理(Sound Governance)也強調創新的重要地位。健全治理涵蓋有效治理(good governance)及 健全行政(sound administration)兩個層面。前者係指政府的運作要具備適應力、重 視能力的建構與發展、在管理與政策上要能持續創新；而健全的行政系統是動態 的、彈性的、多元的，以及穩定的結構和價值導向的(Farazmand, 2004: viii)。從 以上對於治理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治理其實不僅僅單就契約的規範而已，其中 涉及到其他非契約規範的重要元素。如同。Goldberg (1979)建議治理要利用「機 制」、「方法」、「手段」以及「策略」去維護雙方的交易。亦即利用法律契約 以外的型式去維持雙方的關係(葉英斌、李岳儒，2012：136)。
許多學者觀察到(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者)，組織間交換的治理實隱含著超過 正式契約的範圍，組際間的交換係鑲嵌在社會關係中的。治理將會出現在社會關 係中的價值與同意的過程中(Heide & John, 1992)，而在這個過程中，與正式契約 相較將可以有效縮減交易成本 (Dyer, 1996; Dyer & Singh, 1998)。對於這樣一種 關係治理的交換，透過社會過程可以促使承諾與義務的實行，而這個社會過程強 調資訊交換、彈性與凝聚的規範。彈性使得雙方可以應付未預知的事件；凝聚促 使雙方建立起雙邊的問題解決管道，而相互的調整也創造出共同行動的承諾；資 訊的交換促進彼此對於問題的解決。因此，倘若合作的雙方能適當的運用此些社 會過程的機制與元素，將會有效的減緩正式契約中所要防範的危機因素，如特定 資產的投資、績效的難以測量，以及不確定性。
在組織管理研究的領域中，對於彈性的規範、資訊的共享以及承諾等的研究，
其實是能有效防止交易雙方在過程中所可能潛在的投機行為(Bradach & Ec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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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Jones, Hesterly & Borgatti, 1997; Adler, 2001)。透過社會治理的治理機制，
可同時減少交易行為本質中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危機。經濟學者關心在關係治理中 的理性與算計面向，尤其是對於未來交易的期望，而這個期望會影響目前的合作 關係；相對的，社會學者所關心的是交易關係中的社會規範與社會鏈結(social ties)，此些是起源於交易關係前的(Uzzi, 1997: 45)。
由上述對於關係治理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在交易關係中，「信任」應是一 個重要的元素，它是鑲嵌在特定的交易關係中的。在交易的本質上，只要一次的 交易事件是在互信的狀態下，則未來的交易行為都會被預期是雙向互信的。對於 經濟學者而言，互信的建立是奠基在雙方長久的合作關係中，因為每次的獲益都 是來自於行動者間的相互信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產生所謂的互信。即便在上述 經濟學家的觀點下，Williamsom(1996: 97)仍然認為，信任是一種令人迷惑的概 念，因為交易的關係一定是計算的，且此計算是雙方交易的風險，而不是信任，
交易行為的描述應該是以風險而不是以信任來加以描述。雖然如此，對於信任與 協力的看法，在經濟學者與社會學者的主張中仍有重疊的地方。社會學者與經濟 學者均主張，重複的交易將會促進有效的交易，而且重複的交易也會提供更多的 資訊，讓合作的雙方了解誰是可信誰是不可信的。除此之外，實證研究也顯示，
信任則有助於組際交易的績效改善，而關係治理則與信任有關(Saxton, 1997;
Zaheer, Mc-Evily & Perrone, 1998)。根據以上討論，本研究形成以下研究假設：
H2：關係治理是正向影響協力關係成效的。
三、 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是抵換的
多數的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多認為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是替代的。當採取 其中一種治理機制後，勢必會排除另一個治理機制。尤其關係治理中的信任元素，
會隨著簽約關係的次數逐漸增加，進一步的減少彼此的交易成本。如同Dyer &
Singh(1998)所言，信任和聲譽將常常取代正式契約中的控制機制。Gulati(1995)對 於契約與信任間的替補關係做了以下的說明：
…信任改變了原本對於交易成本的評估。信任削減了對於投機行為的恐 懼，而且能控制交易關係中的交易成本…換句話說，信任可以替換任何 交易關係中的層級式契約…(Gulati, 1995:93)11
相同的，Uzzi(1997)提出鑲嵌在社會結構的交易關係，將可節省很多以往花 在協商談判的時間。甚至有學者提出正式契約是不重要的，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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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trust between alliance partners emerging from prior ties clearly alters assessments of the transaction cost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alliance. Trust counteracts fear of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nd as a resulit, is likely to limit the transaction costs associated with an exchange...In other words, trust can substitute for hierarchical contracts in many exchanges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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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正式契約(Larson, 1992: 28)。因此，對於替換一說有一個基本假定是：假如 有一方信任另一方，則對於契約關係中特定行為的界定將趨於簡單。
除了信任因素會影響交易成本對行為所做的觀察外，仍有其他學者對於替 換觀點提出其他的看法以為補充。他們認為正式契約會破壞關係治理的形成與發 展。Ghoshal & Moran(1996: 24)即認為正式契約中所清楚載明的控制機制，將有 害於合作關係。他們認為，當受託者被監控的話，則：
對於理性控制的使用，即形同暗示著既不信任也不互信。對於管理者而 言，消極的感受到如Strickland(1958)所描述的：監督困境，那就是對於 監督、堅守和職權的運用，將使得管理者不信任受託者，且會感到需要 更多的監控(Ghoshal & Moran, 1996)12
Macaulay(1963: 64)也曾提出，契約的訂定並不是在許多情況都是需要的，
很多時候，契約的簽定也會產生意料外的結果，詳細的契約規劃可能可以在合作 的各方參與者間創造出好的交易關係，但也有可能因為訂定的過程過於嚴格而破 壞了彼此的信任與友情，從一個協力關係轉而變為一種敵對的討價還價的競合關
很多時候，契約的簽定也會產生意料外的結果，詳細的契約規劃可能可以在合作 的各方參與者間創造出好的交易關係，但也有可能因為訂定的過程過於嚴格而破 壞了彼此的信任與友情，從一個協力關係轉而變為一種敵對的討價還價的競合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