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從戒嚴到解嚴後的發展
第一節 主流基督宗教宗派與政治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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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從戒嚴到解嚴後的發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作為在台最大的基督教教派，其與台灣的發展有密切相關。
1949 年後由中國各地隨政府來台的各教派，因為歷史與政治的緣故，傾向遠離政 治的政教關係。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則在慢慢的台灣歷史中，不斷調整自己的政教 關係傾向，直到普世教協事件後，才不斷升高政教間的緊張關係。國民黨政權透過 沒收聖經、逮捕傳道人、派出間諜監視教會施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然而長老教會 卻始終無懼壓迫，在戒嚴解除前仍發出許多有違當時政治氛圍之聲明。在本章的最 後研究者也試圖將台灣基督教兩大勢力的發展與美國做比較，卻很不幸的發現台 灣的基督宗教的邊陲性，甚至有因文化、以及本身限制而成的玻璃天花板。
第一節 主流基督宗教宗派與政治的互動
近代基督教傳入台灣，以 1859 年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士郭德剛神父（Fernando Sainz）入台傳教最早；屬於新教方面則有 1865 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馬雅各（J.
L. Maxwell）醫生來台灣南部傳教為始。不久之後，同屬長老教會的加拿大長老教 會也派遣馬偕牧師（G. L. Mackay）來台，馬偕牧師後來選擇在台灣北部傳教。日 治時期，部分日本國內不同的基督教派也陸續派人來台傳教。基督教傳入台灣的時 間雖然只有一百餘年，但是卻呈現豐富的多樣性，單單台灣社會便有 50 個宗派以 上。因此論及基督教的政教互動時應特別注意其內部差異性非常大。273
在 1950 年代前，台灣基督教教派十分單純，以天主教、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真耶穌教會與聖教會為主，直到 1950 年代大陸淪陷，政府遷台，「外省」族群為主 體的各個基督教派隨著國民黨政權退至台灣，為台灣基督教會的族群生態帶來新
273趙星光，〈戰後台灣基督教會發展經驗與現況分析〉，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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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驗與變數。274由於長老會延續戰前的本土化路線，堅持以台灣本土語言翻譯
《聖經》、宣揚基督福音，並培養台籍神職人員，導致其產生與隨國民黨流亡來台 的天主教與基督教其他宗派的隔閡，後者以蔣宋美齡等國民黨要員為後盾，在戰後 初期的威權時代佔有絕對優勢。275
基督宗教為何在整個國民黨政權中扮有重要的角色，這與蔣介石的信仰脫離 不了關係，甚至，蔣介石改宗基督信仰本身，至今仍有各種爭議。在政治上，中國 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四大家族中的三家是基督教家族，276在其周圍又聚集了大量的 基督教的下屬和幕僚，因此，國民黨嫡系對中國的統治可以說是基督教家族對中國 的統治。當蔣皈依基督宗教，「基督徒蔣介石」成為一個巨大的公共符號，並在中 國即拉攏這三大家族，鞏固其黨、政勢力，也藉著黨國體制對基督教界的滲透。然 而，作為民國初年的傳統派人士，蔣介石肯定儒家傳統、尊敬新儒家也是眾所周知 的，其年幼即在奉化學堂學習儒家經典。他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十分明顯，在他的文 集中就有提到：
因此我們要做革命黨員，必先要以精誠來保持固有的道德和傳統 的精神，才能復興民族最高的文化，恢復民族在世界上他特殊的 地位。277
蔣介石就在儒家與基督教的糾結之中，儒家視蔣介石為儒生，認為對他影響最 大的人是王陽明與曾國藩這兩位大儒，或至少退一步稱蔣介石是「以儒家為體，基
274曾慶豹教授在近年針對這段 1965 至 2015 年間台灣教會歷史蒐集極多珍貴的史料，揭露政治如 何深入地介入教會的宣教和治理。
275曾慶豹，《約瑟和他的兄弟們：或是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頁 231-254。
276中國四大家族一說並非經嚴格定義的學術名詞，此四大家族一般認為是「蔣、宋、孔、陳」：蔣 介石家族、宋嘉澍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陳其美家族，他們在 20 世紀上半葉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和經 濟命脈。
277蔣介石，〈如何做革命黨員〉，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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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為用。」而我們也的確看到，蔣介石的政權強調如第三章中所提到，深受儒家 影響的定於一尊式的二元政治觀，與人治高於法治的政治行為。就如 1949 年後國 民黨在台灣對待基督教的方式也是，其政策即為「以反共來護教」、「護教就必然反 共」，如果在反共的立場上不明確，即走向違反信仰的異端之列，間接造成了國語 與台語教會的壁壘分明。
在 1945 年以後的 10 年間，特別在 1950 年以後，許多隨著中華民國撤退台灣，
並重新建立教會，短短 10 年間，台灣基督教的「國語教會」（派）大量增加。這些 被統稱為「國語教會」當中有諸多就是國民黨的官員、黨工，教會的核心人物多是 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根據史文森2781981 年的調查，1955 年台灣的基督教派已 經增加到 36 個；另外根據《2011 台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的「2011 年台灣基督教 會（宗派）資料統計」數據，279列出 2011 年台灣基督教共有 57 個教派，我們進一 步確認其中 30 個教派是在 1945 至 1955 年之間設立的；1955 年至 1960 年間又增 加了 5 個教派，也就是現有的台灣基督教教派中，將近三分之二是成立於第二次 大戰後的 15 年間。
在此十年間教派數大幅增加，並分為兩種，其一為傳統新教，如安立甘宗
（Anglicanism）的聖公會、信義宗（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的路德會和信 義會、衛理宗（Wesleyans）的衛理公會、浸信會（Baptists）、改革宗（Reformed church）
的長老會等。另外一個主要系統為聚會所（現稱召會），沒有牧職、沒有教階、對 既有教派持嚴厲批判立場的教會，這類教會充滿宣教的動力和熱情，對台灣其他教 會造成的衝擊，類似當年真耶穌教會傳入的情況。
除了隨政府撤退來台的基督徒外，原來在中國地區宣教的西方差會與宣教士，
被迫離開由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中國大陸，部分宣教士轉抵台灣，繼續向在大陸來
278史文森（Allen J. Swanson）著，盧樹珠譯，《台灣教會面面觀—1980 年的回顧與前瞻》。
279朱才三，〈2011 台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2016 年 11 月 14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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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說國語為主體的外省籍人士宣教，當時外省籍人士離鄉背井，人心浮動，宗教 需求增加。280接續，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駐守台灣，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得台 海局勢穩定，加上宣教士投入，宣教資源充沛，造成教會復興。在這期間受洗的基 督徒人數也有大幅增加，據 1945 年的統計，長老教會有 30,429 位信徒、聖教會 2,000 位信徒、真耶穌教會則有 5,050 位信徒，三個最早的教派信徒合計約 37,500 人，但到了 1950 年估計的基督教信徒人數成長到 70,000 人，1964 年則又增加到 278,700 人。從 1950 到 1964 年，基督教信徒的人數大約增加了 210,000 人，增長 率約為 293%（見下表 8）。
表 8 1950-1979 年基督教會友人數、人口數與成長率之比較 281
年度
1950 1964 1979
會友人數 70,000 278,700 360,000 會友成長率 N/A 293% 29%
總人口數 7,554,399 12,256,682 17,543,067 人口成長率 N/ A 62.25% 43.13%
教堂數目 368 1796 2303
教派數目 10 50 57
蔣介石通過對這個「基督徒」符碼的建構，作為開展外交活動的一把鑰匙。親 基督教色彩使國府獲得美國方面的好感，宋美齡在當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其濃 厚的美式作風，更將濃厚的基督教色彩帶至華府，使國府與美國政界培植出深厚關 係。日後出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雖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 本人有不滿之處，但於回憶錄中大量讚美蔣介石。282
而基督教則根據自身的需要，「基督徒總統」這個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s）
280瞿海源、姚麗香，〈台灣宗教變遷之探討〉，頁 1-27。
281瞿海源，〈台灣地區基督教發展趨勢之初步探討〉，頁 15-28。
282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著，常江譯，《在華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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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創造性詮釋，主要是將其作為一種彰顯基督教吸引力和正當性的方便資源，為 基督教外部環境的改善及基督教對中國存在價值的正名增添一個註腳，也為基督 教適應中國社會和擴大傳教鋪路。到了 1975 年蔣介石去世，教會也借助國喪期宣 揚蔣介石的信仰。
時序到了 1987 年解嚴之後，在台灣所謂「國語」系統的教會（包括天主教）， 無論是傳統的主流教派，或是近代新興教派、獨立教會、基督教團體，其政治參與 可以說仍然「含糊不明」。這種歧異除了來自前方所說的族群差異外，接下來就是 應運而生的各教派對《聖經》的解釋不同而產生的。換言之，他們在神學思想上有 著顯著的差異。在台灣地區，大致上各教會對政府的立場有三大類別：
第一類的教會多不過問政治保持緘默，他們只追尋個人的屬靈和教會的成長，
無論是傳統的主流教派，或是近代新興教派和獨立教會，這好像是不參與政治，但 對現狀表示緘默，背後邏輯為接受現狀，也就是支持維持現狀的政治主張。這些教 會通常不認為他們參與政治，也反對教會的政治參與。例如召會聚會所及真耶穌教 會。
第二類教會則顯然抱持保羅的立場，283對執政當局採取完全順服的態度，有些 教會是經常，有些是偶而發表一些支持政府政策的言論。但這些政治參與有時候又 似乎不是自發性的。因此，這些教會通常也不以為他們參與政治。或是說，他們認 為支持政府的言論不是政治參與，批判或反對的言論才是政治參與。他們也是主張 教會不應該參與政治的，甚至批評其他教會的政治參與。例如天主教、摩門教、浸 信會及其他一些小的教派，他們（摩門教除外）常常公開表示全力擁護政府的決心，
283在初代基督教會中，耶穌的兩大門徒，彼得和保羅對教會與政府間的關係就持有不同的看法。
彼得認為：「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 5: 29）但是保羅卻有很不相同的主張，
他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他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